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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煌的学术成就（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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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做学问之余，还写古诗，而且诗写得极好，恐怕同辈写古诗的人无出其右者。但是，陈先生写诗不是为了发表，只是他生命情绪的一种寄托。他那“留命任教加白眼，著书唯剩颂红妆”的名句，既是他生存状态的写照，也是他在逆境中“不降志、不屈服”精神的阐释，至今读之仍令人感叹不已。季羡林一生忙碌，百忙中仍写散文不辍，其深层原因，恐怕同他的老师陈寅恪先生一样，也是出于一种生命情绪的寄托，而非其他。如果循着这一条思路去阅读季羡林的散文，大约会更贴近事实。
钟敬文先生说：季羡林的散文“文字再朴实不过了，情感再真纯不过了。可是他建造的文学宝塔，却带有繁丽多姿的特点，可以说是一种复调的散文。”钟先生的评价高屋患瓴，极有见地。他用一个“复调散文”，便抓住了季羡林散文的“真髓”。其实，季羡林早在l980年，为香港文学研究会出版《季羡林选集》（散文选集）写的《跋》中，就说过类似的话。他写道：“我们写东西，在一篇文章中最好不要使用一种风格，应该尽可能地把不同的几种风格融合在一起，给人的印象就会比较深刻。”在同一篇文章中，他又写道：“一定要使一篇散文有变化而又完整，谨严而又生动，千门万户而又天衣无缝，奇峰突起而又顺理成章，必须使它成为一个完美的整体。我的意思就是说，要像谱写交响乐那样来写散文。”
读季羡林的散文的确有一种仿佛在听乐曲般的感受，比如：《二月兰》不就是一首《悲怆交响曲》吗？《春满燕园》就像《欢乐颂》；《清塘荷韵》不就是《春之声圆舞曲》吗？《晨趣》就是《晨曲》；《去故国》犹如《思乡曲》；《一座精美绝伦的玉雕像──一个幻影》似乎与白居易的诗《花非花》异曲同工，白诗是一首朦胧诗，季文是一篇朦胧散文诗，这不就是一首“无标题乐曲”吗？……他的散文，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每一篇的旋律和节奏都不相同，一篇之中，又“有一个中心的旋律贯穿全篇”，中间有变化，“千门万户而又天衣无缝，奇峰突起而又顺理成章”，最后，“成为一个完美的整体”。这就是钟先生所说的“复调散文”。
季羡林是驾驭语言的高手，精彩的语言，是他散文成功的重要因素。一般说来，季羡林散文的语言是简单淳朴的，没有过分的雕饰。但是在如行云流水般的句子中，有时偶尔会插入几句，或整段，生动形象的、诗一般的句子，读起来给人以生动活泼的印象。如果全篇都是这样的句子，会使人感到厌烦，浓得化不开。但是在平淡无奇的散文句子中，偶出夹上几句诗化的句子，就会打破文章的平板单调，使人耳目一新。这就像一池平静的春水，风乍起，吹上了几条皱纹，水的平静打破了，却增添了一些美，一些生气。有的时候他把圣言经典，诗词名句，与俚语土话，错杂相间；中外哲理，与奇闻异事，流行习俗，熔于一炉，形成了他的散文诙谐幽默，妙趣横生，令人忍俊不禁的独特魅力。
季羡林今年九十有二，正在向期颐之年进军。他仍然头脑清晰，思维敏捷，记忆力惊人；手不发抖，眼不发花，而且文章写得越来越好。季羡林老年以后写的散文，古朴老辣，豪情逸致，有一种超尘出俗的意象。行文挥洒自如，所见所闻，信手拈来，皆成文章；谈古论今，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也算是他近年来散文的特点之一。
前面说过，季羡林的散文属“学者散文”一派。由于他国学功底深，又懂多种外语；饱经忧患，又见多识广；敢说真话，又洞明世事，可谓集史、识、才、情于一身。因此写起散文来任意挥洒，新意迭出；评人论事，妙语如珠；看似漫不经心，实则独具只眼。寓哲理于草木虫鱼之中，寄心魄于日月星辰之上。抒忧国忧民之真情，赞民族文化之辉煌。悼师友之谊泪湿青衫，念母亲之恩五内俱焚。他的散文，喜的成分少，悲的成分多，有许多篇是和着泪写成的，感人至深。季羡林的散文被誉为20世纪90年代“老生代”散文的代表之一，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他的散文的魅力，将长时间地保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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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结束的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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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的人生旅途还在向前延伸。据说，下个月他还要去香港，接受香港几所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称号。但是，我的书却要打住了。
四年前，我动手写《季羡林先生》的时候，促动我提笔的原因，是他从一个农民的儿子成长为一代学术大师的经历。这个经历本身就非同寻常，很有吸引力，况且还有许多富于传奇色彩的故事。但是，经过四年之后，我才明白过来，季羡林的不寻常之处恰恰就在于他的“平常”，而不是什么异常之处，或者什么“传奇色彩”。
他衣着平常，永远穿一身洗旧了的卡几布中山装，像一个“土包子”。当他身着“缊袍敝衣”，处在西服革履，油光可鉴，“烨然若神人”的一群之中，你就会感到他那朴素衣着光芒四溢。
他说话平常，声音低沉，略显嘶哑，话语不多，永远面带微笑，像一个老农老圃。但是，他说的句句是真话、实话。他从不会夸夸其谈，装腔作势，用假话和空话来骗人。
他写文章质朴，像在与读者谈心一样，平易近人，娓娓道来，决无强加于人之意。但是他的每一个字都燃烧着激情，没有半点虚情假意，更不会摆出一副祖师爷的面孔来教训人，吓唬人。
他说他留学的动机，只是为“镀金”，回国后好“抢到一只饭碗”。别的冠冕堂皇的豪言壮语，他说没有，也不会说。
他一再地说，他从小“胸无大志”，至今也是“一个渺小的人”，“普通的人”。并且常常为戴在他头上的一顶顶桂冠感到局促不安。
他说他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烧成灰，我也是爱国的”。他认为，一个人不但要爱国，还要爱人类、爱生命、爱自然。这使他“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内心永远充满忧患意识。
他八十岁以后，就成了陶渊明的信徒：“应尽便需尽，无复独多虑”。但是他说：“人活着不是为了吃饭，而是为了工作。”他每活一天，就工作一天，为人类多做一点贡献。
