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会谋个每天见了上司点头哈腰满脸赔笑说些违心话的小吏干干？
至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固然是一种洒脱，但前提必须先要有饭吃。作为一名乡村的民办教师，吴用的日子过得比贫苦农民好不到哪里去。且看第十五回：
至二更时分，吴用起来洗漱罢，吃了些早饭，向晁盖 讨了些银两，藏在身边，穿上草鞋……连夜投石碣村来。
“银两”是用来请阮氏兄弟喝酒的酒钱。依吴用的性格人品，如果不是囊中羞涩他不会伸手向晁盖讨。他日子过得很拮据。“穿上草鞋”，不管怎么说还是个教书先生，而且又是出客访友，连最起码的体面也无法维持。如果是一介腐儒倒也认命了，谁叫他是一个腹藏韬略、胸有甲兵、决不是终老“三家村”的人物呢！
经济得不到保障，事业得不到成功，空辜负了他满腹的经纶，一身的本领。怀才不遇是知识分子心中永远的痛。这几乎成为一种宿命。参与抢劫，而且又是主犯，吴用先生不得已采取下下策了。他是把皇帝看透了，把朝廷看透了，兴许，他把所谓的名节也看透了。
文人从贼历来为士大夫阶层所不齿，吴用将从此被钉在了“贼”的耻辱柱上。但对“成则为王”的贼又当别论，正史从来奉行的是两套标准。
纵观吴用先生一生，他的人格人品是没有问题的，能力也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政治不是那么黑暗，朝廷不是那么腐败，他是可以为国家和社会做一点贡献的。耿介可能是一个原因，但耿介不是一种错，错不在他。落草为寇，是吴用个人的损失，也是国家和社会的损失。
“担着血海也似干系”
写到这里，智取生辰纲已接近尾声了。“黄泥岗事发”，逼得晁盖们一不做二不休，“一发”上梁山“入了伙”，索性把事情搞大了。
大家都知道了，通风报信的是宁愿充军流配也不肯上山为贼、及至后来被逼上梁山还念念不忘招安、报效朝廷的郓城县押司，人称孝义黑三郎的宋江。
押司，宋时地方官属吏，办理案牍、官司等事务，所以何涛才会把捕盗公文给他看。
正是他，“担着血海也似干系”泄露案情，致使案犯全部逃脱。这个中原因岂是一句“江湖义气”和“兄弟交情”可解释。在这个世界上，大概最不可信的就是“义气”和“交情”。一部江湖志，真正为朋友两肋插刀的没见几个，出卖朋友和朝朋友身上捅刀子的倒不少。施耐庵这么写，他是借别人的酒杯浇自己胸中的块垒——因为在官场上，更无“交情”和“义气”而言。
宋江在郓城县衙供职。
县衙（县政府）是封建王朝最基层的行政单位，中央政府通过它来体现政府意志、管理百姓、完成各项任务，它集行政、司法、教育、民政救济、征收赋税、派发徭役等各种权力于一身。它就是缩小了的中央政府，一个封建王朝的缩影。要研究制度腐败，县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反面教材，一个极好的切入点。
封建时代的县衙，除了知县、县丞、主簿、典史、教谕等少数在编的拿国家俸禄的官员，其余的属吏和衙役有些仅有一些口粮银（一年才几两银子），大多数连口粮银都没有。这些为数众多（小县几百、大县几千。明末的《虞谐志》中说常熟一县的衙役竟然有上万人之多）的人员，就是靠搜刮盘剥老百姓生活和发家致富。积弊重重，陈陈相因，其搜刮盘剥内幕之黑、机关之巧、方法之多、用心之狠、手段之辣为世界各国所罕见。县府第一把手知县，虽只是一个小小的七品芝麻官，却有“灭门的知县”恶谥。那点知县俸禄虽不菲但不足以致富。清官海瑞平时自己种菜吃，老母亲做寿才买了几斤肉，在官场上曾引为笑谈。死后大殓竟找不到一件像样的衣服。因此，刮起地皮来，第一把手也是一号种子选手，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是也。
这样的政府，又遇到灾荒，你要老百姓不为寇为盗也难。
