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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是官府吏员讲话，比他的恶霸儿子有水平，但这种鬼话，除了白痴谁会相信。后来来了更有背景、身手更猛、更大一规格的恶霸蒋门神，一顿拳脚，夺了这块儿地盘儿及黑道买卖。总算施恩够运气，几顿好酒好肉就搬来身手更横的武松，又将蒋门神修理出局。
宋江的钱
柴迸有钱，这没问题，天璜贵胄，金枝玉叶，庄园中养几十个闲汉谅无困难。此外，卢俊义、李应这样的大财主也应足够阔。晃盖也该有不算太多但也还不少的家财。
倒是宋江的钱，来路难说。
按说宋江家里不过是郓城县一个小地主，他本人也只是身为小吏，田里所得和棒禄收入，想来十分有限，但是接济江湖好汉，却又是淌水似的使银子，莫非他接济好汉的钱真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正常收入和开销相差如此之大，难怪有人推断，这钱，多半不是好来的。理由是，那时的官场，遍布的是贪官污吏，宋江却有本事在其中混得八面玲拢四方讨好（这从杀惜后县衙对他的百般维护可以看出），就说明他绝非清廉耿介之辈，同流合污及在作吏胥中巧取豪夺之类只怕是免不了的了，阎婆惜骂他〃公人见钱如蝇子见血〃，〃做公的人哪个猫儿不吃腥〃，难道都是空穴来风？
但也有不这样看的，说《水浒传》的主题之一就是反贪官，宋江是贪官的对立面，那就应当是廉吏。至于宋江的大把使银子，不过是作者的近于浪漫之笔，觉得有必要格外突出宋江的仗义疏财，就自然让他的包裹里有取之不尽的银两，这就叫〃率性笔写率性人〃，作者的本意，倒未必是在暗示宋江的钱来路不正，〃思想中有丑陋的因素〃。
其实，以在下浅见看来，两种说法都有合理成分。
《水浒传》是率性笔写率性人（这话说得真好），对宋江仗义疏财的描写浪漫想象的成分居多，这都没问题，但要说宋江因为是贪官污吏的对立面，就定是两袖清风的廉吏，这只怕也未见得。列位看官需牢记，水浒世界里的道德观，与今人的现代观念，每每并不相同，就拿以吏胥的身份捞取外快的行径来说，在那个世界里，就并不被视作德行有亏。
有一个典型的例子。第三十回中，武松被张都监陷害，下入孟州大牢，这时知府己得了贿赂，一心要结果武松，多亏有个〃忠直仗义，不肯要害平人〃的叶孔目一力反对，武松才得以保全。这样一个正直的小吏，施恩托人转送他一百两银子，他也照单儿全收了，随后，出豁了武松。叶孔目收了银两又怎样呢？水浒故事的讲述者不还是赋诗称颂了他〃西厅孔目心如水〃吗？连武松，在重过十字坡对张青、孙二娘追述孟州这场牢狱之灾时，也还称赞叶孔目仗义疏财呢！
其实，〃仗义〃是有的，〃疏财〃可未必，书中说得清清楚楚，叶孔目不是疏而是得了一注横财。
再如第十四回中，来东溪村投奔晃盖的刘唐被都头雷横捉住，晃盖认作外甥，保了下来，随后又送雷横十两银子，雷横略推了推就收了，揣入腰包。这可就怪了，雷横和晃盖是朋友，捉刘唐又不是捉贼捉赃，『是见借大一条大汉在庙里睡的蹊跷，便捆了，还吊了小半夜，晃盖既已认作外甥，放人就是，难道误捉了朋友的子侄还要收谢银？要说这种写法仅仅是为了引出下面刘唐追讨银两与雷横厮杀及吴用出场等情节，主要是出于增强故事戏剧性趣味的考虑，那也应有个大致的前提，就是雷横的作法，不会被水浒故事的叙述者视作贪酷无耻，就如同上一个例子中的叶孔目没有被看作口是心非一样。
也许下面这个例子更能说明问题，就是书中讲武松住进张都监府后，〃但是人有些公事来央挽他的，武松都对都监相公说了，无有不依。外人俱送些金银、财帛、缎匹等件。武松买个柳藤箱子，把这送的东西都锁在里面，不在话下。〃武松是《水浒》中最着力描画的顶天立地的好汉，但他的这种行径，在今人看来也不是那么值得称道吧？可水浒故事的讲述者却不带半点贬义口吻地毫不避讳地讲了，这说明什么？说明当时官场通例就是如此（所谓〃打秋风〃便包含这一方面。又，《鹿鼎记》开篇写吴六奇报答查伊璜也与此相近），送者，收者，以及讲此故事者，听此故事者，都视为理所当然，不足为怪。
