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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农民现实生活:乡村档案-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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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冬明心里的火气没有办法压住了,口气硬硬地说:“收不上来也要收,有钱交钱,没钱交的就抬猪。家里没有养猪的就担谷子。八月了,粮食进仓了,总不能说做农民的连粮食也没有吧。”李冬明顿了顿,“老全,我对你说,我们已经喊多少年了,老百姓也盼望多少年了。今年乡政府是铁了心的。别说县委赵书记给我们下了硬任务,还给我们拨了一百万。别说这桥修好了能给苦藤河乡带来多大的好处,想一想每年苦藤河都要淹死一两个人,我们也要把苦藤河大桥修好,不然,我们怎么对得起苦藤河乡的群众。你知道不知道,伍老倌至今还在哭他那被淹死的儿子。他到乡政府来找我几次了,看见我就只是哭,说是苦藤河再不能发生淹死人的悲剧了呀。”
  全安嘟哝说:“眼下又要完成农业税,又要交征购任务,还有杂七杂八的提留上交,如今人平又压下来三百,明年五月还有两百,我真的下不了手呀。”全安还有一句话没有说出口,他暗想,我这里把老百姓从嘴角里攒下来的汗水钱弄上来,会不会又被他顾家富拿去借鸡给自己下蛋,在火车站旁边再起一幢高楼。李冬明到苦藤河乡才半年多,他们这些村支书们对他还不十分了解,还不清楚他是不是和丁安仁和顾家兄弟一样的货色。他这里决定暂时按兵不动,让李冬明心急火燎地拍桌子骂娘去吧。
  “怪不得竹山垭村收不上来集资,原来你全安自己的思想问题没有解决呀。你给我通知人,晚上开会。一个都不能缺席。”李冬明简直是在吼了。
  全安挨家挨户通知叫人,挨家挨户把乡政府要集资修桥的事说一遍。来到邓启放家中时,看见邓启放和他的妹夫全金来正准备把他们的老娘送到连山镇医院去。邓启放的妹妹邓红玉收拾了一个包袱准备去侍候老娘,一副十分焦急的样子。全安知道邓启放的老娘已经病很多日子了,老人怕花钱,又担心她的小女儿邓美玉母女俩没人照顾,一直不肯去医院,自己在家里弄些藤藤草草煎水喝。
  全安十分关心地问道:“老娘的病还没有好呀?”
  邓启放焦急地说:“病越来越严重了,再不往医院送,只怕要拐场了。”
  全安一本正经地说:“把老人安顿好了之后,就赶快回来,晚上要召开全村的群众大会,一个人都不得缺席的。李书记来了,要大家交修桥集资款,这次人均交三百,半个月之内交清。明年五月人均再交两百。总共人均交五百,你们家共计一千五。你老娘家也要交一千五。两家共计三千块钱。李书记这次说得很硬,不交钱的话就抬猪担谷子。”
  邓启放抱怨道:“全支书你也不反映一下,人均五百,除了顾家兄弟,苦藤河乡没有几户交得出来。我老娘今年七十多岁了,我小妹连一双脚都没有,她们连吃饭都成问题,这一千五百块钱从哪里来?”
