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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公布国民党发动内战、反人民的一些背景材料。借此也宣传了我党的主张
和介绍我解放区的情况，其中包括一些党的领导人的情况。这个刊物比较讲
究宣传艺术，标题不那么呆板，如《延安也有美国兵》、《共产党的“骂”》、
《CC 与CCC》等，很吸引人。第十期刊有《中共宣传部长“衣锦还乡”》，
副题是“新华日报出版有期”，以此来报道中共代表团已经到达南京的消息。
陆定一是江苏无锡人，这就会引起读者的兴趣，而“衣锦还乡”原来就是打
了引号的。所以从形式上看，《消息》半周刊的版面显得有些零碎，其实这
正是体现刊物特点的一种灵活性，也是争取刊物合法化的必要手段。创刊号
没有什么发刊词之类的话，仅仅在以后出现的《征稿小启》中，提出欢迎“言
之有物，反映现实”的通讯、小品、杂文、图片。不要论文和小说，正是体
现夏衍同志提出的“匕首”和“投枪”式的特点。刊物以内容取胜，又照顾
到国统区读者的欣赏习惯，因此问世以后不胫而走，很快就发行到两万册以
上，这个数字在当时是惊人的。
夏衍同志提到：“当时，国民党已经用封官许愿的办法，收买了青年党
和民社党，敌伪时期和汪精卫勾结过的青年党头子李璜又跳出来拥蒋反共。
过去一直留在上海的方行找到了一首李璜和汪精卫的唱和诗，于是我就写了
一篇短文，把这首诗发表出来，作为青年党叛国的证据，还故意恐吓他说：
‘本刊藏有不少李某与汪逆来往函件及唱和诗词，这些小丑如继续颠倒是
非，兴风作浪，本刊即将继续将此类材料制版发表。’。。”按此文登在1946
年4 月25 日出版的《消息》半周刊第六期，题名《曾琦梁鸿志唱和录》，作
者署名“古董家”。夏衍同志把曾琦的名字误为李璜了，把伪行政院长梁鸿
志的名字误为汪精卫。曾、李都是青年党的头目，汪、梁都是大汉奸，事实
和性质都没有错，估计夏公手头没有这份刊物而记错了人名。在文章的最后，
果有夏公所述的话：“曾先生近年墨宝，敝古董家搜罗尚丰，读者有兴趣，
鄙人当徐徐制版抄录而公诸于世也。甲申后三年，天昏地黑之日。古董家撰
于上海。”这种善于利用敌人的材料，从事宣传斗争的技巧，正表现了一个
成熟的革命者的才略，而夏公一生究竟用过多少笔名呢？“古董家”又是这
不计其数中的一个。为了斗争的需要，夏公的笔名确乎难以统计，所以前些
时候报上刊出一个确数，我是表示怀疑的。
夏公又提供：“这份小刊物是一位名叫贾进者的开明绅士资助了‘一根
大条’（黄金十两）而办起来的。”《消息》半周刊当然是由党组织和党员
办的刊物，但是如果当时没有“开明绅士”的资助也许就办不成，夏公不忘
旧情地在此记上一笔，体现了我党重视统一战线工作的传统作风，是非常有
意义的。当年支持这个刊物并应约题字的民主人士，夏公提到了黄炎培、朱
学范两位，此外还有马寅初、阎宝航、章伯钧、梁漱溟、施复亮，以及郭沫
若和田汉。写文章的则有叶圣陶先生。马寅初的题词是：“国破人亡，民穷
财竭。”陶行知题诗两首是：“说是人民第一，弄得没有饭吃。指望内战快
停，愿您传此消息。”“我从首都经过，自由尚无一滴。前天到了上海，喜
见民主消息。”诗中两见《消息》的刊名。《民主》，可能是指当时马叙伦、
郑振铎合编的进步刊物。这里都有双关的含义。
1946 年5 月23 日，《消息》半周刊出版了十四期以后遭到查封，历时
共一个半月。夏衍同志亲切地称这个刊物为“小草”。而为了这株“小草”
贡献独多的姚臻同志，在“文革”中竟被“四人帮”迫害致死，这是不能不
令人深以为恨的。
《烽火十城》
《烽火十城》，徐盈著，1946 年6 月北平文萃社出版，由西长安街的中
外出版社总经售。（见图81）所谓文萃社，实际只是当时代印上海《文萃》
北平版的一位同志经营，得到了军调部中共办事处的支持。徐盈先生是《大
