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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分三足，缺一不可。先生不 必推却。’公孙胜只得坐了第三位”。可知书中写各山寨团伙头领多为三人的现象实与“鼎 分三足”的观念相关，而“三足鼎立”之象正与“三极之道”契合。第五十七回写呼延灼归 顺梁山，余象斗评曰：“观延灼言非是不忠于国，实慕三三。”（注：窃以为“三三”当是指第七十二回宋江乐府词所谓“六六雁行连八九”即六六三十六， 重之七十二之数的生成基数为“三”，即“三生万物”之义，待考。）看来这位书贾兼作家、评 点家已经觉察到《水浒传》人物配置以“三”为度之奥妙。顺便指出，《水浒传》不仅人物 组合多三位一体，而且书中人物的排行称谓也多用“三”，如宋三郎（江）、张三郎（文远）、 拼命三郎（石秀）、扈三娘、陈三郎、镇三山（黄信）、河北三绝（卢俊义）等等，嗜“三”之奇 ，都足耐人寻味。 《水浒传》中矛盾发展型“三级”建构主要体现在情节的设计，其原理为《庄子》所谓“ 二与一为三”——“二”因“一”的参入而成“三”，即两极对立一极用中的相参。 矛盾发展型“三级”建构是我国古代叙事文学常用的套路。俗语“三个女人一台戏”，就 是这一叙事套路的生动概括，而后世才子佳人小说必于才子佳人外出一小人拨乱其间和现代 鸳鸯蝴蝶派小说“三角恋爱”模式，则是小说中比较典型的“三极”建构情节。这一切早在 《水浒传》中已有络绎不绝的表现。 《水浒传》第三十回，写武松迫使蒋门神置酒与施恩陪话，席间武松自叙平生：
酒至数碗，武松开话道：“众位高邻，都在这里：我武松自从阳谷县杀了人，配在这里， 闻听得人说道：‘快活林这座酒店，原是小施管营造的屋宇等项买卖；被这蒋门神倚势豪强 ，公然夺了，白白地占了他的衣板。’你众人休猜道是我的主人，我和他并无干涉。我从来 只要打天下这等不明道德的人。我若路见不平，真乃拔刀相助，我便死了不怕。今日我本待 把蒋家这厮，一顿拳脚打死，就除了一害。且看你众高邻面上，权寄下这厮一条性命。则今 晚便教他投外府去。若不离了此间，再撞见我时，景阳冈上大虫便是模样。” 这里本是蒋门神夺了施恩的酒店，形成对立的两极；武松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参预其间 ，从而形成“三生万物”状矛盾发展型的“三极”建构。类似故事情节，还可举出武松杀嫂 和斗杀西门庆，武松十字坡遇张青夫妻；鲁智深为金翠莲父女拳打镇关西，为刘太公的女儿 打周通；林冲为晁盖等杀王伦；石秀为杨雄捉奸等等，故事虽各有不同，“二与一为三”的 “三极”建构却是一致的。
这些故事都属全书中最好的片断，其“三极”建构的情节设计使故事峰回路转，顿起生机 。这里，没有两极的矛盾不会有故事，单是两极矛盾而没有第“三极”参预，则不会有故事 的发展；从而凡有二人纠葛，必出第三人参预其中以成局——三点成面，形成《水浒》情节 设计的“三极”建构模式。最典型的莫如第九回鲁智深大闹野猪林救林冲一节描写： 话说当时薛霸双手举起棍来，望林冲脑袋上便劈下来。说时迟，那时快，薛霸的棍恰举起 来，只见松树背后雷鸣也似一声，那条禅杖飞将来，把这水火棍一隔，丢去九霄云外，跳出 一个胖大和尚来，喝道：“洒家在林子里听你多时！”……林冲方才闪开眼看时，认得是鲁 智 深。
这里鲁智深的仿佛从天而降，使故事的发展陡然转折，林冲绝地逢生：若无鲁智深的出现 ，小说和它的人物林冲就无疑地没“戏”了。而许多情况下看似随意的布置，如第二十四回 西门庆勾搭上潘金莲一节描写：
当下二人云雨才罢，正欲各整衣襟，只见王婆推开房门入来，说道：“你两个做得好事！”
金圣叹于此句作眉评曰：“王婆冲奸又作一篇小文读。”“冲奸”的故事构架即“二与一 为三”。金圣叹虽然大言“易穷则变……变出一部《水浒传》”，却还没有感觉出“王婆冲 奸”的设计实乃基于“三”之妙用的“三极”建构之法。