作为一个老练的属吏，宋江洞察其中—切。他肯定对“乱自上作”（金圣叹语）和“官逼民反”有更深切的感受：政府官员未必比盗贼更道德，贪官口袋里的银子未必比盗贼口袋里的银子更干净。而官员又是披着合法的外衣，他们全都打得一手漂亮的擦边球，即便豁边打成界外球也不要紧，无非是重新分赃，把多捞的拿出来上下打点好就没事了。他实在不忍心看晁盖“性命”就此“休矣”。于是，没有任何功利目的，只是出于良知，通知他赶快逃走。就是为了这件事，又犯下了人命案，守法公民注定是做不成了，从此成了“贼配军”。
最后要提一提的是后周世宗后裔、大财主柴进。他的心更是向贼没商量。王伦、杜迁、林冲、武松等人都得到过他的帮助和庇护。宋江亡命他庄上避难，这位过着“体面生活”的柴大官人说出的话更无法无天：
兄长放心，便杀了朝廷的命官，劫了官府的财物，柴进也敢藏在庄里。
是出于政治目的﹖书中看不出，也看不出此人有什么大志。虽说赵家的江山是从他柴家手中夺过去的，他人还在但心未必不死。因为结束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以后，宋朝对于降服的各国君臣都予以优待，使之不发生复仇的举动，而对后周及其子孙更加优厚。施耐庵写《水浒传》已是元末明初，既然“你的皇帝姓宋，我的哥哥也姓宋，你做得皇帝，偏我哥哥做不得皇帝”（李逵语）这样的碍语都可以写，如果柴进有政治目的，他没有必要掩掩盖盖。那么是出于经济目的﹖恰恰相反，凡是流配沧州的犯人，“可叫他投我庄来，我自资助他”。他有的是钱。世受皇恩的柴进都这样同朝廷离心离德，饱尝朝廷寡恩薄义的人民就更没有这个义务同朝廷同心同德了，最终唾弃它就一点不意外了。
平心而论，赵宋政权还不是历史上最坏的政权，它施行的也不是暴政。如果是，轮不到金人灭亡它，人民就将它推翻了。但北宋末年出现的盗贼遍地和人心向贼决不是一个正常现象，它表明除了在根本制度上，赵宋政权在许多环节上都出了问题。表面的“经济繁荣”掩盖着各种危及政权根基的矛盾。在内患大于外患的基本判断下，决策层主动以降低效率和对外忍辱求和的代价换取内部安全。若干年后，战斗力急剧衰退的赵宋在与辽、西夏、契丹和金的对抗中惨败。公元1127年，金兵渡过黄河，俘获了包括徽钦二帝在内的文武大臣、嫔妃宫女三千多人和各种财物北上。北宋灭亡。时值靖康二年，史称“靖康之难”。北上途中，颠沛流离之际，赵佶这位误为人主的当年的风流天子、眼下的亡国之君仍不失词人本色，做了一首《燕山亭》：
北行道上见杏花 裁翦冰销，轻叠数重，冷淡胭脂匀注。新样靓妆，艳溢香融，羞杀蕊珠宫女。易得凋零，更多少无情风雨。愁苦。问院落凄凉，几番春暮。 凭寄离恨重重，这双燕何曾会人言语。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它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
这哪里是在写杏花，分明就是北宋王朝的一阙挽歌。
南渡以后，时民族矛盾大于阶级矛盾，盗匪问题便不突出。但每隔一段时期，这种周期性的盗匪问题就会重新突出。这往往都是纲纪与道义发生问题的时候，也是体制无法保证公正通过合法的途径得到实现的时候。当然，任何朝代、任何政治制度下，包括太平盛世也会有盗匪，也会发生刑事案件，但这并不是“问题”。一旦成为“问题”，为政临民者是难辞其咎的。
注释：
〔1〕陈正谟：《各省农工雇佣习惯及需供状况》，南京中央文化教育馆1935年版，第69页。
阮小七：愤青的天真烂漫情怀
有心理学家，把人的性格分为红、黄、蓝、绿四种色彩，以期从色彩学角度入手，来深入的解析人的复杂性。读之，不免悠游暇想，从而，在此基础上，形成鱼氏水浒评论色系谱。因为，若用色彩学的观点来看，梁山好汉的个性也是赤橙黄绿蓝靛紫，可以大致分分类的。比如，李逵、鲁达，生猛好动，是属于赤色系谱；宋江、宋清，性情模糊浑沌，让人难以厘清，属于紫色系谱；那些构成梁山好汉道德陷阱的女性，都有妩媚、艳丽，属于蓝色系谱；而三阮等人，自嘲反讽而富于力度的色调，属于灰色系谱，与晁吴的端庄、稳重的橙色系相搭配，彼此为对方添色，在水浒中涌出一股亮丽的色彩。
