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残吹阄恼隆Ｎ矣葡凶栽冢墙夥藕笮睦砀旱Ｗ钋岬囊欢问奔洹！�
在北大如火如荼，惊心动魄的反右斗争中，竟也有像季羡林这样的“逍遥派”，竟还能念点书，写点文章，若不是季羡林自己说出来，决不会有人相信。
季羡林一生的经历平淡如水，没有什么传奇色彩，但是他在每个“节骨眼”上，都能逢凶化吉，化险为夷，真让人有些不可思议。
不过，话说回来，即使没有东语系的转系风波，季羡林同大家一起参加运动，提意见，他也不会说出什么出格的话来。这倒不是因为他说话谨慎，善于审时度势，而是“一方面，我有一件红色外衣，在随时随地保护着我，成了我的护身宝符。另一方面，我确实是十分虔诚地忠于党。即使把心灵深处的话‘竹筒倒豆子’全部倒出来，也决不会说出违碍的话。”（《学海泛槎——季羡林自述》）前文中说过，季羡林于1956年4月4日经支部大会通过，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预备期为一年。1957年4月4日再经支部大会通过，季羡林遂成为正式党员。这便是季羡林说的“红色外衣”和“护身宝符”。一个刚刚转正没几天的党员，一般是不大可能对党说出什么“逆耳”之言的。再说，解放八年来，季羡林的日子过得一帆风顺，在历次运动中不曾受过什么触碰，在政治上受到信任，在学术地位上受到尊重，是北大教授中“又红又专”的典型，他对“三害”尚无切身感受，对党更无怨言，所以，即使“‘竹筒倒豆子’，也决不会说出违碍的话”，这是出自内心的真话。那么，季羡林当时是怎样看待这场运动的呢？他在回忆中写道：“有一件事情，我脑筋里开了点窍：这场运动，同以前的运动一样，是针对知识分子的。我怀着根深蒂固的‘原罪’感，衷心拥护这一场运动。”
季羡林当年虽出于偶然的机缘逍遥于反右运动之外，躲过了一场暴风骤雨的袭击，但是他并没有忘记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遭遇的这场劫难。经过多年的思考，他对反右斗争这场运动终于有了新的认识。1999年，他在《记张岱年先生》这篇短文中，说了以下的一段话：
1957年反右，张岱年先生受到了牵连。这使我对他更增加了一种特殊的敬意。我有一个自己认为是正确的意见：凡被划为“右派”者，都是好人，都是正直的人，敢讲真话的人，真正热爱党的人。但是，我决不是说，凡没有被划者都不是好人，好人没有被划者遍天下，只是没有得到被划的“幸福”而已。至于我自己，我蹲过牛棚，说明我还不是坏人，是我毕生的骄傲。独没有被划为右派，说明我还不够好，我认为这是一生憾事，永远再没有机会来补课了。
季羡林语出惊人，引来了颇多议论。这段话确当否姑且不论，但它至少说明，季羡林这个当年的“逍遥派”，对反右斗争并非无动于衷，四十多年来，他一直在思考这件事，最终得出了“自己认为是正确的意见”。
…
狂热的1958年（1）
…
西谚说：“人类一思索，上帝就要发笑。”上帝为什么要发笑呢？因为人类一思索，往往就距离真理越远。
今天，当我们回忆起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大放卫星”的事，也和上帝有了同感，会哈哈大笑，笑我们自己狂热地干了蠢事。可当年却是不笑的，不但不笑，还豪情满怀，充满必胜的信心。人们那种急于改变“一穷二白”现状的渴望，改天换地的豪情，“超英赶美”的雄心，意气风发的精神面貌，在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历史上，恐怕也是前无古人的。遗憾的是，这一页最终竟成为历史的笑柄。
从1958年“大跃进”到1965年的“社教”，在这八年中，究竟搞过多少次运动，现在已经很难条分缕析地说清楚了。仅1958年这一年，在高等学校内开展过的运动就有：反右补课、除“四害”讲卫生运动、“双反”运动、红专大辩论、厚今薄古大辩论、整改运动、兴无灭资运动、“双革四化”运动、大炼钢铁运动等等。几乎每个月都会出现一个新的运动，人人忙得喘不过气来。至于大运动中的小运动，更是多如牛毛，诸如：引火烧身、公开交心、抱西瓜给老师送礼、插红旗拔白旗、搞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批判大专小红论、批判“粉红论”等等。所谓“双反”运动，即“反浪费、反保守”运动；所谓“粉红论”，即在政治上既不红透，但也不“白”，取红白之间的“粉红”之谓也。运动形式和斗争手法层出不穷，若非亲历者，很难想象出当时的情景。