公报》名记者，当时与夫人子冈在《大公报》驻北平办事处工作，这是他的
一本报告文学集，或者说是他在抗战胜利后新写的一部特写、通讯集。徐盈
于抗战前在报界就享有盛名，他长期从事新闻工作，又没有放弃过小说创作。
他的文学修养是一般记者中少有的。同时他还进行过某些专题研究，如对中
国著名实业家的考察和研究，等等。这样，他又成为一位富有学人品格的新
闻记者。然而，他主要还是写报告文学。这固然是职业的需要，说到底是时
代的需要、革命的需要，因为徐盈首先是一名共产党员。抗战初期，他同子
冈已是地下党员了。后来在重庆为党做了大量工作。《烽火十城》正是他在
北平工作初期，跟随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采访而写成的专题报告集。
这是一个风云激荡的时代。抗战胜利了，人民要求生活安定，国家富强，
而国民党则要夺取人民的胜利果实，企图消灭共产党，发动了内战。徐盈在
《烽火十城》一书中，特地在书端摘引了英国作家迭更斯在《双城记》写的
《开端》——
那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那是光明的时代，也是黑暗的时代，
那是有希望的春天，也是绝望的冬天。
我觉得作者借用这一段话来概括当时的形势是很恰当的，那的确是黎明前最
黑暗的一段日子，对于反动派来说是绝望的冬天，对人民来说春天已经不远
了。
全书标题如后：《北平调处执行部》、《从张家口说起》、《张家口人
物速写》、《集宁风砂》、《从济南看山东》、《彭城走马记》、《大河南
北》、《归绥一瞥》、《太原印象》、《延安的春天》、《“中原战事”以
后》。作者以民间报纸的一位记者，随时与美军、国军和中共军事人员接触，
又不能暴露中共地下党员的秘密身份，这是一种特殊的心理、感情。在他的
报告文学中，非常巧妙而自然地流泻着这种感情。他愿意不动声色地传达出
心底隐藏着的希望和愉悦的心情。这是一本真实地反映了那个历史时代的报
告文学集，连书名也带着历史的烟云。历史已逝，那难忘的斗争仍然吸引着
我们。
最有趣的是，在五天之内，他曾经跟着美国五星元帅马歇尔将军的专机，
先后到了解放区的张家口与延安。作为党员的徐盈是回到了自己的家。他在
张家口见到了分别八年的丁玲，还有新结识的萧三。“丁玲带了一个皮帽子，
穿着士兵大衣，萧三则穿着舶来品的皮短袄。”他不能畅写所见所想，包括
他从飞机上最初看到了延河，也不能为之欢呼。他要尽力表现得冷静和“客
观”。
作者善作人物速写，他在书中写了周恩来、刘伯承、聂荣臻、贺龙、萧
克、成仿吾、董鲁安等人。他还写了傅作义、阎锡山等美蒋军官。在延安他
只能停留一夜，宴会餐厅是用马灯来照明的，他在马灯下见到了主人毛泽东、
朱德，还有活跃在宴会上的江青：“江青女士从在飞机场上迎接马歇尔的一
刹那起，不论到那里，她都形成为一个中心人物。。。她方从重庆医牙归来，
她说重庆的物价吓死人，她又说在那里看了两次话剧，很不错。记者问她今
后是否还要从事话剧演出，她想一想说道：‘如果团体让我去做，我就做，
如果不需要，就不做。’”我不知道“文革”当中，徐盈先生是否为了这段
文字吃了苦头，也不知道“造反派”和江青本人，是喜欢他这样的描写呢，
还是很不喜欢。
很久不见徐盈先生了。他身体不太好，正在家中休养，很想去问候他，
并同他聊聊《烽火十城》的事。
女作家施济美
一部形成文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实在也挤不下众多作家的名字，所以
某些作家和作品尽管流行一时，也只能时过境迁，随风而逝，人们忘记了也
就忘记了。这不能责怪史家。但是，对于文学史家来说，又不能只着眼一流
作家的作品，否则何以断定谁是一流？谈史论文凡在大处无创见者，往往也
正是忽视了无数个小处的结果。若是写某一阶段的详史或研究某项专题，更
不能大而化之。
1990 年第三期《随笔》杂志，刊有一篇补白《施济美》，施是一位四十
