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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去演李逵倒挺合适。说起黑旋风,也爱抡板斧,且用它把我所尊敬的王蒙先生提拎过来开涮一番。因为他经常应邀在大纽约一带游学,能瞄到此文,不致于怪我在背后说他坏话。
王前部长讲过一个十分有趣的故事,刊登在年前新州某报上。从前啊 。。。。。。有两个人争执不休,关于《水浒》里有一个李达还是有一个李逵,你说迂也不迂。因这达字的繁体与那逵字笔划颇近,尤难区分,最后决定告官,求个了断,讨个说法。你猜这结果怎么着?如同小岩城女法官莱特办案一样,出乎意料,却令人信服,不见得是偏袒柯林顿。山东郓城县太爷的判决书如是说,对于“甲方乙方”(国内由此产生同名影片)的争论,认为有李达的某甲胜诉,而认为有李 逵的某乙无知。
你想那王蒙乃何许人也,虽出道吏部侍郎(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曾官拜礼部尚书(也叫文化部长),却从不徇情枉法,且熟读经史,这点常识哪能蒙咱王先生及旁听席上的各部同僚。于是他超越时空 (有道是“青春万岁”让时光停滞片刻以至倒流几寸),怒斥道:“王蒙何人!人何蒙王?”那语调如同“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
“嘘”,清朝知县伸出食指到王先生嘴前,“切莫声张,如此判决两造,那甲小子从此会真以为自己是对的,当一辈子的傻瓜,让人笑话,何不快哉!”王先生刚喝了碗“坚硬的稀粥”,未料到那狗官真是吃干饭的。他当场翘起大拇指晃到县太爷鼻子底下,连声赞道:“高、高、高家庄!”
听完了精彩的故事,陪审团员们也纳闷,便宜了甲方那厮,若乙方从此误以为自己错了,岂不坑人?!怎奈 乙方并不糊涂,咽不下这口鸟气(梁山好汉常用词),洒家反了!乙方不服一审,决计上诉,状纸呈到刑部,着本官自组特别法庭兼任审判长复查此案。卑职哪敢怠懈, 火速从户部调遣火漆密封的卷宗,并发出插有三根鸡毛的令牌,著工部遇水架桥逢山凿洞,密切配合神行太保戴宗日夜兼程,差兵部传施耐庵等一干人到庭协助调查。经过近两年的取证,终于水落石出,《水浒》第42回“假李逵剪径劫单身,黑旋风沂岭杀四虎”,其中其实既有李逵,也有李达。
且听宋江当庭唱了个喏,那天煞星唤我哥哥,其实只是拜把子兄弟,到时少不了让他喝碗毒酒。李达并非旁人,乃铁牛的亲哥哥,在家侍奉老母,不曾扬名,被人忽略。“鼓上蚤”呈上物证板斧,并作旁证,时迁本名李大(莫以为李老大,一错再错),乃施作家的穷邻居,取证有功当赏五两银子。
本青天大老爷听罢,当场揭开塑料袋里的板斧,上面不仅有李逵的血斑手印, 果然也有李达的汗迹指纹,非剪径贼李鬼那把所能比拟。于是真相大白,当即用朱笔一挥:华夏中文学校 推广拼音简体,可以省却繁体字造成类似的冤假错案,宜扩大招生。
上文初稿于6年,隔了三年,于大前年有幸在新泽西亲见王蒙先生本人。如我所料,王先生经常往返于中美之间,更早一次是他于1993年应邀访问哈佛。还知他有个公子在美,也许顺便可以探亲,这也是我刚了解到的,详情且听下文分解。
2001年11月3日,“东方文学奖”在罗格斯大学颁奖,王蒙作为贵宾在大会上发了言,记忆犹新的是他背诵崔颢的《黄鹤楼》。王先生作为一号嘉宾给一等奖颁发奖杯,而获奖者身在中国辽宁,我以初评评委的身份上台代领并致谢词。所以在台上与王先生第一次握手,并合影留念。当然,本人也没敢多拍马屁,生怕高攀不上,所以会后与王先生的聚餐也没参加,更忘了领取作为评委的纪念杯。
近日上网,偶然读到《我和我的先生王蒙》,其第31章如是说:
“。。。。。借此酒兴,大家说了许多笑话。伊欢说了一个笑话,是她把李逵读成李达的故事;王蒙大发议论,也说一个笑话,是他从《读书》杂志上张中行老师的一 篇文章中趸来的。说是有两个人对四七二十八还是四七二十七争论不休,直找到县 官,请青天大老爷定案。结果法官令差人,把坚持四七二十八的人拉出去打三十大 板,此人不服,问个究竟。法官说,他已经糊涂到如此地步了,你还能跟坚持四七 二十七的人争辩吗?不打你打谁呢?让你清醒些。大家听了拍手叫绝。王蒙是自说 自笑,自己叫好,而且悟出道理,决不跟四七二十七的人争论,不屑一顾。。。。。。”。