总的说来，运动可分为“务虚”和“务实”两大类。“务虚”，是指改造精神世界，其目的就是要树立马克思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如“红专大辩论”。“务实”，是指改造物质世界，其目的就是要改天换地，早日进入共产主义，如大炼钢铁运动。
1958年的北大没有放暑假，炎炎夏日里，全校师生在各自岗位上，汗流浃背，夜以继日地苦干、巧干，每天都在“放卫星”，有时一天放好多颗“卫星”。
8月8日，东语系朝鲜语专业师生向党委报喜，宣称他们放了一颗“大卫星”：本专业师生奋战一周时间，完成了二万条词条、一百万字的《汉朝词典》。这种“卫星”难以让人相信，以当时朝鲜语专业的力量，全体师生不吃不睡，一周内抄也抄不出一百万字的词典来，且不论词典的质量了。可是当时并没有人怀疑这些“卫星”的真实性，甚至私下里也没有人说怪话，这也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季羡林也不例外。他是个赤诚的爱国者，热切盼望国家早日富强。他又是一个很容易受环境影响的人，而且按他自己的说法，“在政治上是属于幼儿园水平”，像他这样的人，处在全国人民热情奔涌，如痴如醉的年代，焉能无动于衷，置身事外？
季羡林在回忆当时的心情时说道：“那时我已经有四十七八岁，不是小孩子了；我是受过高等教育、留过洋的大学教授，然而我对这一切都深信不疑。‘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我是坚信的。我在心中还暗暗地嘲笑那一些‘思想没有解放’的‘胆小鬼’。觉得唯我独马，唯我独革。”（《我的心是一面镜子》）
我们现在还可以从1996年出版的《季羡林文集》中，读到季羡林在大跃进期间写的文章。因为季羡林在编辑自己的《文集》时有言在先：不悔少作，不避讳过去文章的浅陋或错误，凡能找到的，有文必收，并保持原样不作改动。
按照惯例，每年国庆节，季羡林都要写一篇文章向海外侨胞们报告祖国建设的成就并谈谈自己的感想。1958年他写的文章题目是《在大跃进中庆祝国庆节》。文中写道：
我以前常用“祖国的建设简直是日新月异”这句话；但是在今年，这句话无论如何也不够了。如果允许我杜撰的话，我想改为“祖国建设简直是秒新分异”。
接着，文章便开始介绍“大跃进”“秒新分异”的情况：
最初在报纸上读到有人想亩产小麦千斤的时候，我的脑袋里也满是问号。然而不久亩产千斤的纪录就出现了。不但出现了，而且像给风吹着一样，纪录一天天升高。有的时候晚报上的最高纪录，第二天早晨就被打破。有一些科学家也着了慌，他们用最高深的数学、物理和化学来证明，小麦亩产最高产量是三千斤；然而事实却打了他们一记耳光，纪录一直升到七千多斤，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纪录。现在有许多农民和科学家已作出计划，明年的产量不是以千斤计，而是以万斤计。
稻子也是一样，早稻的最高纪录已经达到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中稻竟达到四万三千多斤。有些人觉得这些数字简直是神话，他们有点半信半疑。信嘛，他们不能够想象，在那有限的一点点地方，这么多的稻子如何摆得下；疑嘛，他们又知道，中国报纸从来不说谎话。不管这些人怎么想，我可以告诉诸位侨胞：这些纪录还只是牛刀小试，不用说明年，就是在今年，也还会有许多地方打破这一纪录。至于最高纪录究竟是多少，现在很难预言；我只希望侨胞们有一个思想准备，将来不至于过分吃惊。
季羡林说的水稻亩产四万三千多斤的纪录，果然是“牛刀小试”。1958年9月18日，中国最权威的报纸《人民日报》上赫然登载了广西容县水稻亩产达十三万斤的报导，放了一颗特大“卫星”。这个鲜为人知的容县顿时名闻天下。在全国人民为这颗特大“卫星”欢呼雀跃的时候，也让世界人民笑掉了大牙。
