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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虽然三阮“不通文墨”，毕竟也“两三年不曾相见”了。在这个“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只要敢违法就发财，老实守法就受穷的社会，人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彻底改变了。严酷的社会现实改变了阮氏兄弟，因此，当说起梁山泊的王伦们——
阮小五道：“他们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缎，成瓮喝酒，大块吃肉，如何不快活我弟兄三个空有一身本事，怎地学得他们。”
阮小七又道：“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我们只管打鱼营生，学得他们过一日也好。”
纵观梁山泊一百单八排得上座次的头领，真正属于最不稳定因素即只要有诱因就有可能犯罪 的算上阮氏兄弟也不过二十余人，仅占两成。问题是如果社会消灭诱因或者说把诱因减少到最少，可能他们就不会犯罪或犯些轻微的罪，这样，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也轻一些。如果再积极一些，能够让包括阮氏兄弟在内的全体老百姓各尽其能，各得其所，恐怕就不是什么犯罪不犯罪的问题，而是如何为社会做贡献的问题。招安后他们去打“不替天行道的强盗”（鲁迅语），小二、小五战死沙场。可见通过合理的制度性安排结果就完全不同。
问题是诱因太多。
阮小二道：“我们有一年多不去那里打鱼。如今泊子里把住了，绝了我们的衣饭，因此一言难尽！”
土匪扰民，阮氏兄弟也深受其害。但作为匪患的受害者也盼着落草为寇、去当土匪为害社会，这颇具讽刺意味的一幕，究竟在讽刺谁呢﹖请看书：
吴用道：“如何官司不来捉他们﹖”
阮小五道：“如今那官司，一处处动掸便害百姓。但一声下乡村来，倒先把好百姓家养的猪羊鸡鹅，尽都吃了，又要盘缠打发他。如今也好……那捕盗官司的人，哪里敢下乡来。”
这又应了一句老话：兵即是匪，匪即是兵。在烧杀抢掠欺压百姓方面，兵一点也不亚于匪，有些时候，兵患甚至超过匪患。据《明季北略》载：明末大臣们向崇祯汇报了一件意味深长的事，说“贼”知道百姓恨什么，“贼”对朝廷的“剿匪安民”针锋相对打出“剿兵安民”的旗号，结果百姓望风投降。在这里，老百姓也有个利害算计，如果两者必择其一的话，匪患甚于兵患，老百姓就选择兵；反之，兵患甚于匪患，老百姓就选择匪。所以，“捕盗官司的人，哪里敢下乡来”也好。小七说：
我虽打不着大鱼，也省了若干科差。
这岂不就是宋版的“苛政猛于虎”么﹖
诱因还不止这些。接小七“学他们过一日也好”的话茬，吴用故意道：
这等人学他做什么﹖他做的勾当，不是笞杖五七十的罪犯，空白把一身虎威都撇下了。倘或被官司拿住了，也是白做的罪。
阮小二马上反唇相讥：
如今该管的官司没甚分晓，一片糊突，千万犯了弥天大罪的倒没事。我弟兄不能快活，若是有肯带挈我们的，也去了罢！
不消说，阮小二说的“该管的官司”和“犯了弥天大罪的”当然不是指王伦们，否则他又何必“学他们”和“也去了罢”。在持草根立场的阮小二看来，当官的贪污受贿成百万上千万的“没甚分晓”、“倒没事”，老百姓凭什么要傻乎乎地奉公守法受苦受穷﹖酒已经喝了不少，话说到这个程度，可谓水到渠成了。学究先生开始摊牌：
“……如今欲请你们去商议，聚几个好汉，向山凹僻静处，取此一套富贵，不义之财，大家图个一世快活……不知你们心意如何﹖”
一如灌满了炸药的炸药包，就等着这个火星呢。
小五听了道：“罢、罢！”叫道：“七哥，我和你说甚么来﹖”
阮小七跳起来道：“一世的指望，今日还了愿心，正是搔着了我痒处。我们几时去﹖”