噢,这正是王蒙有关水浒笑话的来源,他把女儿讲的和张中行一文合了起来。
如对联中所提,王蒙先生曾任文化部长,按封建官制,旧称礼部尚书。这使我联想到纪晓岚,清代著名学者,曾任乾隆年间礼部尚书(按现职,为文化部长)、协办大学士和《四库全书》总纂修官。
巧合的是,王蒙和纪昀都曾被谪戍伊犁,我不知王蒙给女儿伊欢取名是否因为伊犁。
王蒙在新疆乌鲁木旗待了十六年之久,编辑《边疆文学》。纪晓岚因在西域三年,留有《乌鲁木齐杂诗》一百六十首,皆归途追忆而成,非当时作也。
把王蒙比作纪晓岚,也是因为我个人对纪昀的熟悉和喜爱,我特别喜欢他写的对联,工整而恢谐。有一故事,乾隆年间状元刘玉树去拜访老师纪昀,随口问之在哪暂住,答曰:小住芙蓉庵。纪昀当即戏对:
刘玉树小住芙蓉庵,
潘金莲大闹葡萄架。
说的是《水浒》人物衍生的《金瓶梅》故事。所以说,《水浒》这本书,好就好在。。。。。。。
水浒出国“变脸”记
“四海之内皆兄弟”、“一百零五个男人和三个女人”、“水边的故事”……在那些西方译者的笔下,《水浒传》“变脸”之大,让人有相逢见面不相识之感。不知道该怎么评价中国古典名著的这种“全球化”。。。
上海国际电影节请来的大明星,毫无疑问要数苏菲·玛索(Sophie Marceau)最得人缘。朋友茶余饭后都在议论她,话题却与其新片无关。大家津津乐道的,是她初试文笔的小说《说谎》,一部据称以其自身从影经历为背景写成的作品。我起先以为,小说原名就叫Telling Lies,岂料经过查阅网上书店目录,才发现《说谎》只是英文译名,法文原著名为Menteuse。但Menteuse并非“说谎”,这是深圳友人的说法,我并不谙法语。他说,玛索书名直译是“女说谎者”。
“女说谎者”跟“说谎”意思两样,译者为何擅改书名,现时委实无从释疑。说来也是,“名从主人”的原则虽然简便,可古往今来的译林高手,不愿受人拘束者比比皆是。谁把Les Miserables译为《哀史》或者《孤星泪》,如今已是无从稽考,但茅盾的《汉译西洋文学名著》分明说,《悲惨世界》实为诗僧苏曼殊手笔;《西游记》在芝加哥由余国藩译为The Journey to the West,可在英国流传最广的《猴子》(Monkey),则是早期汉学家阿瑟·韦理(Arthur Waley)的译笔;阿来的《尘埃落定》要在美国上市,但是会更名Red Poppies(红罂粟)。它的译者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也是萧红、杨绛、莫言和王朔的代言人。
自信是原作者知心人的译家,凡是开译改动书名的,总有自圆其说的理由。比如《水浒传》在赛珍珠(Pearl Buck)笔下,曾经易名All Men are Brothers。彼德·康在《赛珍珠传》(刘海平、张玉兰等译,漓江出版社1998年4月初版,479页)中,解释过她换名的缘由:
书的原名“水浒”,通常被译作“Water Margin”,指的是书中许多事件的发生地。赛珍珠认为书名这样去译,西方读者肯定不知所云,因而将自己的译作取名为《四海之内皆兄弟》,套用了孔子《论语》中“四海之内皆兄弟”这句名言。(1925年她在康奈尔大学完成的硕士论文《中国和西方》以同样的话作为卷首语。)翻译这部小说,可能又是和父亲及其信条唱对台戏的动机。父亲把英文《圣经》译成中文以开化异教徒;她反过来把土生土长的中国作品介绍给西方人。
这位传记作家还说,翻译耗去她5年心血,“在此之前赛珍珠长期坚持阅读中国的古典小说,这对她的行文风格大有影响。她写小说离不开程式、套语,在表面化叙述和心理深度之间选择前者,喜用插叙,效果上力求娱乐,手法上采用自然主义。这些写作习惯都是受《水浒传》长期影响的结果。”(页157)