…
狂热的1958年（2）
…
“大跃进”、“浮夸风”、“蛮干风”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骇人听闻的地步，全国人民却浑然不觉，依然沉醉在“放卫星”的狂喜之中。只有当时的苏联沉不住气了，他们说，把一亩地全铺上粮食，铺一米厚，也达不到中国报纸上吹嘘的产量。这本来是十分合情合理的说法，然而却遭到了中国方面的普遍反对，被中国老百姓嗤之以鼻。就连季羡林这么实事求是的人，也从没有怀疑过报纸上的消息。他说：“我听到‘上面’说：全国人民应当考虑，将来粮食多得吃不了啦，怎么办？我认为，这真是伟大的预见，是一种了不起的预见。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季羡林在文章里还向侨胞们报告了北大大跃进的惊人成果：
只是化学系一个系就完成了研究项目一千多项，经过严格的审查，其中七十几项超过了国际水平。……我所在的东语系，在短短的二十几天以内，已经编出了汉朝词典、朝鲜外来语词典、华日词典、越汉词典、乌尔都汉语词典、印地汉语词典等等。这些词典，无论是从量的方面来看，还是从质的方面来看，都已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这些词典也许编出来了，但是当时并未出版，其中有的至今也未出版。至于它们是否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就只有天晓得了。
引述季羡林在“大跃进”年代写的文章，目的只在说明，季羡林也是一个凡人，他当时同“六亿神州”一样幼稚，并不比别人高明，也没有金睛火眼、远见卓识。他虽是留过洋的教授，但是在“全民无意识”的狂热社会环境中，知识和智慧也帮不了忙，一个留过洋的教授丝毫不比一个文盲更清醒。
然而，现实毕竟不是神话。接着来的便是三年“自然灾害”。人们普遍挨饿，浮肿病四处蔓延，校医院门口排上了长龙。北大不得不“减少生产劳动、停止剧烈的文化体育活动、暂停体育运动会、严格控制会议。”党委的中心工作是“办好食堂，劳逸结合”，从全校抽调大批得力干部到食堂工作，口号是：“政治到食堂，干部下伙房。”
两年前燕园里大跃进热火朝天、车水马龙的风光顿时销声匿迹，眼下是一片偃旗息鼓，冷清萧条的景象。
季羡林曾在德国挨过五年的饿，“曾经沧海难为水”，他说：“我一点没有感到难受，半句怪话也没说过。”实际上，在这段“困难时期”，季羡林的精神面貌反而格外地好，从他重新拿起笔来写作散文这点上，便可以看出来。关于这个问题，将在后文再说。
从当时全国的形势来看，已经“左”得不能再“左”了，当务之急应该是反“左”。据说中央也是这样打算的。但是，庐山会议上忽然杀出一个彭德怀，他上了“万言书”，说了几句真话，就惹了大祸。一场反“左”变成了反右。“反右倾”运动从上而下，铺天盖地而来，又打了一批“右倾机会主义者”。
季羡林曾说过：“我一生最佩服四个人，其中有一个是共产党员。这四个人是：陈寅恪、梁漱溟、马寅初和彭德怀。”
众所周知，这四个人虽然政治信仰不同，职业也不同，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是爱国者，都是敢讲真话的硬骨头，都是因为讲真话而蒙冤受屈的。从季羡林“最佩服的人”，也可看出季羡林本人的性格和信念。彭德怀的蒙冤，对季羡林震动极大，他在文章里特意写了一段话来表达自己对彭德怀的崇敬之情，他说：“一直到今天，开国元勋中，我最崇拜的无过于彭大将军。他是一个难得的硬汉子，豁出命去，也不会阿谀奉承，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我的心是一面镜子》）
庐山会议后，“大跃进”狂飙再起，跃进，跃进，再跃进，直到国民经济严重失调，经济形势急剧恶化，发烧的头脑才暂时冷静下来。可是，国民经济经过三年调整，刚刚好转，又开始了继续革命。“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传遍神州大地的每一个角落。“阶级斗争，一抓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