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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去，到这里怕不做出来！”冲上大寨后，又对宋江大叫：“我当初敬你是个不贪色欲的好汉，你原来是酒色之徒！杀了阎婆惜，便是小样，去东京养李师师便是大样！”
李逵的这句叫骂列位看官不要等闲放过，李逵要砍杀宋江，与其说是出于为民伸冤的道德义愤，不如说是因宋江触犯了他心中不可动摇的神圣的英雄信条，即不贪女色，这才是李逵愤怒的真实动因所在。
那么，为什么水浒世界里的众好汉对女性抱有如此强烈的敌意？这倒是值得深入探究。
水浒是仇视女性的作品 （五）
水浒是仇视女性的作品
水浒世界里的女性，大体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妖女，一类是魔女，一类是无面目女性。。。
祸水观的由来
也许会有哪位朋友说，《水浒传》轻鄙女性，是因为中国古代女性的地位一向很低，素有轻视女性的文化传统。但这话也只说对了一半，因为前面已经说过，中国古代现实社会中的女性地位低，并不必然导致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地位低，恰恰相反，文学世界里照样可以有很多光彩照人的女性。
也许有人会说，那是因《水浒》的作者只熟悉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月黑杀人、风高放火的绿林强人，不了解女性，不善于写女性，所以才写成那个样子。但这话也不对，通读《水浒》，就会知道，《水浒》写阎婆惜和阎婆以及潘金莲和王婆的几段，相当细致生动，尤其是第二十四回王婆贪贿说风情一段，笔触极为细致传神，单以艺术性而论，绝不逊于倒拔垂杨柳、武松打虎等经典段落，绝对称得上第一流的笔墨，就连《金瓶梅》这样的大手笔之作，对此段也几乎全盘照录，足见作者写女性之能。由此也可见，《水浒》贬低女性的写法，不是因作者才力不足，而是确实别有用心。
那么这个别有的用心到底是什么？
有两种见解值得向大家介绍：
一种是由孙述宇先生在《水浒传的来历、心态与艺术》一书中提出的看法，认为仇视妇女，着意宣扬一种女人祸水的观念，是强盗文学的典型特征。此书认为，在水浒英雄的故事被写定成书前在民间流传讲述的二、三百年里，南宋初年北方当地的抗金武装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一方面这些带有强人色彩的抗金武装的英雄故事与原来的淮南盗宋江的故事融合（参见本小书第一篇之相关部分），一方面，这些亡命之徒又通过讲述水浒故事向民众宣传，获取物质支援和兵员补充，同时又讲给自己人听来自娱并作为行动的指导。既然将水浒故事定为强人的宣传文学，里面的一些问题便迎刃而解，在这些强人的亡命生涯里，对妇女必然持一种防范疑惧态度：女人可能成为妨碍作战行动的累赘，女人可能使自己伤身，女人可能软化这些汉子强悍的亡命意志，女人可能使汉子们争风吃醋发生内讧，女人还可能和敌对势力的男人发生情感成为内奸而出卖自己人，……因此作为强人宣传文学的水浒故事，通过各种情节反复向这些亡命汉子们灌输“妇女不祥”的观念，也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了。
另一种见解是王学太先生在《中国流民》一书中提出的。此书认为，一部《水浒》，反映的是游民的价值观和人生理想，在它成书过程中，游民知识分子也扮演了重要角色。而游民的人生与农民不同，他们闯荡江湖，冲州撞府，流浪已久，家在他们心中早已淡漠了，妻儿对他们没什么吸引力，甚至还可能是他们成大事的累赘。在六十年代出土的明成化年间（1465…1487）刊刻的《新编全相说唱足本花关索出身传四种》里，开篇便讲到，刘备、关羽、张飞桃园三结义后，为做一番大事业，关羽、张飞竟然决定互相杀掉对方的家小（刘备此时是光棍儿），于是张飞跑到关羽的老家，一口气杀了关家大小十八口，只因一时不忍才放走了有孕在身的关羽的妻子胡氏，而那边关羽也同时动手，将张飞一家杀得干干净净。这个血淋淋的故事今天读起来真是触目惊心，但这就是游民价值观的真实体现。同样，《水浒》中的梁山好汉为拉某人上山，也不惜设计锄灭其家室，断绝其对家的依恋，如秦明、卢俊义的上山便是明显例证。既然游民不重家室，对女性采取漠视乃至敌视的态度也就不足为奇了，《水浒》中对女性的种种特殊描写，正是游民心态的典型表现。
水浒是仇视女性的作品
水浒世界里的女性，大体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妖女，一类是魔女，一类是无面目女性。。。
上面两种说法，具体结论不同，但大致思路是非常接近的，即都把《水浒》做为某一特殊社会群体或阶层的价值观和人生理想的体现，并认为这一群体或阶层在成书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两种说法都能自圆其说，二者也有相通之处，因为历史中的游民去强人其实只有一步之遥，他们的心态本就多有相似之处。至于是否一定要二者间取舍其一，在下以为也未必，文学阐释之道，本就见仁见智，这样两说并存，也不错。