  全安做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两个巴掌一拍,说:“我怎么没反映,再反映也没有用。刚才李书记还批评我,说我自己的思想都没有通,对集资修桥有抵触情绪,怎么弄得到群众手中的钱。”
  全金来的火气就上来了:“别说拿不出钱,有钱也不交修桥集资款的。我没去乡政府要他们退过去交的集资款就算对得住他们了,他们还来打我们的主意呀。”
  全安叹气道:“这次修桥可能又是顾家富做后勤工作。如果那样,我们交上去的集资款,就又全落到他的手中去了。”
  邓启放就骂了起来:“顾家富这狗杂种,喉口还没有填满呀。全支书你回去对李书记说,我们宁愿过渡船,也不集资修那桥了。他们别借口修桥,三年两年又来放我们一次血,剥我们一次皮,咂我们一次骨髓。日他的娘,我们农民还活不活。”说着,他和全金来抬着哼声不断的老娘急急地走了。
  全安冲着他们的背影大声说:“会还是要开,有话你们自己晚上当着李书记的面说。”
  平时开群众大会,全安只对村会计说一声,由村会计通知各村民小组。今天他没有叫村会计,自己一个村民小组一个村民小组地通知。每到一个村民小组,就把乡政府要集资修桥的事对大家说一遍。还着重说有可能是顾家富主管后勤。他的话招来的是大家咬牙切齿的咒骂,是无论如何都不交集资款的决心。他就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说:“你们别在我面前骂顾主任。在我面前骂没有用,我奈何不了他。你们要骂就当着李书记的面去骂。我和你们一样也要卖猪卖谷子交集资款。”
  晚上,参加会议的人很多,每家每户的当家人都来了。有的户还来了几个人。李冬明心想,你们只要愿意来参加会议就行,我会说服你们的。
  可是,李冬明的话没说完,下面就有人吵了起来。有的人甚至骂起脏话来了。李冬明知道从农民手中掏钱不容易,他们口袋里的钱是汗爬水流做来的,是从口中攒下来的,往外掏如同摘他们的心肝。不像在外面跑世界的生意人,挣钱如同拾树叶子,抛起来也就不心疼。
  李冬明只得耐心地给大家做说服解释工作,说桥修好了对苦藤河乡带来的好处,说县里和乡政府对修桥的决心,说苦藤河乡的农民群众如何盼望修桥,苦藤河乡的干部和许多农民群众如何支持修桥。还说自己为了修桥,将多年积攒下来的三千块钱全都捐出来了。只是,任你口里说得起血泡,人们却是不认这个理。李冬明就有些沉不住气了。李冬明今年才三十四岁,大学毕业之后,在县委宣传部做了几年宣传干事,还在下面扶了两年贫,但扶贫没有真正在下面,而是四处讨钱给农民修公路,并没有真正到农民家里住几夜,吃几餐饭。后来
  被常县长看中,调到政府办做秘书,再后来又调到县委办做副主任。今年年初,赵书记就让他下乡来了。虽然李冬明也是农家子弟,读了高中,考上大学,也就跳出了农门。
  一晃十年过去,对于农村的现状也就不是十分的了解了。在县领导的身边待得久了,便多少学到了领导们处理问题的一些霸气,他心里打定主意,今天是千万软不得的。你这里的口气稍稍松动下来,这集资款就没办法收上来了。竹山垭村收不上来,苦藤河乡其他八个村也就别指望收到钱了。情急中他就拍了桌子:“你们今天是怎么了,想闹事呀。我李冬明不是三岁孩子,你一吵一闹就把我吓住了,就可以不用交集资款了。对你们说清楚,我今天要瞪着眼睛看着你们交集资款。是给你们自己修桥,我就不怕你们告状。你们告到县里告到省里都没有用。决定在苦藤河修大桥,不是我李冬明的主意,是县委赵书记和常县长决定的,他们都是我的后台。我今天要你们交集资款,也是他们同意的,他们要求把苦藤河大桥修宽一些,上面要跑大货车,今后要在苦藤河乡办石灰厂,办水泥厂,办采石场。我给你们限定一个时间,两天之内必须把钱交上来。我和乡财税所刘所长几个人就住在全支书家里等着的。过了两天期限,我们只有对那些抵制交集资款的户采取措施了。家中喂养有肉猪的,就抬猪抵账。没有肉猪的,就担谷子。到时候你们不要说我李冬明心肝上没得血,下得了手。我是没有办法,让你们给逼着这么做的。”
  李冬明把话说到了这一步,而且他说话的时候脸面板着,两把眉毛横着,牙帮骨一拧一拧的,下面就不做声了,一屋子的人死水潭一般。李冬明粗声大气地说了很久,就问大家有什么意见,有意见可以提,有想法可以说,有什么困难也可以摆一摆。可是,他连着问了几声,人们却装聋作哑不吭声。相持了很久,邓启放瓮声瓮气说:“什么意见都没有,就是没钱交。”说完这话,一抛手出门走了。走到门口时,还回过头来对坐在门角落里的金所长瞪了一眼,金所长不由一愣,他发现邓启放那张粗糙的脸上带着一种无奈,深陷的眼坑里布满了怨恨。
  邓启放这一走,全村的人就都跟着走了。金所长有些担心地说:“看这架式,好像有些不对头。”
  李冬明心里的火气直往上蹿,吼全安道:“全支书,你们村是怎么了?”
