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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希腊城邦制度 精校本-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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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国家日益壮大,而钱财也积累了很多,亚里斯特底斯就劝告人民,抛弃家园,入居城市,务以取得领导权为目的。告诉他们说,人人都会有饭吃,有的人服兵役,有的人当守卫军,有的人从事公社事情,这样他们就可以保持领导地位……他们又按照亚里斯特底斯的建议,为大众准备充分的粮食供应,因为贡赋、役税和盟国的捐款的综合所得足以维持两万多人的生活……”(第29页)
  
  许多证据证明,有报酬的公职(引文所谓“从事公社事情”)并非开始于亚里斯特底斯时代(70年代),那是伯里克理斯时代(50年代)的事。用公款维持军队,也许开始于希波战争中的非常时期。那时阿提卡全境被占,雅典公民军势必仰赖盟国捐款维持,以后有了提格同盟的贡款,用它来支付在役军队的薪响,似乎是顺理成章的。而霸权中心的城邦雅典,即使不在战时,现在也不能没有一定量的“常备军”了。它要巡逻爱琴海面以警备海盗,要守卫作为海军基地的庇里犹斯海港,要守卫帝国境内的战略前哨,要维持一支随时可以出动的机动部队,包括海军和陆战队。至于战时组成的公民军,因为现在它所要进行的战争已经不是一个小小城邦的边境冲突,而多半是跨海远征,于是除战士口粮外,也得支付定额的薪饷了。这样,雅典公民的一部分,成了终年服役的领薪饷的兵士,战时则大部分公民是领薪饷的战士,所以亚里士多德说,雅典共和国是“战士的共和国”。
  
公民、武装移民、外邦人和奴隶
  
  然而,雅典这个“战士共和国”还是十分不同于斯巴达的。雅典公民大部分还在农村中,是自耕业主。务农,被看做适合于公民身分的高尚职业,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公元前431年),拉凯戴孟同盟大军侵入雅典四郊的时候,四郊务农公民的家属避难聚居雅典和庇里犹斯城内,因为人数过多,造成了严重的瘟疫。这就是说,除住在城里的公民而外,其余的公民平时还是躬耕田间,而不像斯巴达公民那样靠农奴贡赋为生的。
  雅典公民,不仅在本国躬耕田间,还有机会躬耕于帝国范围内的海外地方,这就是“武装移民”制度。当盟国叛离,用兵征服,沦为附庸的时候,雅典对那个被征服的城邦的自治自给虽然仍予维持,但是为了镇慑起见,常常派遣若干数量它的公民移居该地,称为“武装移民”。这种“武装移民”,虽然身处海外,但有完全的雅典公民权。他们在当地是一种特殊身分的人,为当地居民所厌恶。
  “武装移民”也居住在直属雅典,并非独立城邦的城市中。色雷西亚的爱昂,爱琴海上的西罗斯岛都直属雅典。后者长期来一直是海盗巢穴,雅典派军剿灭后,由它的“武装移民”占居。
  雅典城里的公民,除从军的和从事公务的而外,有手工艺匠,其中大部分同时又是手工作坊的主人;有大小商人,有赶牲口的等等,但是雅典人鄙视工业劳动,某种程度上也轻视商业,矿工尤其不是公民干的职业。于是,大批外邦人来到雅典这个希腊世界的经济中心经商,来开设手工作坊,来当医生和教师。外邦人是自由民,没有公民权,不得在阿提卡境内购买房屋土地,还要交纳一种特别的人头税,他们有从军的义务,他们也可以拥有奴隶。手工作坊中帮助艺匠干活的帮手、矿工、家庭仆人等都由奴隶充当。奴隶的来源,一部分是战俘,一部分是奴隶贩子从蛮邦贩来的。十分特别的,雅典市的警察和雅典的档案管理员也由奴隶充当,他们是国家奴隶,也是买来的,由国家供给饭食,可以自由择居,这算是最高级的奴隶。其他,充当家庭仆人和充当手工作坊帮工的奴隶,因为人数少,主人对他们接近的机会多,容易产生感情,大体上还能获得比较过得去的待遇。待遇最残酷的是矿工,他们终日在监工的鞭子下作工,奴隶主指望从他们身上得到最大的利益,毫不顾惜他们的生命,因为这种“财产”的“更新”是并不困难的。
  雅典奴隶和其他城邦的奴隶一样,主人可以“释放”(即解除其奴籍)他们,也可以由奴隶把他按惯例成为自己合法收入的钱款存储起来,积成整数,向主人赎身。被释放奴隶取得外帮人的身分,和他的前主人仍保持某种隶属关系。如果他死后无嗣,遗产归旧主人家继承。斯巴达那种类型的“战士共和国”以农奴黑劳士为基础。雅典那种类型的“战士共和国”以买来的奴隶为基础。从两者历史演变过程看,脉络是十分清楚的。古典希腊并存农奴制和奴隶制两者,这是无可怀疑的。可是我国史学界对此有过很多争论,所以,本文后章对此将作专门的考察。
  