他预言：“21世纪东方文化必将在世界上首领风骚。”他对中国和世界的未来充满希望，从不悲观。他对人类和万物充满爱心，这种爱心发自内心深处，却包容整个世界和宇宙。
不知道哪位哲人曾经说过：“伟大来自平凡。”这个平凡的真理，我到现在才醒悟过来，是从季羡林身上醒悟到的。他平凡，平凡到不需要任何修饰，所以才会令人感到他的伟大。他这种平凡的伟大，没有什么惊人之处，就是一个“真”字。“怀真情，讲真话。”一切真正伟大的人，都是这样的人。
那些自以为伟大的人；那些自以为掌握了宇宙真理的人；那些自命不凡、故鸣清高的人；那些把真理的光环戴在自己头上，却干尽蠢事的人；那些装腔作势，自以为满腹经纶，却是满腹糟糠的人；那些满嘴崇高、道德，却一点也不崇高，不道德的人。这些人，在季羡林面前，显得多么渺小啊！
季羡林被称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这是名副其实的称号。不过，我想说，他还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面旗帜和榜样。他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为发扬和推动中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不愧是“中国的脊梁”。
朗润园l3公寓一楼东侧房间里那盏灯，每天黎明前仍然准时打开，一位老人坐在书桌前，“心事浩茫连广宇”，思考着国家民族与人类的未来，然后写下一行行的文字。他要把九十二年的人生经验，和对人类前途的思考，留给子孙后代，这就是他现在的惟一愿望。
完成于2002年12月6日深夜
北京寓所——平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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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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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先生的一生是漫长的，几乎跨越了整个20世纪。20世纪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转捩点。在这一百年中，我们这个古老国家由贫弱走向小康，由混乱走向统一，由任人宰割走向独立自主，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充满着希望、激情、梦想与信心；同时，也充满着失望、迷惘、混乱与幻灭。
这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这是一段痛苦悲怆的历史。
季羡林先生亲历了这段历史中的绝大部分事件，并且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这是一个正直的中国文化人肩负着民族与文化的双重重任走过的一条崎岖的道路。季羡林先生一生的经历，是值得回忆的。因为它不但具有独特的人格魅力，而且带有普遍性。这正是本书写作的初衷。
在四年多的时间里，我反复阅读季羡林先生的二十四卷《文集》，以及1992年《文集》出版后的作品，竭尽全力搜集有关资料，采访一切能找到的知情人，力图使书稿保持真实。
每当夜深人静时，我独自坐在电脑前，敲打键盘的时候，往昔岁月的情景，便会一幕幕地浮现在眼前，常常令我心潮澎湃，热泪盈眶，喜怒哀乐，不能自已。每当我骑车去朗润园13公寓拜谒先生的时候，看见他日渐苍老的面容，步履蹒跚的身影，心中便会涌起阵阵忧思，回家后更努力地写下去。现在，《季羡林先生》终于脱稿了，并且得到了先生的首肯。我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我个人认为，写作《季羡林先生》这本书，是我的夙愿，也是我一生中做过的为数不多的有价值的事情之一。
感谢北京大学东语系的贺剑城先生、黄宗鉴先生、彭家声先生等，他们为我提供了季羡林先生在东语系工作期间的极其真实、具体、生动的材料，以及北大近五十年历史的材料，这些材料往往是书本上难以找到的。我要特别感谢季羡林先生的助手李玉洁女士。她为本书写作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材料，并且亲自审读了全部书稿，提出了许多十分中肯的意见。她还将书稿念给在病榻上的季羡林先生听，使本书的真实性得到了保证。感谢作家出版社编辑林金荣女士，是她当机立断，促成了本书的出版。我还要感谢本书的特邀编辑何拓宇先生。他是80年代初北大中文系的毕业生，一位资深的编辑，他在百忙中出任本书的特约编辑。他说：“这本书是北大三代人共同努力的成果。”我觉得他说得很对，也很好。
总之，我衷心感谢一切帮助过我写作和出版这本书的人，没有他们的热情相助，《季羡林先生》是不可能付梓的。
张光璘
2003年4月10日
主要参考书目
《季羡林文集》24卷，以及1992年至2002年季羡林先生发表的专著、论文、散文、小品、日记、序、跋等。
《北京大学纪事》王学珍、王效挺、黄文一、郭建荣等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第1版。
《人格的魅力——名人学者谈季羡林》延边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
《巍巍上庠百年星辰──名人与北大》萧超然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第1版。
《周恩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第1版。
《中南海开始决策》韩泰华主编，北京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文革”前十年的中国》晋夫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0月北京第1版。
《1976年以来的中国》汤应武著，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
《陆定一传》陈清泉、宋广渭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文化的回顾与展望》张岱年、季羡林、周一良、汤一介等著，李中华、王守常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
《陈寅恪的最后20年》陆键东著，三联书店1995年12月第1版。
《人有病天知否》陈徒手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