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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聚义的三十六个英雄汉，那一个不应天上恶魔星？」这一段只说三十六人，又有「应天上恶魔星」的话，与《宣和遗事》说的天书相同。
看这五条，可知元曲裏的梁山泊大致相同，大概同是根据於一种人人皆知的「梁山泊故事」。这时代的「梁山泊故事」有可以推知的几点：一、宋江的历史，小节细目虽互有详略的不同，但大纲已渐渐固定，成为人人皆知的故事。二、《宣和遗事》的三十六人，到元朝渐渐变成了「三十六大夥，七十二小夥」，已加到百零八人了。三、梁山泊的声势越传越张大，到元朝时便成了「纵横河港一千条，四下方圆八百里」的水浒了。四、最重要的一点是元朝的梁山泊强盗渐渐变成了「仁义」的英雄了。元初龚圣与自序作赞的意思，有「将使一归於正，义勇不相戾，此诗人忠厚之心也」的话，那不过是希望的话。他称赞宋江等，只能说他们「名号既不僭侈，名称俨然，犹循故辙」；这是说他们老老实实的做「盗贼」，不敢称王称帝。龚圣与又说宋江等「与之盗名而不辞，躬履盗迹而不讳」。到了後来，梁山泊渐渐变成了「替天行道救生民」的忠义堂了！这一变非同小可。把「替天行道救生民」的招牌送给梁山泊，这是水浒故事的一大变化，既可表示元朝民间的心理，又暗中规定了後来《水浒传》的性质。
这是元曲裏共同的梁山泊背景。
第二，元曲演梁山泊故事，虽有一个共同的背景，但这个共同之点只限於那粗枝大叶的梁山泊略史。此外，那些好汉的个人历史，性情，事业，当时还没有固定的本子，故当时的戏曲家可以自由想像，自由描写。上条写的是「同」，这条写的是「异」。我们看他们的「异」处，方才懂得当时文学家的创造力。懂得当时文学家创造力的薄弱，方才可以了解《水浒传》著者的创造力的伟大无比。
我们可先看元曲家创造出来的李逵。李逵在《宣和遗事》裏并没有什麼描写，後来不知怎样竟成了元曲裏最时髦的一个脚色！上文记的十九种戏曲裏，竟有十二种是用黑旋风做主人翁的，「还牢末」一名「李山儿生死报恩人」，也可算是李逵的戏。高文秀一个人编了八本李逵的戏，可谓「黑旋风专门家」了！大概李逵这个「脚色」大半是高文秀的想像力创造出来的，正如 Falstaff是萧士比亚创造出来的。高文秀写李逵的形状道：
我这裏见客人将礼数迎，把我这两只手插定。哥也，他见我这威凛凛的身似碑亭，他可惯听我这这莽壮声？諕他一个痴挣，諕得他荆棘律的胆战心惊！
又说：
你这茜红巾，腥衲袄，乾红褡膊，腿绷护膝，八答麻鞋，恰便似那烟薰的子路，黑染的金刚。休道是白日裏，夜晚间揣摸着你呵，也不是个好人。
又写他的性情道：
我从来个路见不平，爱与人当道撅坑。我喝一声，骨都都海波腾！撼一撼，赤力力山岳崩！但恼着我黑脸的爹爹，和他做场的歹斗，翻过来落可便吊盘的煎饼！
但高文秀的「双献功」裏的李逵，实在太精细了，不像那卤莽粗豪的黑汉。看他一见孙孔目的妻子便知他不是「儿女夫妻」；看他假扮庄家後生，送饭进监；看他偷下蒙汗药，麻倒牢子；看他假扮祗候，混进官衙：这岂是那卤莽粗疏的黑旋风吗？至於康进之的「李逵负荆」，写李逵醉时情状，竟是一个细腻 风流的词人了！你听李逵唱：
饮兴难酬，醉魂依旧。寻村酒，恰问罢王留。王留道，兀那裏人家有！可正是清明时候，却言风雨替花愁。和风渐起，暮雨初收。俺则见杨柳半藏沽酒市，桃花深映钓鱼舟。更和这碧粼粼春水波纹绉，有往来社燕，远近沙鸥。（人道我梁山泊无有景致，俺打那廝的嘴。）
俺这裏雾锁着青山秀，烟罩定缘杨洲。（那桃树上一个黄莺儿将那桃花瓣儿啗呵，啗呵，啗的下来，落在水中，——是好看也！我曾听的谁说来？我试想咱。……哦！想起来了也！俺学究哥哥道来。）他道是轻薄桃花逐水流。（俺绰起这桃花瓣儿来，我试看咱。好红红的桃花瓣儿！〔笑科〕你看我好黑指头也！）恰便是粉衬的这胭脂透！（可惜了你这瓣儿！俺放你趁那一般的瓣儿去！我与你赶，与你赶！贪赶桃花瓣儿）早来到这草桥店垂杨的渡口。（不中，则怕悞了俺哥哥的将令。我索回去也。……）待不喫呵，又被这酒旗儿将我来相迤逗。他，他，他舞东风在曲律杆头！
