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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伯里克理斯以后雅典所建的神庙、画廊、市场、水源地及输水设备，雅典成了当时希腊世界最宏伟富丽的城市。雅典娜大庙溶合多里安风格和伊奥利亚风格，直到现在，还是世界各国建筑艺术的典范。各种建筑物的外部和内部，有各式各样精美雕刻、壁画、壁像装饰，不少保存至今，成为珍贵的文物。主持这些建筑的建筑师、雕刻家、画家，来自希腊世界各地，建筑工程分成小批交由私人承包，现存碑铭，表明承包人有公民、有外邦人、也有奴隶。所给工价，三者并无区别（奴隶所得工价大概归奴隶主所得）。公民特权，也许只表现在有承包的优先权而已。
雅典——希腊文明的中心
希腊古代学术文化，首先兴起于小亚细亚，那里是史诗、抒情诗、自然哲学、自然科学的故乡，第三章章末已约略涉及。现在，雅典是希腊世界的中心，它的建筑活动吸引一大批建筑家、雕刻家来到了雅典，在它内部，兴起了渊源于诗又超过了诗的戏剧，它的民主生活又使得议事会、陪审法庭和公民大会成为说话的艺术即雄辩术的广阔的用武之地，雄辩术可以使一个普通的公民成为民众的领袖。在这种环境下，雅典的学术文化十分活跃，雅典公民在公开的政治生活中获得广泛的知识，希腊世界各地的知识分子也群趋雅典。伯里克理斯接近的人中有米利都自然哲学学派的哲学家阿拉克萨哥拉斯（Anaxagoras）、有名的雕刻家菲迪亚斯（Pliidias）、有希腊“历史之父”希罗多德，都来自外邦。著名的诡辩学家普罗达哥拉斯（Protagoras）、哥尔基亚（Gorg1as）都到过雅典，为豪富子弟当教师，收受巨额报酬。这个传统开始于伯里克理斯时代，自此以后，长期不衰。伯里克理斯的下一代，就在战乱频仍的伯罗奔尼撒内战时期，雅典的苏格拉底（Socrates）兴起为一代哲学宗师，此后希腊哲学的四大派：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斯多葛（Stoic）都起于雅典，学派中心也一直在雅典，直到罗马时代。
后记
《希腊的城邦制度》这份笔记，是五哥最后的遗稿。遵照五哥的遗嘱，这份笔记在去年12月我离京前已检出交给吴敬琏同志。这份笔记，在五哥生前，我还没有读过，很想读一遍，乃商得吴敬琏同志同意，于今年春节后送到了我手里。收到后，读了一遍，随之又读了一遍塞尔格耶夫的《古希腊史》，补了必要的一课（当然是远为不够的）。读后深感自己虽然学力不逮，无力续成，但抄存一份，既可供自己今后继续学习西方史时随时翻阅，同时又为后世多保存了一份抄本，总是一件好事。笔记共约10万字，全文于昨天傍晚抄竣，总算完成了一项心愿，心里感到欣慰，但是也不可抑制地感到无限痛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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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史研究，不过是五哥10年研究计划中的一部分，一个开端。他曾对我说到过，打算用10年时间，通盘比较彻底地研究（先是）西方，（然后是）中国的历史，并在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达成他对历史未来的“探索”。如果天假以余年，可以期望10年之后，会能得到某种成果。可是，谁能意料得到，“横逆”的袭击，竟来自他自己身上的不治之症的肺癌，使他的这个研究计划还在刚刚开始的时候就夭折了！
然而，幸运的是他还给我们留下了这份笔记，虽然连这份笔记也还是一份未完稿。
我不知道他写这份笔记时原来的计划怎样。查阅他的原稿所附提纲，至少还有最后三节，即第六章的第五至第七节（第七、第八两节，后经修改，拟合写一节）没有来得及写，连第四节也还没有写完。（均见目录）
查阅他的日记，这份笔记开始动手于1974年2月12日，5月2日以后就未再续写。其间他在给我的信中曾谈到他的“迷惑”，也就是他日记中所记的“卡壳”，打算重写。我在给他的复信中，要求他即使重写，旧稿也不要毁弃，借此可以看到自己走过来的足迹。现在，查阅他的日记，部分的重写还是有的。不过，彻底重写。也许有过这样的想法，没有来得及实现。
伯里克理斯时代，是城邦雅典民主政治发展的顶峰，很可惜，笔记到这里戛然中断，我们已无法看到他对此将作怎样的评述。我们从笔记中还知道，原来的计划，还打算对斯巴达的农奴制（即黑劳士Helots）和雅典奴隶制并存的问题有所论述，这对于阐释马克思关于论述雅典奴隶制的原意，澄清目前流行的某些含混可能有所裨益。但是，同样很可惜，他的思想和他的躯体一起已经化为灰烬了。
