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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顾家好刚做乡长不久，要顾家富从县桥梁工程公司请来一位桥梁工程师，在苦藤河乡住了一个月，将图纸拿了出来，资金也作了预算。那位桥梁工程师拿出的是两张图纸，两套方案。一套方案是在苦藤河上修一座能过渡的便桥，五米宽，两百米长，中间两个大拱，两边两个小拱，两头的辅助桥就地取材，用石头垒。造桥的一些副工，动员苦藤河乡的老百姓用义务工的形式完成。大约需要两百万的资金。另外一套方案是根据苦藤河乡的丰富资源和日后发展的需要，修双车道水泥大桥，资金大约需要四百万。顾家好有些犹豫，不说修大桥，修一座小桥，连刚刚出生的小孩和八十岁的五保老人都算在内，人均得三百元。要收上来这么一笔钱谈何容易。逼急了，说不定上吊的喝农药的，什么人命案子都会发生。这时，他那个在乡企业办做主任的弟弟顾家富出主意说，要从农民身上弄那么多钱怎么可能，先从他们手中弄五十万，人均一百。连同县里的三十万一并放到乡企业办，我们拿去炒地皮。如今全国都在搞开发区，炒地皮赚钱。说不定一个晚上就赚得几十万。“这叫借鸡下蛋。你乡政府给我一只鸡婆，我顾家富就会给你生出一颗金蛋来。”
他的这个主意首先得到了丁安仁的同意，他说苦藤河乡的老百姓祖祖辈辈都这么过来了，也不在乎一年半载没得桥过。顾家好说：“我不要你一个夜头给我赚几十万，你三年之内给我还本八十万，再给我四十万的利润，我另外想几十万的办法，凑起一百五十万，请工程师将图纸再改窄一些，改简单一些。一个乡几千人过桥，不用修得那么讲究。”
顾家富连声说没问题，到时候乡政府只清点票子就是。当时的乡党委书记和如今的李冬
明一样，也是从县委办下来的，比李冬明还年轻，比李冬明还急着想回城里去。百样事都靠着这位土生土长的顾乡长。顾家好说：“一下给农民减少几百元的集资，迟三年修桥也值得。”
顾家富用那八十万块钱在连山镇西头的荒山坡上圈了十二亩荒地。按当时顾家富的说法，一位广州的老板看上了那块坡地，说是要在那里修吊脚楼做度假村，让那些城里人过年过节带着女人来度假，到时候广州老板没有三百万休想从他手中得到那块荒坡地。然而，几年过去，并没有什么广州老板来买那块荒坡地修吊脚楼做度假村。从苦藤河乡老百姓手中集资来的汗水钱也没有生出什么金蛋来。人们背地里说，那块荒坡地只能做坟场埋死人，谁也不会和他顾家富去炒。那块荒坡地至今还摆在那里长芭茅草，让蛇和老鼠栖息。顾家富自己的家却变了样，将茅山冲的房子卖掉，在连山镇离火车站不远的黄金地带修了一幢三层楼的砖房。
三楼自家住，一楼开餐馆，二楼开旅馆。请了几个漂亮的农村姑娘做服务员，白天扫地擦桌子端茶送水，晚上陪客人睡觉。来酒家住宿的客人多，生意就特别红火。据说顾家富的存款已经上了百万。他的兄长顾家好和企业办的匡兴义宁占才三人也将房子搬到河那边去了。修的房子虽不及顾家富的好，毕竟老婆孩子都离开了穷困落后交通又极不方便的苦藤河乡，孩子读书也不用担心会掉在苦藤河淹死了。这就使得苦藤河乡的老百姓意见格外的大了，骂顾家兄弟心肝太歹毒，拿着大家的血汗钱为自己谋取好处。
乡纪检委员何奔认为这中间有贪污腐败的问题，多次向县纪委反映情况。大岩村的村支书莫胡子，竹山垭村的村支书全安，当阳坡村的村支书刘来春几个人，还联合一些村民联名向县里向市里甚至向省里写信告顾家兄弟的状，要求退还他们的集资款。做了副县长的丁安仁就从县农业局弄来几个人，像模像样地下来查了几天账。但顾家富拿得出凭证，老百姓的集资款的确全都抛在连山镇那片长着芭茅草的乱坟岗子上了。要说有错，也只是属于决策上的错误。如今这种花钱交学费买个教训的事情已经很多很多，实在不足为奇了。人家几千万，甚至多少个亿抛出去买田买地买山买水，开发这开发那，到头来连水泡泡都不起一个，苦藤河乡丢八十万算什么嘛。