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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委曲求全。
可是这样的“轮番轰炸”，对一位九十岁的老人来说，无论体力心力都是吃不消的。近年来，他常常发出慨叹：“我活得实在太辛苦了，我想休息一下了。“他在《九十述怀》一文中道出了自己的苦衷：
在别人眼里，我现在活得真是非常非常惬意了。不虞之誉，纷至沓来；求全之毁，几乎绝迹。我所到之处，见到的只有笑脸，感到的只有温暖。时时如坐春风，处处如沐春雨，人生到此，实在是真应该满足了。然而，实际情况却并不完全是这样惬意。古人说：“不如意事常八九。”这话对我现在来说也是适用的。我时不时地总会碰到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事情，让自己的心情半天难以平静。即使在春风得意中，我也有自己的苦恼。我明明是一头瘦骨嶙峋的老牛，却有时被认成是日产鲜奶千磅的硕大肥牛。已经挤出了奶水五百磅，还求索不止，认为我打了埋伏。其中情味，实难以为外人道也。这逼得我不能不想到休息。
整个90年代，季羡林是在家遭不幸、疾病缠身和成名之累三者夹击中度过的，其中的苦痛艰辛外人是很少知道的。可是，他的三部巨著也正是在这样的困境中完成的。这里用得着季羡林喜欢的一句话：“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季羡林正是以这种坚忍不拔、锲而不舍、老当益壮的超人毅力与雄心壮志，完成了他学术研究的最后“冲刺”，登上他一生学术研究的巅峰。这同样是一种自我的超越。一种令人敬佩的生命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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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者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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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991年1月11日，季羡林写了《八十述怀》。开篇便说：“我从来没想到，我能活到八十岁；如今竟然到了八十岁，然而又没有八十岁的感觉。岂非咄咄怪事！”在文章末尾，他写道：“冯友兰先生说：‘何止于米？相期以茶。’‘米’是八十八岁，‘茶’是一百零八岁。我没有这样的雄心壮志，我是‘相期以米’”。冯友兰先生未能如愿，以九十五岁高龄离开了我们。然而，1999年8月6日，季羡林度过了八十九岁的生日，“相期以米”的愿望，像白驹过隙一样，倏然实现，并没有留下什么痕迹。现在，年届九十二岁的季羡林除了偶患疾病，住些日子医院便好了，身体器官运转基本正常，每天至少能工作七八个小时。从季羡林目前的身体状况来看，实现冯友兰先生未能实现的雄心壮志——“相期以茶”，创造一个奇迹，也不是不可能的事。这使大家都感到十分欣慰。
季羡林的高寿，在养生之道方面，实在没有什么可以授之以人的“秘诀”。他每日粗茶淡饭，谈不上什么营养价值。他从不吃补药，别人送的各式各样的补品，都束之高阁。更不愿去医院看病、查体，除非不得已，才去医院拿点药。他从不锻炼，不去爬香山吸什么负离子，或者打这拳那拳，练这功那功。每天的运动量，不过是工作累了，在家门口的湖畔散散步。他甚至开玩笑说：“有那么多锻炼的时间，还不如多做一些工作呢。”他曾应《羊城晚报·健与美副刊》之约，写过一篇短文《养生无术是有术》。在文中，他说：“很多人总要问我有什么养生之术。有什么秘诀。我回答是没有秘诀，也从来不追求什么秘诀。我有一个三不主义，这就是，不锻炼，不挑食，不嘀咕。所谓不‘嘀咕’就是，不为自己的健康愁眉苦脸，从不无病幻想自己有病。”
然而，季羡林的长寿其实还是有“秘诀”的，不过他未曾说过，或许他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秘诀”。那就是，他那平和、博爱的胸怀和“毁誉不动，得丧若一”的心态。这从医学角度来看也是讲得通的。医学专家们不是常讲健康的心理比健康的体魄更重要吗？我们不是可以举出无数的例子证明，一个身体本来很健康的人，由于内心的抑郁、失衡而折寿吗？