  全安本来想对他说一说五年前乡政府集资修桥的事,老百姓手头紧是一个原因,主要还是心里的气不顺。气顺了,再没钱也会想办法交集资款的,谁不知道大桥修好了对自己有好处呀。看见李冬明一副居高临下的样子,就懒得跟他说了:“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看起来大家心里都好像有怨气。”全安顿了顿,“刚才走的那个年轻人名叫邓启放,是我们村里的文化人,喜欢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对国家的政策比我还知道得多。以前一直是我们村的会计。账做得特别的好,为人也不错,群众都拥护他。可去年顾乡长在我们村开了两天会,说坚决不能让邓启放做村会计了,再要让邓启放做村会计,上面给村干部的补助,给困难户的补助,乡政府一分都不给竹山垭村。就这样强行把他的村会计给换了。”
  “那个样子像文化人么?真是乱弹琴。我说顾乡长不要他当村会计做对了。”李冬明真的有些气急败坏了,“再等两天,没人交钱,我们就采取措施。”
  刘宏业一旁说:“顾乡长不要邓启放做村会计,是因为邓启放这几年一直在告顾家富的状,有这样一个前提。邓启放懂政策,又会算账,又能写,比别的人要难对付得多,我们只怕要慎重一些才行,千万别弄出事来才是。”
  金所长也不无担心地说:“我们每次开会,上面总是反反复复强调,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别为了弄修桥集资款,让老百姓和我们对着干起来就难得收场了。”
  李冬明有些为难地说:“你们不知道我的难处啊,每次到县里去开会,赵书记和常县长别的什么都不问,就只问修桥的事。如今又给了我们一百万,这桥要是还修不起来,我怎么向他们交待。”
  全安坐那里看着李冬明那样子,心里就有些不忍,不管他李书记修桥是出于什么目的,但受益的还是苦藤河乡的老百姓。自己作为一个村的支部书记,应该全力协助他把集资款收上来才是。就想劝劝他修桥集资款迟早会收上来的,不要心急火燎地和群众对着来。但他还是忍了没说。
  李冬明坐那里皱着眉愣了许久,才抬起头对全安说:“全支书,你能不能带个头,把集资款交了。我这个做乡党委书记的,对大家才说得起硬话。俗话说,村看村,户看户,平头百姓看干部呀。”
  全安就叫起苦来:“我家里哪弄得出这么多钱。你书记乡长开口就要我们做公仆,要我们心里想着老百姓,为老百姓办好事,办实事。我们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被村里的事情缠着。东家扯皮,西家打架,我们不去解决就不得清场。你乡政府的干部有几十个,各人一个部门一条线,到村里就让我们这些做村干部的一肩扛了。我们比你们脱产干部还脱产。你们有大星期天,还有小星期天,到了星期天就可以回家休息。我们一个星期天都没有,家里的事情帮不上忙,乡政府每个月才给我们五十块钱的补助。我们吃的还是婆娘的一碗饭。”全安这么说的时候,就把脑壳对着正在灶屋忙碌的婆娘瞅了瞅,做出一脸的无奈,“婆娘贤慧一些还好说,婆娘要是不贤慧,那碗饭真的不好吃呀,忍气吞声看婆娘的脸色还算不错了,有时还要跪床脚哩。”
  全安一口气说了这么多话,李冬明早就不高兴了,说:“你不要在我面前叫苦。你在我面前叫苦,我又向哪个叫苦去。这个头你还得带,实在拿不出钱,就卖猪。你家里猪是养的有吧。”
  全安说:“行啊。猪在猪栏里,没饲料吃,饿得像只狗娘,还不到五十斤。你们说抵得了集资款,我明天就叫人抬到乡政府去。”
  刘所长一旁说:“那头架子猪能值几个钱。大伙儿要知道一头两尺长的架子猪能抵得千儿八百块钱的集资,也不会要李书记板起面孔骂人了,都会把猪往乡政府抬。我看,要带头的话就带个好头,把你家养的那十几只山羊赶到乡政府去吧。”
  全安惊叫道:“你们看见羊圈里的黑山羊了?”
  “你全安以为我们都是些吃干饭的角色,我们一来就看见你家的山羊了。”刘所长有些得意地说,“这种山羊,肉质特好,市面上的价钱不错。十几只山羊,只怕能卖两千块钱。”
  李冬明说:“赶山羊就赶山羊吧,你家的山羊一赶走,村里的人就知道我李冬明这次不是说着玩的了。”
  全安对灶屋指了指,压低声音说:“这些山羊是我婆娘从她娘家村里花大价钱买来的,是良种乌麂山羊。繁殖快,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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