对于顾家兄弟自己买地皮建房子做生意买卖的问题，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说起来还是好事情啊，也算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连山镇又有优惠政策，谁拿得出钱，谁都可以在连山镇买地皮修房子，做生意赚大钱发大财。哪个眼红都没有办法。丁安仁派下来清账的工作组在顾家富的连山酒家住了半个月，走的时候去苦藤河乡召开了个村民小组长以上的干部会议，将调查结果说给大家听，气得苦藤河乡的老百姓胸口堵血，说你乡政府今后再叫集资我们要交了就都是条死狗卵，就都不是人娘养的了。
第二天，村支书会议如期召开。九个村支书一个不缺地来了，乡政府的干部职工也都到得特别齐，没有一个请假。李冬明将县里拨款一百万支持修苦藤河大桥的事说给大家听，还传达了赵书记和常县长的指示。过后就将乡党委的决定向各村支部书记作了传达，他说：“乡党委经过认真研究，决定十月一日动工在苦藤河修建水泥大桥。为了适应西部大开发的大形势，为了让我们乡尽快脱贫致富，人民群众都能像连山镇的老百姓一样过上好日子，我们要修双车道大桥，跑大货车。只是，资金还有相当大的缺口，除了县里给我们的一百万，还要从我们老百姓自己手中集资三百万。
考虑到大家的实际困难，乡政府决定人均的五百元集资款分两次交，第一次人均交三百，九月十号以前交清。第二次交两百，明年五月底之前交清。各村的支部书记散会回去之后立即召开群众大会，耐心地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要他们克服一切困难，想办法筹集资金，踊跃交建桥集资款，确保十月一日建桥工程队动工拦河下基脚。”过后，李冬明说乡政府决定成立大桥指挥部，“由我担任指挥长，顾乡长任副指挥长。乡党委其他成员都是指挥部的领导成员。”他没有说让顾家富做大桥指挥部的后勤工作。
李冬明来苦藤河乡工作半年多时间，已经听到了很多有关顾家富拿着老百姓的集资款，炒地皮借鸡下蛋为自己谋取好处的议论。在今天这个集资修桥的动员大会上，当着各村支书的面宣布他顾家富做大桥指挥部的后勤工作，是万万不行的，那无疑是给自己收集资款设置阻力和障碍。不过，他也不会在意群众的意见和议论的。这是县里已经了结过的事情，还是丁副县长亲自让人处理的，再议论他也不能当一回事。况且，顾家富是顾家好的亲弟弟，你这里当回事了，顾家好就会有意见，日后处处跟自己过不去，自己的工作就没办法开展了。没有政绩，回县里去也就会遥遥无期了。他李冬明为什么要做这种两边都不讨好的事情。没有料到李冬明的话一说完，顾家富就慷慨陈词地说了许多修大桥能够让大家尽快富起来的话。过后就当着九个村支书的面，将一个装有两万元现金的红包双手十分郑重地交给李冬明，表示对修大桥的支持。顾家富这一捐，使得乡干部们都有些拉不下面子，也只有掏口袋。顾家好大声表态捐两千。李冬明就表态捐三千元，他动情地说：“为了让苦藤河乡的老百姓过河再不挤那船底到处冒水的破船，为了像伍老倌家那样的悲剧不再重演，为了让苦藤河乡的老百姓早日富裕起来，我李冬明甘愿吃三年方便面。”
九个面无表情的村支书坐在下面，看着顾家富走上主席台，将那个两万元的红包交给李冬明，李冬明和他一块将红包高高举起，他学着电视里那些款爷捐款的模样，将脑壳高高地仰着，居高临下地矜持一笑。九双瞪得滚圆的眼珠子就开始灌血。
李冬明善解人意地说：“我们做干部的拿的是国家的钱，捐点出来应该。我们是公仆啊。公仆就应该多为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顾主任捐钱也应该，他是我们苦藤河乡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应该为苦藤河乡的老百姓都富起来贡献力量。我不要你们村支书捐钱，你们的补贴一个月才五十块，一年也只有六百，奉献已经够可以的了。你们几个村支书的家里我都去过，都是困难户。特别是茅山冲村张有财支书家，老婆长年生病，家里的生活十分困难。别说有吃有穿，连给老婆治病的钱都拿不出来了。我怎么忍心让你们也捐钱呀。对你们，我只有两个要求，一是你们自己要带头交集资款。要给你们村里的群众做个榜样出来，让他们知道这次乡政府集资修桥的决心。二是你们要给我签字画押，争取半个月之内将自己村里第一次集资的款子全部收上来。今天是八月二十二号，离大桥动工还有三十八天。我们拿着钱还要采购钢筋水泥，做开工前的各种准备工作。资金不到位，十月一号开工就是一句空话。你们记着日子，再过五天我就会带着人下来要款子的。”