真是如闻其声，如见其人。阮氏兄弟是决计不按照宋徽宗规定的游戏规则玩了——国家的恩泽惠及不到他们，机会也不给他们，手上没有任何资源，不占有任何信息……总之，按照这个游戏规则，博弈的结果是他们又苦又穷（顺便说一句，官场博弈的结果是清官被淘汰出局）。而按照江湖的游戏规则，凭着他们的“一身本事”，完全能够过上“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缎，成瓮喝酒，大块吃肉”的“快活”生活。所谓风险成本非常高，无非是一条命亦或是自由。要知道，一贫如洗的穷苦老百姓的命和自由不值钱，他们并不认为这样的成本有多高。即便是当代社会，一些亡命之徒、一些腐败分子被绳之以法时，常常会从口中蹦出这样一句话：老子反正这辈子该享受的都享受过了，死了也够本了现在，是否可以这样说，宋徽宗游戏规则的最终博弈结果是，国家的顺民越来越少，山中的盗贼越来越多，社会的安全越来越得不到保证。
又要劳师糜饷剿匪了。显然，政府对于犯罪，只有惩罚机制而缺失防范机制。法律是社会的最后一道防线。大宋的统治者们不会反躬自问：在动用法律之前，国家是否尽到了责任﹖是否穷尽了一切手段﹖“不义之财”
在智取生辰纲的整个密谋中，本案的当事者多次反复强调这是“不义之财”：
１．刘唐（对晁盖）道：“小弟想此是一套不义之财，取而何碍！”
２．晁盖（对吴用）道：“此等不义之财，取之何碍！”
３．公孙胜……对晁盖说：“这北京生辰纲是不义之财，取之何碍。”
４．吴用（对阮氏兄弟）道：“……取此一套富贵，不义之财，大家图个一世快活。”
不难看出，当事者都在为劫取生辰纲作出道德解释。因为这个解释，使他们处于道德审判者的地位和拥有了道德执行权，从而使他们的行为具备了合理性和正义性（按：貌似至高无上的法律实际上要受到人情、天理，乃至公序良俗的制约。违背天理、人情、公序良俗的法律很难为社会认同，往往也行不通）。也因此刘唐理直气壮地说：“小弟想此是一套不义之财，取之何碍……天理知之也不为罪。”
而三阮到了晁家庄后——
次日天晓，去后堂里面，列了金钱纸马，摆了夜来煮的猪羊，烧纸……排列香花灯烛面前，个个说誓道：“梁中书在北京害民，诈得钱物，却把去东京与蔡大师生辰，此一等不义之财。我等六人中，但有私意者，天诛地灭，神明鉴察。”六人都说誓了，烧化钱纸。
上述的“说誓”，简直就是一篇“吊民伐罪”的檄文。民间的秘密结社、叛逆者的犯上作乱、图谋不轨的政治力量政治势力、包括宫廷政变军事政变无不通过上述程序，从理论到形式上确定自己的行为的合理性和正义性，从而达到否定现行秩序（法律）的目的。
法律，封建社会称王法。所谓王法，用一句市场经济的话来说，就是经营者强加于消费者的不平等霸王条款。中国从来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法制国家。虽然封建王朝的法律长达几十卷条款上千条，这种严密的法网并不成其为法治的象征，相反它们是人治的工具。《红楼梦》里的王熙凤曾说过这样一句大话：
便告我们家谋反也没事的。不过是借他一闹，大家没脸。若告大了，我这里自然能平息。
琏二奶奶说这些话，不是藐视国家官吏，更不是目无王法，恰恰相反，是她目有王法的表现，因为王法是保护她的。虽然她自己说时无心，其实讽刺了她所依赖的官僚机构，形象地反映了封建官吏的性质及其社会职能。至于封建王朝也会惩处几个贪官污吏，如果不是权力斗争的结果，就是你的火玩大了，损害了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影响到政权安危。
既然法律和执行法律的官吏是如此不可靠，既然法律是针对一般普通民众而不是针对权势者的，民众对是非对错，包括罪与非罪的判断，便取决于道德判断而非政治判断。一旦在道德上作出合理解释（这主要因为统治者不道德，制度和规定的不道德），民众违法（违法不等于犯罪）的事就会大量发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逾越法律的界限要比逾越道德的界限容易得多。尽管前者是刚性的、强制性的；后者是软性的、自觉性的。因此，当阮小五听岔了，误解成抢在晁盖前面把他待取的一套富贵半路里拦劫了，便断然拒绝：
这个却使不得。他既是仗义疏财的好男子，我们却去坏他的道路（买卖、生意），须吃江湖上好汉们知时笑话。
再看下面这段对话：
吴用又说道：“你们三个敢上梁山泊捉这伙贼么﹖”