这一段，写的何尝不美？但这可是那杀人不眨眼的黑旋风的心理吗？
我们看高文秀与康进之的李逵，便可知道当时的戏曲家对於梁山泊好汉的性情人格的描写还没有到固定的时候，还在极自由的时代：你造你的李逵，他造他的李逵；你造一本李逵「乔教学」，他便造一本李逵「乔断案」；你形容李逵的精细机警，他描写李逵的细腻风流。这是人物描写一方面的互异处。
再看这些好汉的历史与事业。这十三本李逵戏的事实，上不依《宣和遗事》，下不合《水浒传》，上文已说过了。再看李文蔚写燕青是梁山泊第十五个头领，他占的地位很重要，《宣和遗事》说燕青是劫「生辰纲」的八人之一，他的位置自然应该不低。後来《水浒传》裏把燕青派作卢俊义的家人，便完全不同了。燕青下山遇着燕顺弟兄，大概也是自由想像出来的事实。李文蔚写燕顺也比《水浒传》裏的燕顺重要得多。最可怪的是「还牢末」裏写的刘唐和史进两人。《水浒传》写史进最早，写他的为人也极可爱。「还牢末」写史进是东平府的一个都头，毫无可取的技能；写宋江招安史进乃在晁盖身死之後，也和《水浒》不同。刘唐在《宣和遗事》裏是劫「生辰纲」的八人之一，与《水浒》相同。「还牢末」裏的刘唐竟是一个挟私怨谋害好人的小人，还比不上《水浒传》的董超、薛霸！萧娥送了刘唐两锭银子，要他把李孔目吊死，刘唐答应了；萧娥走後，刘唐自言自语道：
要活的难，要死的可容易。那李孔目如今是我手裏物事，搓的圆，捏的匾。拚得将他盆吊死了，一来，赚他几个银子；二来，也偿了我平生心愿。我且喫杯酒去，再来下手，不为迟哩。
这种写法，可见当时的戏曲家叙述梁山泊好汉的事迹，大可随意构造；并且可见这些文人对於梁山泊上人物都还没有一贯的，明白的见解。
以上我们研究元曲裏的水浒戏，可得四条结论：
一、元朝是「水浒故事」发达的时代。这八九十年中，产生了无数「水浒故事」。
二、元朝的「水浒故事」的中心部分——宋江上山的历史，山寨的组织和性质——大致都相同。
三、除了那一部分之外，元朝的水浒故事还正在自由创造的时代：各位好汉的历史可以自由捏造，他们的性情品格的描写也极自由。
四、元朝文人对於梁山泊好汉的见解很浅薄平庸，他们描写人物的本领很薄弱。
从这四条上，我们又可得两条总结论：
（甲）元朝只有一个雏形的水浒故事和一些草创的水浒人物，但没有《水浒传》。
（乙）元朝文学家的文学技术，程度很幼稚，决不能产生我们现有的《水浒传》。
〔附注〕我从前也看错了元人的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位置。近年我研究元代的文学，才知道元人的文学程度实在很幼稚，才知道元代只是白话文学的草创时代，决不是白话文学的成人时代。即如关汉卿、马致远两位最大的元代文豪，他们的文学技术与文学意境都脱不了「幼稚」的批评。故我近来深信《水浒》《西游记》《三国》都不是元代的产物。这是文学史上一大问题，此处不能细说，我将来别有专论。
四
以上是研究从南宋到元末的水浒故事。我们既然断定元朝还没有《水浒传》，也做不出《水浒传》，那麼，《水浒传》究竟是什麼时代的什麼人做的呢？
《水浒传》究竟是谁做的？这个问题至今无人能够下一个确定的答案。明人郎瑛《七修类稿》说：「《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贯中所编。」但郎氏又说他曾见一本，上刻「钱塘施耐菴」作的。清人周亮工《书影》说：「《水浒传》相传为洪武初越人罗贯中作，又传为元人施耐庵作。田叔禾《西湖游览志》又云，此书出宋人笔。近日金圣叹自七十回之後，断为罗贯中所续，极口诋罗，复伪为施序於前，此书遂为施有矣。」田叔禾即田汝成，是嘉靖五年的进士。他说《水浒传》是宋人做的，这话自然不值得一驳。郎瑛死於嘉靖末年，那时还无人断定《水浒》的作者是谁。周亮工生於万历四十年（一六一二），死於康熙十一年（一六七二），正与金圣叹同时。他说，《水浒》前七十回断为施耐庵的是从金圣叹起的；圣叹以前，或说施，或说罗，还没有人下一种断定。