综上所述，《水浒传》叙事“三而一成”是一个大量而又多样化的存在，并且这种种用“ 三 ”的叙事手段又往往交叉错杂，如林冲棒打洪教头中“三打”与“三言之”间错而出，武松 杀嫂和斗杀西门庆的“三极”建构中有“三问”……。而更多的是“三而一成”手法与其 他有“数”之用语、情节的交错，如“三阮撞筹”与“七星聚义”为一回（第十五回），“三 卷天书”与“九天玄女”相对（第四十二回），“连环计”与“三打祝家庄”（第五十回）、“ 大兴三路兵”与“摆布连环马”（第五十五回）相映，以及前述“三度招安”中穿插“两赢童 贯”与“三败高太尉”，又“十分光”中有“三十八笑”等等，真所谓“参伍一变，错综其 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但在《水浒传》的以“数”定“象”中，“三而一成”明显 是最 大量、最突出和最多姿多彩的现象。虽然这一现象比较集中于第八十回之前，但是不嫌夸张 地仍然可以说，它构成了《水浒传》“三而一成”为中心的数字化叙事系统。这当然是极具 比喻性的说法，很难说它作为“系统”有多么完整、缜密，但我们说它好象是一个系统应 该是可以的。这成为《水浒传》艺术一大突出特点，中国小说叙事艺术一大奇观。 如上述《水浒传》人物配置中众多的三人组合应当都是有意的安排，进一步“三而一成” 成为我们所谓的《水浒传》“数字化叙事系统”的中心，也不是偶然的现象。这可以从第二 十八回《武松醉打蒋门神》写’三碗不过望”得到证明：
武松道：“我和你出得城去，只要还我无三不过望。”施恩道：“兄长，如何是无三不过 望？小弟不省其意。”武松笑道：“我说与你。你要打蒋门神时，出得城去，但遇着一个酒 店便 请我吃三碗酒，若无三碗时，便不过望子去。这个唤作无三不过望。” 这里，武松的解释固然是情节的需要，但同时透露这一情节描写正是作者要卖弄“三”的 学问。所以袁无涯本李贽眉评曰：“这学问语句从三碗不过冈来，却会变用。”金圣叹夹批 曰：“此等好句法，恰好从三碗不过冈脱化出来，前后掩映绝倒。”实已指出《水浒传》作 者笔下有意错综“三”数，颠倒“三碗不过冈”。虽然李贽、金圣叹均未深究，但是应可以 此类推，《水浒传》其他络绎不绝、交错如织的“三而一成”的叙事，何尝不是有意的妙笔 生花；更推而广之，我们所谓“好象是一个系统”的“《水浒传》‘三而一成’为中心的数 字 化叙事系统”，又岂能完全是作者的无心插柳！ 所以，回到本文的题目，《水浒传》“三而一成”的叙事艺术确实是一个值得深思玩味的 文 学现象。其意义因具体情况的不同而不同，但概括地说，除一般加强艺林的生动性真实性之 外，突出的作用是“三”从有限之极、无限之始的哲学高度，赋予了“三而一成”叙事以艺 术的张力；这种张力适应着中国古代“以三为成”生活习俗造就的审美心理，从而满足了听 闻与阅读的期待，进而说书人——听众或作者——读者约定俗成，使“三而一成”积淀为中 国古代小说极具思想和艺术价值的传统之一。如果说《三国志通俗演义》标志了这一小说艺 术传统的真正确立，那么《水浒传》大量而变化多端的运用则是这一传统的进一步成熟和发 展。但是，尽管这一传统在后来的小说如《西游记》、《金瓶梅》，乃至《儒林外史》、《 红楼梦》等书中得以继承并有新异的表现，而明清评点家似没有人真正从艺术规律的角度注 意它；进入现代社会以后，特别是近年关于中国叙事学的研究已经有一定的发展，却还是未 见有人研究它，至于有深入的探讨，还更待将来罢。 关于中国古代小说叙事“三而一成”的艺术，笔者虽努力期有所发明，但本文对《水浒传 》 的这项研究仍还是初步的尝试。因此，在希望本文得到专家学者指正的同时，更希望其所拈 出中国古代小说“三而一成”的叙事学民族特点能引起专家学者的关注，引出关于中国古代 小说叙事理论的更多更好的发明，逐步从惯常套用外国或中国古代文论以研究古代小说的圈 子里跳出来，建立起关于中国古代小说的有本民族特点的当代的理论。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左礻右右