阮小七道：“便捉的他们，那里去请赏，也吃江湖好汉们笑话。”
去劫生辰纲，这杀头掉脑袋的犯罪，小七跳起来说“正是搔着了我痒处”欣然入伙。而同样劫财，因“吃江湖上好汉们笑话”却成了他们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可见道德的力量有多大——虽然只是江湖的“职业道德”。
晁盖们反复强调劫取的是“不义之财”，同后来上梁山树起“替天行道”的杏黄旗如出一辙：因为政府角色的缺位，因为公刑不能主持正义，只能由他们来担当审判者和执行者。以“天”的名义就像政治家常常以“人民”的名义 ，用私刑剥夺其财产，剥夺其自由，乃至剥夺其生命。
“非同小可的勾当”
在商量劫取生辰纲时，吴用在不同的场合对不同的对象说话是有区别的。
对晁盖和刘唐，他表现出的是一种“羽扇纶巾、谈笑间”胸有成竹的儒雅风度，就像在说一桩寻常事。对三阮，他却语气凝重，一如常人，又如老大哥，明白指出：
这件事，非同小可的勾当。
晁盖何许人也﹖人称晁天王。如果不是曾头市中箭身亡，当是梁山的天然领袖，第一把交椅非他莫属。对于他，难道还要婆婆妈妈地提醒什么“这可是一桩弄不好要杀头的事呀，一定要慎重考虑”云云？真要这样说，倒显出吴用冬烘先生的小家子气，不是做大事的人物。
而三阮则不同。他们“不通文墨”，没有脑袋，全凭意气用事。但他们又是“真有义气”的“好男子”，更何况对学究先生是那样地敬仰和信赖。用小五的话说，就是“那王伦若得似教授这般情分时，我们也去了多时，不到今日。我弟兄三个，便替他死也甘心！”吴用怎么可以藏私、不把事情的性质和利害关系说清楚呢﹖也因此，他还说了这么一句话：
你们三位弟兄在这里，不是我坏心术来诱你们。
这是真正的肺腑之言。唆使这三个愣头青干这样一件杀头的事，吴用的良心一定受到煎熬。设想如果眼前有一条光明大道可走，他一定会谆谆教导他们走正路。但令人灰心的是合法的途径都被堵死……当然，如果做得机密，计划周到，不出事情，岂不是“一世快活”的目的就达到了，“一世的指望”也就“还了愿心”了﹖吴用确实处于极端的矛盾之中。
最最重要的是，学究先生虽是“诸葛、陈平”一流人物，但英雄也有常人的一面，也食人间烟火。上述对三阮说的话，又何尝不是对自己说的呢﹖正因为处在不是同一个对话层面上，吴用才无所顾忌地流露了内心真正的隐忧：此一去，恐怕就此走上了不归路。
作为一个文化人，吴用原本应该有很多路可走。可以走科举的路，博取功名；可以到衙门里做个书吏，帮办公文；如果不愿意“为五斗米折腰”，也可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其实这些都是想当然。如果处在吴用的位置上，也许你不会说这样的话。
关于吴用是否参加过科举，书中没有提到，但科举作为封建社会知识分子建功立业的正途，吴用不会置身于外。这从他上了梁山以后不反对朝廷招安这一态度也可以说明。他一定在这方面严重受挫。君是昏君，臣是奸臣，最受信用的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朱勔以及宦官李彦被时人称为“六贼”。他们相互勾结，排斥异己，广树党羽，贿赂公行，直至公开标价卖官。故民谣“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广为传播。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下，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正直之士受到排挤，人才被埋没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那么做个帮办小吏吧。恐怕吴用心有不甘，同时也受不了那个鸟气。明朝王道生在《施耐庵墓志》说这位至顺辛未进士“曾官钱塘二载，以不合当道权贵，弃官归里，闭门著述，追溯旧闻，郁郁不得志，赍恨以终”。施耐庵先生的心和吴学究先生的心是相通的，他弃官不做，他笔下的吴用难道会谋个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