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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夜里，更是警备森严，大概是怕“黑帮”们逃跑，传下命令：夜里谁也不许出门，否则小心长矛！如果非要去厕所不行，则必须大声喊“报告！”得到允许，才能行动。有一天夜里，季羡林要小便，走出门来，万籁俱寂，皓月当空。他什么人都看不见，只好对空高喊：“报告！”在黑暗中果然有人声：“去吧！”但是他没有看见人影。
“黑帮”们是来劳动改造的，第二天早晨就上了半山，任务是栽白薯秧。按说这不是什么累话，可是，季羡林拖着带伤的身体，跪在地上，用手栽秧，感到并不轻松。但是他仍然卖劲地干，一点不敢懈怠。可是他头上猛然挨了一棒，抬头看到一个手执长矛的押解人员，厉声高喊：“季羡林！你想挨揍吗？”季羡林不想挨揍，只好低下头，用出吃奶的力气来干活，手指头磨出了血。
季羡林干了几天活以后，心理的负担，身体的疲劳，再加上在学校批斗时的伤痕，他的身心已经完全垮了。有一天，他的睾丸忽然肿了起来，而且来势凶猛，直肿得像个小皮球那样大，两腿不能并拢起来，连站都困难，更不用说走路。他不但不能劳动，连走出去吃饭都不行了。押解人员便命令同住的那位东语系老教授给他打饭。不能去栽秧了，但是不干活是不行的。押解人员便命令季羡林在院子里拣砖头石块，扔到院子外面去。于是季羡林就咧着双腿，趴在地上，把砖头石块拣在一起，然后再爬着扔到院子外面。大队人马都上山了，院子里一片寂静。季羡林一个人孤独地在院子里爬来爬去，艰难地捡拾着院子里的砖头瓦块。此情此景，令季羡林百感交集，有时抬起头来，仰望长空，不禁长叹一声：“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又过了两天，押解人员看到季羡林实在难熬，睾丸的肿始终不消，便命令他到几里外的200号去找大夫。那里驻有部队，部队里有医生。但是郑重告诫他：“到了那里一定要声明自己是黑帮。”于是季羡林遵命，咧着两腿，夹着像小球似的睾丸，蜗牛般地爬了出去。他爬了两个小时，才爬到200号。那里确实有一个解放军诊所。里面坐着一个穿军服的医生。军医看到季羡林，连忙站起来，满面春风地要搀他。季羡林一看到军医军服上的红领章，这红色特别鲜艳耀眼，闪出异样的光彩。这红色就是希望，就是光明，就是季羡林要求的一切。可是，季羡林必须执行押解人员的命令，他高声说：“我是黑帮！”这一下子坏了。医生脸上立刻晴转阴，慌不迭地说：“走吧！走吧！”季羡林本来希望军医至少能把他的睾丸看上一眼，给点止痛药什么的。现在一切都完了。于是又爬上了艰难的回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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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庄劳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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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忍受灾难和痛苦的能力是惊人的，也是神秘莫测的。过了几天，季羡林一没有停止劳动，二没有服任何药物，睾丸的肿竟然消了。于是季羡林又上山干活了。此时白薯秧已经栽完，押解人员命令季羡林同东语系那位教授上山去平整桃树下的畦。
“黑帮”们的生活，简单到不能再简单。吃饭的地方在山脚下，同他们住的平房隔一个干涸的沙滩。这里房子整洁，平常有人住，厨房就在这里。押解人员吃饭坐在屋里，有桌有椅，吃的饭菜也不一样。“黑帮”们吃饭的地方是在房外的草地上，树跟前，当然没有什么桌椅。吃的饭菜极为粗糙：粗米饭或窝头，清水煮白莱。
但是，在太平庄的二十多天的劳改中，季羡林也有一种特殊的幸福感。这里用不着随时担心被批斗，除了偶尔挨上一棒或一顿骂之外，没有喷气式可坐，没有胡说八道的批斗发言，这对季羡林来说已经是最大的幸福了。