@②原字左鼻右句
水浒——一部隐喻的抗金史诗
在中国小说史中，凡历史事件的传说演进而成为评话，在市井勾栏中讲述，传播四方。最终成为大部头的小说者，其历史事件本身也总是极为重大，予以后世人以深刻印象者。《三国》、《说唐》、《说岳》等自不待言，即便《西游记》，一代高僧玄奘取经和译经的活动是中国佛教的重大事件之一，他本人在佛教史上也占据显著位置。是中国佛教一大宗派之一法相宗的开创者。据说他去世时有百万人为之送葬，三万人在庐墓旁守灵。而玄奘西游的故事，最初作为宗教宣传文艺，又加上几个护法者的形象，凭借宗教的力量得以迅速传播，也就不奇怪了。
而《水浒》在这一点上是比较奇怪的。北宋末的淮南盗宋江史事，论规模不算大，只有三十六人的小股悍匪转掠齐魏一带，最后海州知州张叔夜埋伏下千人就将之一网打尽。以时间论不算长，大致在宋徽宗宣和时两三年间。留传下来的史料也十分缺乏，不过三言两语。而中国历史上规模大过宋江的民变可谓是数不胜数，多如牛毛。那么，到底是什么力量促使了《水浒》故事的传播，使得这次各方面都并不突出的民变获此殊荣呢？
《水浒》故事的年代也令人注目。正是中国历史上一场天崩地解的巨大变乱的前夕。宋徽宗宣和元年，据一些考证认为是宋江起事的年份，距靖康之变北宋亡只有七年，据《宋史》载，宣和三年宋江被捕，距靖康之变只有五年，而据小说《水浒》的时序，其结尾宋江、卢俊义被鸩杀，已经是宣和六年了，离靖康之变只有两年！
还是先让我们看一看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时代。其时北宋朝廷已经日趋腐败，奸臣当道，皇帝昏庸，国事日非。宋徽宗受蔡京挑唆，取太湖石，就是花石纲，营造皇家园林。江南百姓不堪忍受，激起方腊民变。但是在北方，当时大部地区依旧是比较安定的，北宋以来的社会繁荣仍在持续。
这时山东的词人李清照在济南大明湖畔依然过着“兴尽晚归舟”的闲适生活。《东京梦华录》记载：“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班白之老，不识干戈……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萧鼓喧空，几家夜宴．”，而金人的入侵登时毁灭了这一切。“一旦兵火，靖康丙午之明年，……暗想当年，节物风流，人情和美，但成怅恨．” ，成千上万的北方人踏上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涯，而留给故乡的，只有“江山如故、千村寥落”的凄凉景象。
由此点燃了北方民众声势浩大的抗金烽火，规模最大者如太行山的八字军，山西陕西的红巾军，其部众多达十万多人。不管哪一支都远远超过北宋末的宋江。这样问题就来了，从时间上看，宋江故事在北宋年间根本就来不及传播。大规模传播肯定是在靖康之变后的时代，而为什么北方的人民或者抵达南方的逃难者们，在经历了国破家亡的惨变，经历了遍地兵戈之后，却对前代末年的一次小小民变记忆犹新、印象深刻、津津乐道、流传不已？
假借前代人名、事件，讲述不方便直接讲述的故事的传统，对于中国的故事家们来说，真是太悠久了。那么，《水浒》的故事，可不可能是金代的说书家们，在金人统治之下，在与听书者达成默契的情况下，把当时人民抗金的传说，改头换面，把时间提前到靖康之变之前一点点，借用宋江之名的一个伪托前代的讲述呢？种种证据显示，这的确就是事情的本来面目。
首先这在情理上是说得通的，金初北方各地的抗金首领，大概本身就有在北宋徽宗年间的生活经历。说书者把他们早年的故事，安排在这个时期，是理所当然的。众所周知，《水浒》的思想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阮氏三雄在第十八回对抗剿捕官兵的唱词是：“打鱼一世蓼儿洼，不种青苗不种麻。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