季羡林有一篇短文，叫《做人与处世》。他在文章里写道：“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必须处理好三个关系：第一，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第二，人与人的关系，包括家庭关系在内；第三，个人心中思想感情矛盾与平衡的关系。这三个关系，如果能处理得好，生活就能愉快，否则，生活就有苦恼。”这段话可以说是对他一生为人处世之道的高度概括，也可以看作是他始终能做到心态平和的“秘诀”。
把处理好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也当作为人处世之道的原则之一，过去我们恐怕是难以理解的。近年来，随着城市环境严重污染，长江洪水泛滥，黄河断流，各地缺水现象日趋严重，特别是近年来北京连续遭到多次沙尘暴的袭击之后，人们开始认识到，如果处理不好生态平衡问题，人类前途堪忧，更无论个人幸福了。对待大自然的态度（包括地球上一切有生命之物），大而言之，是关乎人类生存的问题；小而言之，对个人来说，常常表现为一种品格，一种感情，一种情操。但凡有仁爱之心的人，对一草一木，一鸟一兽，无不关爱备至。
季羡林对草木鸟兽的关爱之心，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就在上面提到的，北大办公楼前两棵西府海棠被砍伐二十年后，他写了《怀念西府海棠》一文。文中写他独自来到办公楼前凭吊西府海棠，幻想着西府海棠之魂，能重归燕园：“西府海棠之魂归来时，能有什么迹象呢？我说不出，我只能时时来到办公楼前，在翠柏影中，等候倩魂。我多么想为海棠招魂啊！结果恐怕只能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了。奈何，奈何！在这风和日丽的三月，我站在这里，浮想联翩，怅望晴空眼睛里流满了泪水。”l992年，他家附近的一条幽径上，燕园内仅存的一棵古藤萝又被人砍伐，为此他痛心疾首，再次流下了眼泪。他写道：“从此以后，我最爱的这一条幽径，我真有点怕走了。我不敢再看那一度悬在空中的古藤枯干，它真像吊死鬼一般，让我毛骨悚然。非走不行的时候，我就紧闭双眼，疾趋而过。心里数着：一、二、三、四，一直到十，我估摸已经走到了小桥的桥头上，吊死鬼不会再看到了，我才睁开眼走向前去。此时我简直是悲哀至极，哪里还有什么闲情逸致来欣赏幽径的情趣呢？”季羡林不仅爱花木，亦爱小动物，尤其爱猫。他家二十年来先后养过四只猫。他同每－只猫都有深厚的感情。白天，他亲自为猫做饭；晚上，他与猫们同眠。他散步，猫便随其后。猫生病了，他躺在床上辗转难眠。为了让病猫能吃下饭，他再累，也要拖着疲惫的身子，走几里路，亲自去海甸肉店为猫买回牛肉或猪肝来。猫如果走丢了，他便会失魂落魄，什么事也做不下去。季羡林爱猫，在北大是遐迩闻名的。但是猫们也有让他心烦的时候：“最让我心烦的是，它偏偏看上了我桌子上的稿纸。我正写着什么文章，然而它却根本不管这一套，跳上去，屁股往上一蹲，一泡猫尿流在上面，还闪着微弱的光。说我不急，那不是真的。我心里真急，但是，我谨遵我的一条戒律：决不打小猫一掌，在任何情况之下，也不打它。此时，我赶快把稿纸拿起来，抖去上面的猫尿，等它自己干。心里又好气，又好笑，真是哭笑不得。家人对我的嘲笑，我置若罔闻，‘全等秋风过耳边’。（《老猫》）”他的散文中，有许多篇是吟咏花木鸟兽的，如《马缨花》、《香橼》、《海棠花》、《夹竹桃》、《兔子》、《老猫》、《喜鹊窝》等等。读这些文章，你会感觉到，这些动植物都是通人性的，有感情的，它们都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作者就是它们的知己，像天真的孩子一样，同它们一起快乐，一起悲伤，一起流泪。关于钟爱草木鸟兽的这种情结，他曾多次这样地表白过：“我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人，我的感情太多，总是供过于求，经常为一些小猫小狗小花小草惹起万斛闲愁。真正伟大的人们是不会这样的。反过来说，他们像我这样的话，也决不能成伟人。我还有点自知之明，我注定是一个渺小的人，也甘于如此，我甘于为一些小猫小狗小花小草流泪叹息。（《幽径悲剧》）”其实真正伟大的人，才会对世间万物充满感情，正如太史公所说：“仁者爱万物。”