季羡林真希望长期在这里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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坠入阿鼻地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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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季羡林的希望又落空了。造反派的脾气谁也摸不清。
l968年5月16日，聂元梓校文革决定：在校内民主楼后面的平房建立“监改大院”。监改大院，俗称“牛棚”。先后关押各级干部、知名学者及师生二百一十八人。监改大院设有监改人员二十多名，仍由国政系学生刘╳╳任总负责人。
5月17日，季羡林等在太平庄劳改的“黑帮”们接到命令：立即返校。原来是奉校文革之命，要把他们这些“牛”关进“牛棚”里去。至于为什么不在太平庄劳改，而要回校关进“牛棚”，那就除了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的几位头头之外，谁也说不清了。
“黑帮”们回到学校，第二天就被召到外文楼和民主楼后面的三排平房那里去。被告知就在此地，自己动手，修建牛棚，然后“请君入瓮”，自己住进去。
季羡林对这几排平房是非常熟悉的。过去，他从家里到外文楼办公室去，天天都要经过这里。因为教室紧张，他还曾经在这里上过课。这三排平房都是极其简陋的房子。房顶极薄，挡不住夏天的炎阳。窗户破旧，缺少玻璃，又挡不住冬天的寒气。根本没有暖气，安上个炉子，也只能起到”望梅止渴”的作用。地上是砖铺地，潮湿阴冷。然而，新北大公社的头头们却偏偏选中了这块地方当“牛棚”，可见其用心之险恶。
“黑帮”这群“牛”们，被分配住在平房里，男女分居，每屋二十人左右，每个人只有躺下能容身之地。因为房屋久已荒废，霉气冲鼻。监改人员特别宣布：“老佛爷”天恩，运来一批木板，铺在地上当床，可以挡住潮气。在西边靠女牢房的地方，搭了一个席棚，名曰审讯室。南面外文楼的后面，也搭了一座大席棚，供囚犯们吃饭之用。监改人员则住在民主楼里，那里设了监改总部。“黑帮”大院的建筑规模大体如此。
季羡林奉命在今天考古楼东侧的一排平房的前面埋柱子，搭席棚。先用铁锹挖土成坑，栽上木桩，再在桩与桩之间架上木柱，搭上架子，最后在架子上钉上苇席。席棚搭完，又被调到审讯室去，用铁锹和木棍把地面捣固，使之平整。囚犯们干活都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并不是因为他们的觉悟特别高，而是知道监改人员手中的长矛不是吃素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飞来横祸。有一位年近古稀的西语系教授，大概是没有去过太平庄，手中的铁锹稍稍停止了一会活动，背上就挨了重重的一棒。
在众囚犯的努力之下，监改大院终于完成了。
落成之后，又画龙点睛，在大院向南的一排平房的墙上，用白色颜料写了八个大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每个字比人还高，龙飞凤舞，极见功力，顿时满院生辉。这八个大字对每个囚犯都起到了极大的威慑作用。从此以后，囚犯人就生活在这八个大字的威慑之下。
“牛棚”里有“劳改罪犯守则”，这就是“牛棚”的“宪法”。在“宪法”和经常补充的口头法律条文的管束下，囚犯们每日生活倒也井然有序。
早晨6点起床，早了晚了都不允许。一声铃响，穿衣出屋，第一件事情就是绕着院子跑步。监改人员站在院子中央，发号施令。跑步本来应该是锻炼身体，是好事，但是这一群“劳改罪犯”每天繁重的体力劳动已经锻炼够充分的了，何必多此一举。实际上，早晨跑步也是折磨“罪犯”的一种办法，让他们在整天的体力劳动之前，先把体力消耗净尽。
跑完步，到院子里的自来水龙头那里去洗脸漱口。洗漱完，排队到员工二食堂去吃早饭。走在路上，一二百人的队伍，浩浩荡荡，个个垂头丧气，如丧考妣。根据监改人员的口头法律，谁也不许抬头走路，有违反者，背上立刻就是一拳，或者被踹上一脚。到了食堂，只许买窝头和咸菜，油饼一类是“奢侈品”，是绝对禁止买的。即使让买，“囚犯”们也买不起。当时“劳改罪犯”的生活费是十六元五角，家属十二元五角。这点钱，仅够吃饱肚子，也就只能吃窝头和咸菜。餐厅里当然有桌有凳，但那是为“人”准备的，“牛”们无份。囚犯们只能在楼外面的树下，台阶上，或者蹲在地上“进膳”。中午和晚上的肉菜更与“囚犯”们无关，他们只能吃些盐水拌黄瓜，清水煮蔬菜之类的菜。整日剧烈的劳动，而肚子里却滴油未有，季羡林说：“这是我继在德国挨饿和所谓三年困难时期之后的第三次堕入饥饿地狱。但是其间也有根本性的区别：前两次我只是饿肚子而已，这次却是在饿肚之外增加了劳动和随时会有皮肉之苦。回思前两次的挨饿宛如天堂乐园可望而不可即了。”