他所瞩目的当然远不止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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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的中国人，除了教学和少数研究机构的专业人员外，懂得西方史（包括古代希腊史等）的人，为数不多。从来的历史学家，都以叙述史实为主旨，即使有一些史论，往往也是就史论史。把西方史拿来和我国自己的历史作系统的对比研究的，虽说不是创举，也实在罕见。这份笔记，不是简单的史实的叙述，也不是就史论史式的迂腐的史论，而是作对比研究的尝试，它的可贵处也许就在这里。
我对于西方史，和绝大多数人一样，原来也是茫然一无所知。近两三年来，才开始读了一些西方史。乍读之下，我不能不在古代希腊的高度文明面前震惊不已（这不是妄自菲薄的民族虚无主义，看不起自己的老祖宗），它的繁荣的经济，它的高度的民主政治，它的自然哲学，它的灿烂的艺术文化……不仅在古代世界的历史上是罕见的，也截然不同于我国的古代历史。这一切究竟是什么使其然的呢？
身为中国人，对于自己的历史，“对于自己的祖宗，对不住，忘记了”（《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797页），茫然无知，固然是一种不能忍受的难堪的羞辱；可是，如果对于西方的历史也一无所知，也就难以作历史的现实的比较，从而也就很难培养出一种鉴别能力。
研究历史，其目的无非是寻找已经成为过去的人类社会演变的历史轨迹，从而在这个基础上去探索未来。
人类社会的前景是光明的，这是肯定无疑的。然而，历史发展的进程毕竟不是一条直线，未来的前景中可以预见到的确实还存在着一些未知数，有待于继续进行探索，借以避免若干可以避免的痛苦。如果一切都已经有了现成的答案，那么，当然，这种探索就会变成完全多余和可笑的了。可惜，严酷的现实表明，事实并不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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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笔记今后的命运怎样，我无法预测和断定。也许它会像历史上并不鲜见的许多先人和他们的著作一样，湮没在历史的洪流中；也许它可能在某种历史条件下面，居然还能被人所重视。但是，重要的不是他已经开始的这种历史研究是否有人继续下去（我当然衷心期望能有人继续下去），因为，五哥从事这种历史研究，他的本来的目的并不在研究历史。
我瞩目于未来？？
陈敏之
1975年4月16日抄毕后记
陈敏之：《顾准文集》序
今年11月下旬至12月初，我有缘再次去京。离开上次去京又好几年了。这次去京，除了参加一个会议外，顺便还要办几件事。一件是去八宝山瞻仰五哥（顾准）五嫂（汪璧）的骨灰。骨灰是没有什么可瞻仰的，何况五嫂的骨灰盒内是空的。在那个真理被抹上泥灰的日子里，人的生命都视同草芥，遗骸、骨灰这类小事更不值得一提。五哥的骨灰是我亲自洒了一半在三里河前的小河里，还有一半存放到老山骨灰堂。老山骨灰堂和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大概总称为八宝山，我便是在这时才知道的。五哥本来是一介子民，存放到老山骨灰堂，倒也得体。1980年2月，五哥和五嫂的追悼会一起在北京召开，会后他们夫妇俩的骨灰盒重新一起改为存放到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五嫂因为遗骸都没有，何来骨灰，因此，她的骨灰盒内只象征性地放了一两件她生前用过的遗物。汪璧是一个沉静、贤淑、举止端庄、待人和蔼、诚挚的女性，是1934年起参加革命活动，193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老同志。凡是曾经和她共同工作过或相识的老同志，对她无不留下良好的印象。1934年他们结婚时（在那个年代，搞地下工作，不便举行什么仪式，大事声张），我记得连一张像样的床也没有。几十年来，他们两情相笃，相濡以沫。这次去京，一位我素来尊敬的老同志问我，汪璧为什么要出此下策（指自尽）？我无辞以对。这不仅因为我和他们分处京沪两地，且还由于当时（1968年）我自己也丧失了自由，对于汪璧作出这种选择，确实我也难以理解。不过，我相信，这决不会是一种自愿的选择。五嫂的，包括五哥的，还有千千万万和他们有着相同命运的这个历史现实，使我不禁想起了上海大世界的哈哈镜。一切正常的人，在哈哈镜面前都变了形。大世界的哈哈镜使人看到自己被丑化了的形象哈哈大笑；某种权威人为的哈哈镜不但把人的形象扭曲，并且因此着实遭了殃。这样的悲剧当然不止发生在五哥五嫂这一对生前两情相笃的夫妇身上。