因此，从水浒世界通行的道德观来看，宋江的捞取外快，最好还是不要断其必无。不过话还得说回来，水浒世界里宋江的大把用银，主要还是出自叙述者的浪漫想象。
水浒传考证【胡适】
一
我的朋友汪原放用新式标点符号把《水浒传》重新点读一遍，由上海亚东图书馆排印出版。这是用新标点来翻印旧书的第一次。我可预料汪君这部书将来一定要成为新式标点符号的实用教本，他在教育上的效能一定比教育部颁行的新式标点符号原案还要大的多。汪君对於这书校读的细心，费的工夫之多，这都是我深知道并且深佩服的；我想这都是读者容易看得出的，不用我细说了。
这部书有一层大长处，就是把金圣叹的评和序都删去了。
金圣叹是十七世纪的一个大怪杰，他能在那个时代大胆宣言，说《水浒》与《史记》《国策》有同等的文学价值，说施耐庵、董解元与庄周、屈原、司马迁、杜甫在文学史上占同等的位置，说：「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这是何等眼光！何等胆气！又如他序裏的一段：「夫古人之才，世不相沿，人不相及：庄周有庄周之才，屈平有屈平之才，降而至於施耐庵有施耐庵之才，董解元有董解元之才。」这种文学眼光，在古人中很不可多得。又如他对他的儿子说：「汝今年始十岁，便以此书（《水浒》）相授者，非过有所宠爱，或者教汝之道当如是也。……人生十岁，耳目渐吐，如日在东，光明发挥。如此书，吾即欲禁汝不见，亦岂可得？……今知不可相禁，而反出其旧所批释，脱然授之汝手。」这种见解，在今日还要吓倒许多老先生与少先生，何况三百年前呢？
但是金圣叹究竟是明末的人。那时代是「选家」最风行的时代；我们读吕用晦的文集，还可想见当时的时文大选家在文人界占的地位（参看《儒林外史》）。金圣叹用了当时「选家」评文的眼光来逐句批评《水浒》，遂把一部《水浒》淩迟碎砍，成了一部「十七世纪眉批夹注的白话文范」！例如圣叹最得意的批评是指出景阳冈一段连写十八次「哨棒」，紫石街一段连写十四次「帘子」，和三十八次「笑」。圣叹说这是「草蛇灰线法」！这种机械的文评正是八股选家的流毒，读了不但没有益处，而且养成一种八股式的文学观念，是很有害的。
这部新本《水浒》的好处就在把文法的结构与章法的分段来代替那八股选家的机械的批评。即如第五回瓦官寺一段：
智深走到面前那和尚喫了一惊
金圣叹批道：「写突如其来，只用二笔，两边声势都有。」
跳起身来便道请师兄坐同喫一盏智深提着禅杖道你这两个如何把寺来废了那和尚便道师兄请坐听小僧圣叹批道：「其语未毕。」
智深睁着眼道你说你说
圣叹批道：「四字气忿如见。」
说在先敝寺……
圣叹批道：「说字与上『听小僧』本是接着成句，智深自气忿忿在一边夹着『你说你说』耳。章法奇绝，从古未有。」
现在用新标点符号写出来便成：
智深走到面前，那和尚喫了一惊，跳起身来便道：「请师兄坐，同喫一盏。」智深提着禅杖道：「你二个如何把寺来废了！」那和尚便道：「师兄请坐，听小僧——」智深睁着眼道：「你说！你说！」「——说在先敝寺……」
这样点读，便成一片整段的文章，我们不用加什麼恭维施耐庵的评语，读者自然懂得一切忿怒的声口和插入的气话；自然觉得这是很能摹神的叙事；并且觉得这是叙事应有的句法，并不是施耐庵有意要作「章法奇绝，从古未有」的文章。
金圣叹的《水浒》评，不但有八股选家气，还有理学先生气。
圣叹生在明朝末年，正当「清议」与「威权」争胜的时代，东南士气正盛，虽受了许多摧残，终不曾到降服的地步。圣叹後来为了主持清议以至於杀身，他自然是一个赞成清议派的人。故他序《水浒》第一回道：
一部大书七十回将写一百八人……而先写高俅者，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是乱自下生也。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逑，则是乱自上作也。……高俅来而王进去矣。王进者，何人也？不坠父业，善养母志，盖孝子也。……横求之四海，竖求之百年，而不一得之。不一得之而忽然有之，则当尊之，荣之，长跽事之，——必欲骂之，打之，至於杀之，因逼之去，是何为也？王进去而一百八人来矣。则是高俅来而一百八人来矣。