天下凡怀有博爱之心，富于感情的人，才会具有“爱万物”的高尚情操，正所谓：“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孟子·离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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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者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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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当然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不过，季羡林有自己处理人际关系独特的地方。他说：“至于人与人关系，我的想法是：对待一切善良的人，不管是家属还是朋友，都应该有一个两字箴言：一曰真，二曰忍。真者，以真情实意相待，不允许弄虚作假。对坏人，则另当别论。忍者，相互容忍也。”（《做人与处世》）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对世人充满了爱心。他爱生养他的母亲，培育他的叔叔婶婶，难以割舍的儿女，教过他的老师，不论是德国哥廷根大学的瓦尔特施米特教授、西克教授，还是中国清华大学的陈寅恪教授、朱光潜教授；他爱他的同乡、同学和朋友：臧克家、吴组缃、林庚、李长之、冯至、胡乔木、李广田、沈从文、吴作人、王力等；他同样爱着与他童年时一起割草、玩耍，至今仍然目不识丁的一个叫杨狗的朴实的农民；他爱一切爱过他，帮助过他的人；他还爱那些虽不知道姓名，但正直、善良的可爱之人。在他创作的一百多万字的散文里，他以满腔的热情颂扬他们的高尚品质，抒发对他们的爱心。读他的散文，常常被他那真挚的爱心所感动，有的文章甚至是和着泪写成的，感人至深。这里仅举一例：1993年，他在《哭冯至先生》一文中写道：
近几年来，我运交华盖，连遭家属和好友的丧事。人到老年，旧戚老友，宛如三秋树叶，删繁就简，是自然的事。但是，就我个人来说，几年之内，连遭大故，造物主——如果有的话——不也太残酷了吗？我哭过我们全家敬爱的老祖，我哭过我的亲生骨肉婉如，我哭过从清华大学就开始成为朋友的乔木。我哪里会想到，现在又轮到我哭冯至先生！”白发人哭黑发人”固然是人生至痛，但“白发人哭白发人”，不也同样的惨痛吗？我觉得，人的眼泪不可能像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几年下来，我的泪库已经干涸了，再也没有眼泪供我提取了。
臧克家的夫人郑曼女士读了这篇悼文后，专诚给季羡林写了－封信，信中说：“拜读大作《哭冯至先生》，使我热泪盈眶，久久不能平静！冯至先生的谢世，是我国文学界、翻译界、学术界的重大损失。冯至先生走了，他得到了‘解脱’，而留给生者的是难以忘却的怀念！他地下有知，读到您如此亲切诚挚的悼文，也会含笑九泉的。可我们却为您的健康担心，用自己的血泪来写悼文，可－而不可再啊！”郑曼女士这里说的“可一而不可再啊！”是有所指的。她曾在1987年读过季羡林的《重返哥廷根》－文。文中描述他在养老院中与他的“博士父亲”瓦尔特施米特见面时的情景，深夜离别时依依难舍的场面，使郑曼女士感动得泪湿衣襟。她于是打电话告诉季羡林：“我读了您的《重返哥廷根》，都哭了。”季羡林回答说：“我是含着泪写的。”郑曼女士担心季羡林这样一次次地用血泪来写文章，有害健康，所以才有“可一而不可再”的话。一周以后，郑曼女士收到了季羡林的回信：
郑曼
克家：
你们的来信收到，谢谢！
苏轼的词说：“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这个道理，我经过八十多年的生活历程，是完全理解的。然而人非木石，孰能无情？每遇到悲离之事，则仍不能排遣，实在无可奈何也……
但是，“对待坏人，又另当别论”。季羡林绝非好好先生。他对一切恶人恶事决不姑息迁就，有时甘冒生命的危险与恶势力斗争。季羡林对“坏人”的看法，颇有新意，不妨在这里多说几句。1999年7月24日，他在《新民晚报》的“人生漫谈”专栏中，写过一篇短文，题目就叫《坏人》。他写道：“积将近九十年的经验，我深知世界上确实是有坏人的。……那么，什么又叫做‘坏人’呢？记得鲁迅曾说过，干损人利己的事还可以理解，损人又不利己的事千万干不得。我现在利用鲁迅的话给坏人作一个界定：干损人利己的事是坏人，干损人又不利己的事，则是坏人之尤者。”“据我的观察，坏人同一切有毒的动植物一样，是并不知道自己是坏人的。”“我还发现，坏人是不会改好的。这有点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