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的骨灰堂，我还是第一次去，墓地的气氛总是肃穆的。骨灰堂室内的光线很暗，于肃穆之外，更增添了几分阴沉，他们俩的骨灰盒存放在室内右内侧角落的上部，我不得不爬上梯子仔细辨认。我和五嫂最后一次相见是在1967年11月（我回上海后没过几天，就失去了自由），至今已有26年，送别五哥也已19年。这些年来，历史又写下了新的篇章，你们都已不及见。而今，在历尽苦难以后，你们魂归一方，又相聚一起，可以互诉衷曲，互致慰藉。天国（如果有的话）总比人世间少一些烦恼。我这个后去的弟弟也可以稍稍心安了。
看望在京的顾准的一些老朋友，是我此去北京要办的第二件事。这些顾准的老朋友，都是我的兄长辈，他们之中有的已接近90高龄，如骆老（耕漠）、冶方同志的夫人洪克平（我们都习惯地称她为洪妈妈），他们两位都已88岁，可说已是耄耋之年；有的也已超过80或已接近80，如林里夫、徐雪寒、雍文涛、陈易、周静等同志。他们中间有的曾在不同时期不止一次地和顾准在一起工作过，不只有着一般的工作关系，而且有着很深的私谊。冶方同志的夫人和汪璧以及我的母亲就有着亲如家人的情谊。1976年唐山地震，冶方夫妇来上海暂住，就曾一起来探望过我的母亲。尤其感人的是，1974年顾准住院病危期间，林里夫和她的女儿姣姣、骆老（还有他的夫人唐翠英）、陈易、张纯音（已故）等同志，尽心尽力地在病榻边帮助我照料护理病人、找医生、办理各种事务。作为顾准的弟弟，对他们这种高尚的情谊，理应表示由衷的感谢。真的，今后说不准哪一年有机会能再来北京。再说，我自己也已74岁，体力明显地不如过去。不用说，这更增强了我必须在北京多住几天的设想。可以告慰自己的是，这些打算都如愿以偿了。
1980年2月，为顾准、汪璧召开追悼会以后，也就是前叙的这些老朋友曾经有过为顾准出一本书（文集或纪念文集）以资纪念的设想，对此也曾议论过。后来因为感到条件不够成熟而搁置了下来。这些年来，除了译稿（熊彼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罗宾逊夫人：《经济论文集》），会计学著作（《会计原理），《社会主义会计的几个理论问题》）已先后出版以外，其他著作已出版的有《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两书。即使将译稿和会计学著作除外，出版一本文集的条件也已具备。征询这些老朋友对出版顾准文集的意见是我此行另一件要办的事。他们的赞同和支持极大地鼓舞了我。现在，这本书已经编竣定稿，补充了一些应该补充的文字，有望能在明年五哥逝世20周年之前问世，使顾准生前老朋友和我多年来的宿愿能够实现，对我来说，没有其他任何事更能使我感到欣慰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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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的“九？一八”，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奉行错误的不抵抗政策，违背中国人民的民族意志，好端端地把我国东北三省送给了日本帝国主义。相距不到半年，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日战争，又因为国民党政府坚持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以签订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而使轰轰烈烈的这场抗日战争被迫停止。国士的沦丧，亡国的现实威胁，深重的民族危机，大大促进了当时一代青年的民族意识的觉醒。正像我国许多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