早饭以后，回到“牛棚”，等候分配劳动任务。此时“黑帮”们全都成了牛马，全校的工人没有哪个再干活了，他们都变成了监工和牢头禁子。他们有活，不管多脏多累，一律到“牛棚”来，要求分配劳改罪犯。这就好比是农村生产队长分配牛马一样。
在出发劳动前，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必须到树干上悬挂的黑板下，抄录今天要背诵的“最高指示”。这指示往往相当长。每一个罪犯今天不管干什么活，到哪里去干活，都必须背得滚瓜烂熟。任何监改人员，不管在什么场合，都可以让你背诵。倘若背错一个字，轻则一耳光，重则更严厉的惩罚。现在，如果“黑帮”们被叫到办公室去，要先喊一声：“报告！”监改人员说“进来”才能进去。进去后，垂首肃立。监改人员在谈正事前，要让你背今天规定的语录，有时他只提一段语录的第一句，你必须接下去把整段语录背完。倘若背错一个字，则严惩不贷。这种荒唐的做法，不知是哪位天才发明的，今天说起来，年轻人都不会相信，即使亲历者，现在回忆起来也感到滑稽可笑。可是，当时是没有人觉得可笑的。就像基督教徒做弥萨，伊斯兰教徒一天做五次礼拜一样，是极其神圣、极其严肃、极其正常的事情。可是，做弥萨做礼拜不需要背经文，教徒并无心理压力。背语录则完全不同，几万字的语录一般人是很难记住的，特别是老年人记忆力衰退，就更难背诵。有一位地球物理系的老教授，由于年纪实在太老了，背不下来，经常被打得鼻青脸肿。其实监改人员自己也未必能背下来，因为有时季羡林由于神经紧张，也曾背错一二个字，但监改人员并未发现。背语录这种宗教式的查经办法，究竟有什么用处？实在让人很难理解。季羡林说：“我有自己的解释，这解释仍然是我发明创造的‘折磨论’。我一直到今天还认为这是惟一合理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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坠入阿鼻地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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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犯们抄完语录，便跟随牢头禁子去干活。季羡林什么活都干过，比如：搬运耐火砖，运沙子，运煤，搬石头，修理地下管道等等。总之，什么活最重，最累，最脏，就让囚犯们去干什么活。由于季羡林不但是“劳改罪犯”，而且是原井冈山的成员，而工人中大都是新北大公社派的，所以他被打骂的机会就比一般人更多。
晚上，吃过晚饭，最重要的仪式便是“晚间训话”。
晚间训话，照例要全体“罪犯”集合，地点在两排平房之间的小院子里。每天总有一个监改人员站在队列前训话，这个人似乎是上面派来的，公社派的头头。训话者还常常换人。训话的内容，每天不同。因为他的目的不在讲大道理，而大道理本来就没有太多好讲的。他的讲话是属于“折磨学”。训话的主要做法是抓小辫子，而小辫子“黑帮”们满头都是。小辫子的来源大体有两个：一个是白天劳动时芝麻绿豆大的小事；一个是“囚犯”们每天写的书面思想汇报。“囚犯”们干活是非常兢兢业业的，可是监改人员总要挑点刺儿，否则就无从监改了。欲加其罪，何患无辞。说不定哪一个“囚犯”被监改人员选中，于是训话时他便会倒霉。至于写书面思想汇报，是每天的重要工作。按说这些“牛鬼蛇神”都是走笔如神的教授学者，写个区区的思想汇报是没有什么困难的。其实不然。不论“黑帮”们怎样冥思苦想，细心推敲，在中国这个文字之国，想要从文字上挑点毛病，还是易如反掌的。
晚间训话的程序大体如下：“罪犯”们先列队肃立，因为院子不大，排成四行。监改人员先点名。点名本是件很普通的事，但是其中有一件小事，却给季羡林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说：“就是将来我见了阎王爷，也不会忘记的。”他在《牛棚杂忆》中写道：
有一位西语系的归国华侨教授，年龄早已过了花甲，而且有重病在身，躺在床上起不来。不知道是用什么东西把他也弄到黑帮大院里来。他行将就木，根本不能劳动，连吃饭都起不来。就让他躺在床上“改造”。他住的房子门外就是晚间训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