三阮是水浒中的边缘人物，带有浓浓的草根气，一直与社会有种疏离感，因而，每一次读三阮，心情都很特别，感觉他们像是水泊梁山里的先锋青年，以极其前卫的姿态特立独行于江湖之上。
水浒里面很讲究人物组合，兄弟组合之中，最有名的就是三阮，这一兄弟组合，是不可作混沌一处解的。相比那些面目模糊的好汉，三阮的性格相当明晰，他们与杨雄、石秀不同，杨石是不打不相识，而且两人之间却仍有利害冲突在内；与宋江、宋清两兄弟也不同，宋氏两兄弟，一直给人污浊混沌的感受。他们构成的是一种三角关系，而非单纯的线性，因而显得形象饱满，有质感，绝非一个单薄的剪影。
三阮，给我的感觉质朴、亲切，在一片灰色的精美色块中，调和出特有的和谐，有如抚摸着了毛衣厚实的纹络。虽都属于灰色系谱，但在三阮的个性色彩中，仍存有差异，绝不雷同。阮小二老成持重，临事镇静，是沉凝的深灰；阮小五精明强干，做事干脆，是滑腻的青灰；阮小七坦率朴实，天真爽直，是利落的银灰。
那些萍聚好汉的故事，嚼起来木渣渣的，而三阮，则汤汤水水的，有滋有味许多，如生猛海鲜般的，构成了水浒前半部喧哗的部分。在石碣村三阮灭官军一节，是我最爱看的故事，也是感觉最为放松的。完全是纯粹的、毫无紧张感地欣赏他们与官兵的斗智斗勇，就像少时看《地雷战》、《地道战》、《铁道游击队》一样，集神奇、智慧、浪漫于一体。
三阮中，最喜欢的是阮小七，而最出彩的也是他。他虽出身贫寒，武艺并不高强，在梁山上排名也很一般。但是，他却最终能脱颖而出，成为梁山好汉中的一道风景。他在阮氏兄弟中排行最小，想必就像所有的老幺一样，天真烂漫、心直口快，表现起来，很有点儿像水乡里的“愤青”。我想像着他的性格，就像水浒里处处可见的村醪水酒、脾性的烧酒，说话、举止虽然俗了点，但滋味醇厚、亲切怡人。
有一段时间，曾经为了建立一份数据库资料，把水浒的精彩语言从头至尾给梳理了一遍，发觉水浒人物口中的妙语箴言还真不少，就是表达共生死、真豪情的也有好几处。比如，李逵对卢俊义不肯上梁山，性急的大叫“我舍着一条性命，直往北京请得你来，却不吃我弟兄每筵席！我和你眉尾相结，性命相扑！”鲁智深在野猪林里救了林冲之后放心不下，执意要送林冲，曾说：“杀人须见血，救人须见彻。洒家放你不下，直送兄弟到沧州。”都曾让我赞不绝口，口有余香。
但，最为脍炙人口，深烙心上的，仍是阮小七的那句话“若是有识我们的，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虽身为女子，也觉得，若是让自己来说这般斩钉截铁的话，应是毫无顿挫之感，朗声而出的。正因如此，金大才子才会这样评价阮小七：“一百八人中，真要算做第一个快人，心快口快，使人对之，龌龊都销尽。”而且，进一步想来，应是因其性情的天真烂漫，才有如此快人快语。而他的心直口快，竟锻造的似金子一般，让《水浒》散发出纯金般的质地。一时间，对阮小七的感觉，也就淹没在金对他直白的评语中。
关于阮小七，金大才子还有一段挺有名的评论，说是同样的一种性情品性，在不同人物身上，也有着不同的表现。就拿粗卤来说，“鲁达粗卤是性急，……阮小七粗卤是悲愤无说处，焦挺粗卤是气质不好。”相比焦挺，阮小七的气质自然是好的。但是，他为何悲愤无说处，又是怎样的悲愤无说处，却让我想了好一阵子。据我推来，这也应和他的快性也有关。因为心直口快，而易得罪人，因而，诸多愤事，也易郁结于心。但，如此一来，一个烂漫无遮口的愤青形象，倒也就此立住了。
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老不看三国，少不看水浒。理由是，三国过于狡诈，对老年人不利；而水浒打打杀杀的，不宜血气方刚的少年成熟。可是，在重读《水浒》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