圣叹删去七十回以後，断为罗贯中的，圣叹自说是根据「古本」。我们现在须先研究圣叹评本以前《水浒传》有些什麼本子。
明人沈德符的《野获编》说：「武定侯郭勋，在世宗朝，号好文多艺。今新安所刻《水浒传》善本，即其家所传，前有汪大函序，托名天都外臣者。」周亮工《书影》又说：「故老传闻，罗氏《水浒传》一百回，各以妖异语冠其首，嘉靖时，郭武定重刻其书，削其致语，独存本传。」据此，嘉靖郭本是《水浒传》的第一次「善本」，是有一百回的。
再看李贽的「忠义水浒传序」：
《水浒传》者，发愤之作也。……施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是故愤二帝之北狩，则称大破辽以洩其愤；愤南渡之茍安，则称灭方腊以洩其愤。敢问洩愤者谁乎？则前日啸聚水浒之强人也，欲不谓之忠义，不可也。是故施罗二公传《水浒》，而复以忠义名其传焉。……宋公明者，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国，卒致於犯大难，成大功，服毒自缢，同死而不辞。……最後南征方腊，一百单八人者阵亡已过半矣。又智深坐化於六和，燕青涕泣而辞主，二童就计於混江。……」（《焚书》卷三）
李贽是嘉靖万历时代的人，与郭武定刻《水浒传》的时候相去很近，他这篇序说的《水浒传》一定是郭本《水浒》。我们看了这篇序，可以断定明代的《水浒传》是有一百回的；是有招安以後，「破辽」「平方腊」「宋江服毒自尽」「鲁智深坐化」等事的；我们又可以知道明朝嘉靖、万历时代的人也不能断定《水浒传》是施耐庵做的，还是罗贯中做的。
到了金圣叹，他方才把前七十回定为施耐庵的《水浒》，又把七十回以後，招安平方腊等事，都定为罗贯中续做的《续水浒传》。圣叹批第七十回说：「後世乃复削去此节，盛夸招安，务令罪归朝廷而功归强盗，甚且至於裒然以忠义二字冠其端，抑何其好犯上作乱至於如是之甚也！」据此可见明代所传的《忠义水浒传》是没有卢俊义的一梦的。圣叹断定《水浒》只有七十回，而骂罗贯中为狗尾续貂。他说：「古本《水浒》如此，俗本妄肆改窜，眞所谓愚而好自用也。」我们对於他这个断定，可有两种态度：一、可信金圣叹确有一种古本；二、不信他得有古本，并且疑心他自己假托古本，「妄肆窜改」，称眞本为俗本，自己的改本为古本。
第一种假设——认金圣叹眞有古本作校改的底子——自然是很难证实的。我的朋友钱玄同先生说：「金圣叹实在喜欢乱改古书。近人刘世珩校刊关、王原本《西厢》，我拿来和金批本一对，竟变成两部书。……以此例彼，则《水浒》经老金批校，实在有点难信了。」钱先生希望得着一部明版的《水浒》，拿来考证《水浒》的眞相。据我个人看来，即使我们得着一部明版《水浒》，至多也不过是嘉靖朝郭武定的一百回本，就是金圣叹指为「俗本」的，究竟我们还无从断定金圣叹有无「眞古本」。但第二种假设——金圣叹假托古本，窜改原本——更不能充分成立。金圣叹若要窜改《水浒》，尽可自由删改，并没有假托古本的必要。他武断《西厢》的後四折为续作，并没有假托古本，又何必假托一部古本的《水浒传》呢？大概文学的技术进步时，後人对於前人的文章往往有不能满意的地方。元人做戏曲是匆匆忙忙的做了应戏台上之用的，故元曲实在多有太潦草，太疎忽的地方，难怪明人往往大加修饰，大加窜改。况且元曲刻本在当时本来极不完备：最下的本子仅有曲文，无有科白，如日本西京帝国大学影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