赛珍珠译《水浒传》属个人兴趣,改书名也是她的私事,别人自然无可厚非。但沙博理(Sidney Shapiro)30多年后再译此书,把书名译为Outlaws of the Marsh(《亡命水泊》),却已不是他说了算的事情。他在自传《我的中国》(宋蜀碧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9月初版,445页)里,专门讲过翻译时遇到的麻烦。他说:
“文化大革命”使我得到一个意外的好处,那就是,由于作家们不敢也不能动笔写作,没有出现杰出的小说,于是单位领导问我愿不愿翻译古典名著《水浒传》。我很高兴地同意了。……而这一翻译计划,曾再次把我带进与“四人帮”的冲突之中。江青风闻我打算把这部小说称为《草莽英雄》(Heroes of the Marsh,我想这个名称比“水泊历史”——这是中文书名《水浒传》的字面意思——更有感染力),这位夫人愤怒地抗议说,起义者的首领宋江是个“叛徒”,因为他奉皇帝诏令,率领他的部队歼灭了从东北进攻中国的辽鞑靼(这段情节在小说的最后部分)。她暗示,真正的英雄是不会阻止鞑靼人的,因为他们反对反动的朝廷。
事实上,以宋江为首的起义者绝不是别的什么,而是完完全全忠于皇帝的。他们声称受了邪恶的奸臣欺压,不得不同派去镇压他们的官军打仗,然而他们的目标是“替天行道”,期待皇上招安。皇帝最后给予了招安,只是这时,他们才出发去反对正威胁着宋王朝的辽鞑靼人。
我无意给这位“超级革命”的激进派女皇上一堂中国历史课。
“如果你不喜欢‘英雄’,那么亡命徒怎样?”我反击她派来的使者,“就是无法无天的人。”
“无法无天的人?像强盗那样的?”
“不错,盗匪是无法无天的。”
“那么,好吧。”
这样,问题解决了。幸好,“四人帮”的英语跟他们对宋王朝历史的理解一样差劲。他们不知道,“无法无天的人”(outlaws),在普通英语中是当作一个褒义词来用的,它的主要涵义是指挺身而出,反对当局非法迫害普通人的民间英雄。
沙博理机智善变,《水浒传》方得躲去一难。可其同事杨宪益和戴乃迭(Gladys Tayler)夫妇,就要比他倒霉得多。他们不得不做许多无用功。杨宪益在回忆录中说,“我俩实际上只是受雇的翻译匠而已,该翻译什么不由我们做主,而负责选定的往往是对中国文学所知不多的几位年轻的中国编辑,中选的作品又必须适应当时的政治气候和一时的口味,我们翻译的很多这类作品并不值得我们为它浪费时间。”(《漏船载酒忆当年》,薛鸿时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4月初版,页190)。
【禁而不绝】一部反水浒的历史
水浒这部“反书”流传的历史,也是从朝廷到民间士大夫反水浒的历史,有学孔夫子删书的,如金圣叹;有干脆以小说反小说的,如荡寇志;清朝皇帝干脆下令禁书销毁,可奇怪的是,总是禁而不绝。。。
自明代中叶至明末,小说尤其是白话小说进入到了极度繁荣的时期,这与明统治者尚未对小说采取严厉禁毁措施有着密切关系。查有明一代关于禁毁小说的中央法令,仅有正统七年禁《剪灯新话》、崇祯十五年禁《水浒传》;地方政府则基本没有此类法令。进入清代就不同了,从顺治到同治的每个皇帝,几乎都要发布“严禁淫词小说”的谕旨。举其大者便有康熙二十六年、四十年、四十八年、五十三年,雍正二年,乾隆三年、十九年,嘉庆七年、十五年、十八年,道光十四年,咸丰元年,同治七年等十余次。对违反者的处罚极为峻苛:“凡坊肆市卖一应小说淫词,在内交与八旗都统、都察院、顺天府,在外交于督抚,转行所属文武官弁,严查禁绝,将板与书,一并尽行销毁。如仍行造作刻印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市卖者杖一百,徒三年。该管官不行查出者,初次罚俸六个月,二次罚俸一年,三次降一级调用。”(《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二百五十八)雍正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