有报酬的公职
  
  有报酬的公职,开始实行于50年代。众所周知的有陪审员津贴和议事会成员的报酬两项。为着使雅典公民中生活无保障的阶层也确有可能参与国家大事,伯里克理斯(或说厄菲阿尔特Ephialtes)颁布了出庭陪审者履行义务的津贴。在进入法院大厦之前,授给每一个陪审员一根出庭杖和一枚证章,凭证可以领受规定的津贴两个欧布尔(Obol,以后又增加到三个欧布尔即半个德拉克玛)。我们知道,雅典法庭管辖范围及于帝国范围内各邦间的争议,每次开庭陪审员人数颇多,整个雅典经常有6000名公民充任陪审员,公民总人数约4万人左右,陪审员占公民中一个很大的比例,现代史家认为,充任陪审员的多数是已过军役年龄的老年公民,颁给陪审员津贴,事实上是对经历了长期军役的退伍老兵的一种照顾。雅典法庭审理案件范围既异常宽广,有报酬的陪审员制度又是中下阶层公民的极好的政治教育的机会。唯有当广大公民对国家大事有清楚的了解,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公民大会才不致流于形式。伯里克理斯民主,在这一方面确实是获得了很大成就的。
  另一项重要的有报酬的公职是议事会。希波战争后议事会人数未变,500名议事会成员以前都是无给职,伯里克理斯时每人每日津贴一个德拉克玛(可供五口之家比较过得去的生活)。同时被选任为议事会成员的资格,也比克利斯提尼时代放宽了,凡“双牛级”(中农)阶层的公民均可选入议事会。鉴于财产标准已从实物单位折成货币单位,加以物价的上涨,雅典公民限于财产而不得被选任为议事会成员的人数已经寥寥无几。现代史家计算,根据议事会成员不得连选连任的规定,雅典公民的1/3,一生中有机会被选入议事会。
  
雅典戏剧与观剧津贴
  
  早在希波战争前夕,雅典戏剧已经开始繁荣。戏剧起于酒神大祭时咏唱颂歌的合唱队,后来合唱队增加一个表演的人员,跟合唱队对答台词,于是演员与合唱队之间有了“对白”。合唱和对白具有了情节,就发展成为有剧本的演唱。埃斯库罗斯(Aescliylus,参加过马拉松和萨拉米战役)把演员剧本的演唱增加到两个和两个以上,完整形态上的戏剧于此创始。希腊剧场始终是圆剧场,倚山坡而筑,露天,没有屋顶,作半圆形,规模宏大,可以容纳大量观众。剧队主办人是富裕公民,剧队经费由这些富裕公民筹措。希波战争以后,雅典戏剧进入极其繁荣的时代,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幼里披底(Eur1pid),喜剧作家阿里斯多芬(Aristophon)的著作,传遍整个希腊世界,为罗马时代作家所摹仿。他们一些主要著作流传至今,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中引埃斯库罗斯的《普洛密修士》一剧中普洛密修士的自白:“说句老实话,我憎恨所有的神”,指出:
  
  “(这)也就是哲学本身的自白,哲学本身的箴言,是针对着凡是不承认人的自觉为最高神格的一切天神与地神而发的。”(《德摩克利特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区别》)
  