年来未见提及的女作家的名字。作者说，施在四十年前的上海，与女作家张
爱玲齐名，在读者当中曾经形成过一批“施迷”。笔者当时不在上海，不敢
轻易断定如何，如果讲起沦陷区上海的知名女作家，除了张爱玲、苏青以外，
应该数施济美了。三位女作家在抗战胜利后仍有新作发表，比较活跃的反而
是施济美。那时她才二十几岁，正是创作力旺盛的时期。1947 年5 月，上海
大众出版社出版了她的小说《凤仪园》（见图82），似乎是她的第一本书。
据说她又有小说集《鬼月》、《莫愁巷》问世，笔者未见。
施济美的作品对象，主要是城市青年。她的文笔流畅俊美，还含有一点
幽默感，而大部分主题都离不开家庭和学校、恋爱与忧伤。这很适合当时城
市青年的口味。她的作品就如她的年龄一样，生活阅历太浅，很多故事都是
虚幻的，美丽而不真实。读她的作品，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写《鬼恋》的徐讦，
或当今写纯情小说的台湾女作家琼瑶。生活天地狭小，观察社会生活的深度
不够，但作品里却保留着少女的一种纯真。她的小说大体也属于纯情小说一
类。
读她的小说，也不知道那些故事是发生在战前还是战后，即以中篇《凤
仪园》来说，只是讲一个青年家庭教师与单身主妇之间的爱情故事，最后当
然是个不了了之的结局。作者讲她所以要写小说和出书，正如她喜欢珍藏幼
时的用物一样，在她那家传的樟木箱子里，“锁着多少个昨天，和昨夜的月
亮、太阳、星星和年华”。总之，如果一个作家抱着为创作而创作的理想，
那么很可能什么也讲不清楚。然而，她的作品也不是一无是处，如短篇《蓝
天使》、《痴人的喜悦》等，刻画小市民的心态颇为生动，证明作者熟悉城
市生活，且有能力表现他们。《蓝天使》讽刺了一对爱虚荣而又自私的母女，
从侧面也反映了人民生活的艰危。《痴人的喜悦》写小职员生活的悲辛，带
点酸味的幽默。作者也发表了不少散文，风格近于清丽典雅的一派，可惜不
曾结集。
据《随笔》上的文章介绍，上海解放后，施济美加入了文协，还以笔名
发表过诗，也参加过文艺界的一些活动。开会时，她常常故意迟到，然后，
悄然无声地坐在一角。“三十几岁，身材稍高，朴素清雅，还有些不易觉察
的抑郁；虽然总是默默地微笑着。”应该说，她完全可以在新社会施展才华，
也有可能加强作品的深度和力度。想不到“文革”初期，她不堪“造反派”
对她的批斗污辱，同另一位也不曾结婚的同住女教师，打开煤气，一起“主
动”地告别了人间。这当然是不应该发生的一个悲剧。
丁玲编《长城》
抗战胜利后，延安的一批作家出发到新区开展工作，那是个热火朝天的
大时代，人们兴高采烈地准备去创造新局面。由艾青、江丰率队到华北去的
队伍浩浩荡荡，最后到了张家口。作家孙犁在《＜善暗室纪年＞摘抄》中说，
一路上队长分配他先打前站，后来又为女同志赶毛驴，“路上大军多路，人
欢马腾，胜利景象。小孩置于荆筐，一马驮两个，如两只小燕”。丁玲和陈
明、杨朔等人也以延安文艺通讯团的名义准备去东北。走了两个月，于1945
年12 月到了晋察冀中央局所在地的张家口市，结果因东北发生内战，交通暂
时阻隔，只好留在这里。这个时期，聚在张家口的作家很多，除了艾青、丁
玲等人，连高长虹、陈学昭、萧三等人也在这儿。有的还从这里到国统区去
工作，或者上了前线。孙犁同志从这里回到故乡冀中去工作。
在《晋察冀日报》主持工作的邓拓同志，利用这个好机会，请丁玲主编
报纸的文艺副刊。1946 年7 月，由丁玲主编的文艺刊物《长城》（见图83）
也在张家口创刊了。在近年出版的《丁玲研究资料》（1982 年3 月天津人民
出版社）和《丁玲纪念集》（1987 年7 月湖南人民出版社）里都说，这刊物
是由华北文联办的，不确，应是中华全国文艺协会张家口分会主办的。华北
文联办的刊物是《华北文艺》，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