九个村支书虽是有一肚子的娘要骂，还是在李冬明的督促下上台签了字，画了押。
吃过晚饭，九个村支书便各自往自己村里赶。竹山垭村村支书全安和大岩村村支书莫胡子一出乡政府的大门就骂开了。骂顾家富那狗杂种的手段真够可以，捐两万块钱就哄得李冬明眉开眼笑了。其实他哪晓得顾家富是个吃私生子不吐骨头的家伙，他今天当着你李冬明捐两万，还不知道日后他要从修桥的款子中间再捞多少钱回来。全安说：“这些年顾家富的企业办从我们身上收木材款，收中药材管理费，还收了许多这样费那样费。过河费也从过去的每次一角涨到每次三角。都说是为修桥做准备。他们怎么不把这些钱都算进去。刘所长粗粗地估算过，这样费那样费加在一起，他们每年要从农民手中收取十多万。这么多年了，少说也有几十万吧。说不定他们早就把这些钱吃完了，赌完了，嫖完了。”
两人骂了一阵娘，莫胡子问全安，回去怎么开口对大家说集资款的事，全安就又发起火来了：“在苦藤河上修桥本来是件好事，乡政府的头头要是真心实意为老百姓着想，带着大家修桥，苦藤河乡的老百姓就是捆着肚子吃稀饭，喝盐水汤，交集资款也不会有怨言，大家盼望修桥已不是三年五年了。问题是我们把人家勤扒苦做积攒下来的血汗钱弄上来之后，会不会又让顾家富那杂种弄去借鸡给自己下蛋，到头来桥没有修成，钱又落进他们几个人的口袋了。”全安已五十出头，当了二十多年的基层干部。他和莫胡子一样，工作负责，为人正
直，敢替老百姓说话，在苦藤河乡群众中的威信很高。多年来，他们俩一直是县人大代表，只因为顾家富炒地皮的事，他和莫胡子一块跟顾乡长拍过几回桌子，后来两人又和苦藤河乡的部分群众联名告了顾家兄弟，顾家好就将他们两人的县人大代表也给弄掉了。顾家好还想将他们的村支书也换掉，无奈两个村的党员坚决不同意，顾家好只得作罢。
莫胡子说：“这就有些难说了，听何奔说顾乡长已经提出要顾家富负责修大桥的后勤工作，是他坚决反对才暂时没有定下来。真要这样，实际上顾家富就又成了修大桥的内当家了。钱在他那里，他从中怎么弄钱李书记管得着么？大家要是知道自己交上去的汗水钱又准备让他顾家富管，哪个愿意把钱拿出来？上次弄集资款，我对那些没钱交的人家说了几句硬话，至今他们还在记恨我，动不动就要我去乡政府把集资款取回来。”
全安说：“老百姓要是冷了心，什么事情都不好办了。我看干脆不传达算了，让李书记自己下来收，他也该听听群众的意见才行。来苦藤河乡半年多了，心还在城里，只想着赶快调回城里去，一点都没把苦藤河乡的事情放在心上。”
莫胡子不做声，像在想什么心思。全安也就不做声了。他知道莫胡子一定会有什么打算的。莫胡子比全安小几岁，也是四十几岁的年纪了，他的文化不高，但他这人除了正直，除了敢说真话，还比较有心计，遇事爱动动脑子。九个村的支书们在一些问题上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往往看他的脸色，听他一锤子定音。沉默了一阵，莫胡子说：“我看这样吧，你要愿意传达，就回去传达一下。不愿意传达的话，就不传达算了。我们真要很快就把集资款弄到手了，他李书记还以为老百姓手中的钱容易得到手，用起来也就不知道心疼了。我的想法，又要把集资款弄到手，又要让李书记多费些心思，多为为难。最好还要让他知道苦藤河乡的老百姓都恨透了顾家兄弟，坚决不能让顾家富做修大桥的后勤工作。”莫胡子顿了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