简单一句话，我想替《水浒传》做一点历史的考据。
《水浒传》不是青天白日裏从半空中掉下来的，《水浒传》乃是从南宋初年（西历十二世纪初年）到明朝中叶（十五世纪末年）这四百年的「梁山泊故事」的结晶——我先说这句武断的话丢在这裏，以下的两万字便是这一句话的说明和引证。
我且先说元朝以前的《水浒》故事。
《宋史》二十二，徽宗宣和三年（西历一一二一年）的本纪说：
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
又《宋史》三百五十一：
宋江寇京东，侯蒙上书言：「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今清溪盗起，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自赎。」
又《宋史》三百五十三：
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撄其锋。声言将至〔海州〕，张叔夜使间者觇所向，贼径趋海濒，劫钜舟十馀，载卤获。於是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擧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
这三条史料可以证明宋江等三十六人都是历史的人物，是北宋末年的大盗。「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看这些话可见宋江等在当时的威名。这种威名传播远近，留传在民间，越传越神奇，遂成一种「梁山泊神话」。我们看宋末遗民龚圣与作宋江三十六人赞的自序说：
宋江见於街谈巷语，不足采著。虽有高如、李嵩辈传写，士大夫亦不见黜，余年少时壮其人，欲存之画赞，以未见信书载事实，不敢轻为。及异时见《东都事略》载侍郎侯蒙传，有书一篇，陈制贼之计云：「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材必有过人。不若赦过招降，使讨方腊，以此自赎，或可平东南之乱。」余然後知江辈眞有闻於时者。……（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上）
我们看这段话，可见一、南宋民间有一种「宋江故事」流行於「街谈巷语」之中；二、宋元之际已有高如、李嵩一班文人「传写」这种故事，使「士大夫亦不见黜」；三、那种故事一定是一种「英雄传奇」，故龚圣与「少年时壮其人，欲存之画赞」。
这种故事的发生与流传久远，决非无因。大概有几种原因：一、宋江等确有可以流传民间的事迹与威名；二、南宋偏安，中原失陷在异族手裏，故当时人有想望英雄的心理；三、南宋政治腐败，奸臣暴政使百姓怨恨，北方在异族统治之下受的痛苦更深，故南北民间都养成一种痛恨恶政治恶官吏的心理，由这种心理上生出崇拜草泽英雄的心理。
这种流传民间的「宋江故事」便是《水浒传》的远祖。我们看《宣和遗事》便可看见一部缩影的「水浒故事」。《宣和遗事》记梁山泊好汉的事，共分六段：
一、杨志，李进义（後来作卢俊义），林冲，王雄（後来作杨雄），花荣，柴进，张青，徐宁，李应，穆横，关胜，孙立等十二个押送「花石纲」的制使，结义为兄弟。後来杨志在颖州阻雪，缺少旅费，将一口宝刀出卖，遇著一个恶少，口角廝争。杨志杀了那人，判决配卫州军城。路上被李进义、林冲等十一人救出去，同上太行山落草。
二、北京留守梁师宝差县尉马安国押送十万贯的金珠针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