  希腊戏剧主题多数取材于神话,虽然如此,剧情、对白、唱词往往针对现实。也有取材于当前局势的,如希波战争前,福利尼卡斯的《米利都的沦陷》,演出时观众为之潸然下泪,这显然是希波战争的政治鼓动剧了。埃斯库罗斯是一个希腊的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者,他的悲剧《波斯人》是歌颂萨拉米海战胜利的。到阿里斯托芬的喜剧,题材全为现实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他的剧本对当权人物作肆无忌惮的讽刺,在高度言论自由的民主雅典,并不因之而有任何禁演戏剧或迫害作者的措施。史家考证,希波战争后200年间,主要在雅典,前后创作出来的戏剧剧本为数超过2000,这是真正的艺术繁荣!
  戏剧是希腊人民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和民族传统教育的极重要的工具。
  现在世界各地希腊城邦遗址的考古发掘,还常常找到宏伟美丽的圆剧场遗址。剧场又是酒神祭典之地,大概由公款兴建,剧队由富裕公民出资维持,每逢庆节演剧,观众要不要买门票,现在难于稽考。伯里克理斯时代的雅典,规定了一种“观剧津贴”制度,即在公共庆节演剧的时候,每个公民发给两个欧布尔的律贴,等于一人一天的主活费。这当然也是国库充裕的结果。
  
公民权的严格限制
  
  我们已经知道,从梭伦时代起,有过一个时期雅典的公民权对新移入的外邦人是开放的,这是初期雅典得以吸收外邦艺匠商人,发展它当时很不发达的经济的一个重大而有效的措施。现在,雅典繁荣富裕起来了,雅典公民是一个庞大帝国中心的城邦中“轮番为治”的集体,拥有被选任为有报酬的公职,充当武装移民移居海外,领取观剧津贴等种种特权。雅典人不免认为,这是他们先辈在严酷的希波战争中,忍受极大的牺牲,英勇奋斗争取得来的。倘使公民权还是向一切新来的外邦移民开放,新来者无异坐享其成,这是他们难于同意的。这种特权思想的产生,在一般人民中也许是难免的,然而是狭隘的。在这种心理前面,雅典公民权事实上也许已经愈来愈有限制了,不幸的是,号称贤明的热诚的民主主义者伯里克理斯,固然努力发展了雅典公民范围内的民主,都未能免于这种狭隘的城邦旧公民的本位主义。公元前445年,即在规定陪审员津贴制度后不久,伯里克理斯恢复一条旧法,规定“其父母皆为雅典人者,始能为雅典人”,而且法律具有追溯既往的效力,执行得十分严格。这条法律曾引起许多曲解,欺骗和舞弊,引起许多诉讼。当时被揭发欺骗,变卖为奴者,约有5000人。
  
元老院、执政官与将军
  
  希波战争后,雅典宪法上的变化,除以上所举几项外,最主要的有下列两项:
  第一,元老院权力的被削弱。希波战时,梭伦宪法中誉为城邦两锚之一的元老院权力有所扩大。元老院由任满离职的执政官等重要行政官员组成,其成员都是终身任职,是雅典政制中保守的贵族成分。公元前462年,厄菲阿尔特通过公民大会改革元老院,极度削弱它的权力,仅保留审理杀人放火等案件和监督宗教仪式之权。它的原来职权转给陪审法庭、500人议事会和公民大会。这些改革,加上陪审员和议事会成员的津贴制度,雅典政制,在公民范围之内,确实是高度民主的。
  第二,希波战前,雅典10个部落选出一个将军,组成“十将军委员会”统帅军队,行政权力还在执政官掌握之中,全军由首席执政官任统帅,马拉松故役,首席执政官战死。以后战争频仍,军队统帅权逐渐长期保持在战胜的将军手中,首席将军逐渐掌握全部政务,执政官变成处理日常政务的机构。又执政官职务一直固守旧制,任期一年,不得连选连任。可是将才难得,随意更换统帅,难免造成军事上的惨败,于是“不得连选连任”之制不适用于将军。这样,70年代起,雅典政制一方面急剧地民主化了,一方面又有事实上可以成为终身职务的首席将军在指导全国国防、外交等重大政务,伯里克理斯就连任了首席将军15年。按古希腊史家修昔底德的说法,“雅典在名义上是民主政治但是事实上权力是在第一个公民手中”。(《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50页)
  
公共工程——古典希腊建筑艺术的高峰
  
  伯里克理斯时代,相当部分的国库收入用于“装饰雅典”——修建建筑史上著名的雅典娜大庙、忒修斯大庙以及豪华富丽的、饰以巨大柱廊的雅典卫城正门。从雅典城到庇里犹斯港及法勒隆(Phaletum)港的长城,也在伯里克理所时代筑成。连同伯里克理斯时代以前庇色斯特拉托、西蒙和伯里克理斯以后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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