最后要说的是，这种排斥女性的英雄故事的格局后来出现了重大转变。清代出来个文康发愿要写一部书，既有《水浒传》的侠烈故事，又有《红楼梦》的悱恻情缘，于是女侠十三妹便在《儿女英雄传》中出笼了。这一恋爱加武侠的变局对后来的武侠小说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后的武侠小说包括目今风靡海内外华人文化圈的新派武侠小说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蕙质兰心、魅力足以颠倒众生的女侠形象，描画英雄侠骨的同时讲说起缠绵故事，让现代读者大过其瘾。由此，从侠义小说中女性形象的演变，亦可觇知时代精神之动向，当然，这也是个有趣话题，且留待异日分解。
注释：
1对于扈三娘的婚事，在下曾读到某位现代研究者所发的如下皇皇高论：“王英的‘好色’行为不是品格低下，而是大胆地，顽强地表现了人的本能欲求，是多情，是人之常情，是对所谓‘不重女色’的好汉标准的冲击。”“要说扈三娘嫁给王英完全没有爱情也说不过去，因为他们都是江湖好汉，重义气，‘好汉爱好汉’嘛。”类似的说法，在下见过不只一次，全都是脱离文本且理念先行的产物。
2元杂剧中的水浒故事与后来的《水浒》，在精神旨趣上有很多差别，大体来说元杂剧中的梁山好汉是侠气足而匪气少，而《水浒》中则是匪气多而侠气少。当然，这种比较是个大话题，这里不便展开，就此点到为止。
金瓶梅的“水浒情结”
借取《水浒》是为“反对”《水浒》创作构思的设想是不能成立的。。。
《金瓶梅》为何要借取《水浒》？ 这似乎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命题。但仔细想想，似乎又并非如此。笑笑生（姑且以笑笑生作为《金瓶梅》作者的代称吧）创作一部《金瓶梅》，不另立门户另起炉灶，却以《水浒》故事引起全书，是不是想借用当时《水浒》就已经有了的巨大影响来扩大自己作品的影响？ 迄今为止，连作者是谁都不知道，当然谈不上了解作者，也就无法肯定笑笑生是不是出于这种目的。但是，如果推情详理地想一想，也许作一否定结论并不会完全是错。因为，如果是一个文才不高的人，自己写不出惊世骇俗之作，借用别人作品的影响来扩大自己作品的影响，是可能的。但《金瓶梅》并非泛泛之品，谓之为艺术技巧高超、思想内容博大的不朽之作，是不过份的。能作此书者，其自信与自尊是不待言的，决不耻于借用别人影响荫庇自己。
那么，是不是笑笑生想以相同题材而用完全不同的创作构思来“反对”《水浒》所体现出来的施耐庵对生活的理解？ 也同前一问题一样，我们不能妄作结论。但是，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却是显而易见的：《金瓶梅》与《水浒》并非同一题材。《水浒》是演史，《金瓶梅》却是描写市民生活（当然这也是一种历史，但与《水浒》所演之史是有区别的）；《水浒》描写轰轰烈烈的英雄业绩；具有浓厚的传奇色彩，《金瓶梅》却是描写平淡无奇的家庭生活，完全是现实主义的描写。其着眼点与题材范围均迥然相异，怎么也谈不上是同一题材。如果说创作构思，《金瓶梅》确实与《水浒》大相庭径。《水浒》写好人经过多灾多难的折磨以后能取得胜利，都能痛痛快快地报仇雪恨；《金瓶梅》却是坏人得逞，好人沉冤无告；《水浒》写朝廷还能赦宥梁山英雄，并招安封官，认真当作一种力量去使用；《金瓶梅》却写始终是奸臣当道，昏庸政治无可救药；《水浒》既写黑暗又写光明，既写坏人又写好人，正义拥有相当市场；《金瓶梅》写权势金钱万能，乱伦败俗成风；无正气可言，一片黑暗世界，出现屈指可数的几个好人，也是没有好下场（如御史曾孝序）； ……等等。总之一句话，《水浒》是带有浓厚的作者理想和人民愿望的作品，《金瓶梅》却是一幅封建末世现实生活的画卷。二者创作构思确实截然不同；就此而言；《金瓶梅》确是对《水浒》的一种“反对”。但是；这何止是对《水浒》的“反对”！这是对《金瓶梅》之前所有小说创作构思的“反对”。全面“反对”，就不再是“反对”；而是创新！ 事实上，《金瓶梅》从题材范围到创作构思，都是一种划时代的首创。既如此，又何必要借呢。
同时，创作构思不同，并不等于笑笑生与施耐庵对生活的理解截然不同。如果说，他们二人对生活的理解都差不多，而只是创作意图各异，一个旨在倡导正义歌颂英雄讴歌理想倾诉愿望，一个旨在如实反映现实暴露批判黑暗，也未尝不可。
因此，借取《水浒》是为“反对”《水浒》创作构思的设想也是不能成立的。
是不是笑笑生在阅读《水浒》读到西门庆与潘金莲的故事时，突然联想到现实的市井生活，顿时萌发出强烈的创作欲望，借西门庆与潘金莲的故事作为引子，演绎出洋洋百万言的《金瓶梅》巨著？ 不能排除偶然产生灵感的可能性。但，偶然灵感的产生，创作一篇短文或作一首诗一阕词是没问题的，而要作出如此一部长篇巨制，没有事先的思想基础单靠灵感恐怕是难以完成的。从《金瓶梅》的丰富思想容量和多方面、多层次的描写看，也不是偶然灵感的产物。故，这一设想照样是不能成立的。
那么，《金瓶梅》到底为什么要借取《水浒》？
任何一部文学作品；或是演史；或是歌颂英雄，或是倡导正义，或是讴歌理想倾诉愿望，或是反映现实，或是暴露黑暗批判谬误，或是抒发感情，或是吟景咏物，或是为人们提供娱乐品；总是有着某种创作意图的。要弄清《金瓶梅》为何要借取《水浒》；必须首先弄清《金瓶梅》的创作意图是什么。
《金瓶梅》的创作意图是什么？ 这是一个在不了解作者之前很难结论的问题。但就《金瓶梅》作品本身的内容来看，其创作主旨还是可以窥见的：反映现实，暴露批判现实政治的昏庸、现实社会的黑暗与世风颓败，发泄自己的不满；记载保留当时人们思想观念、道德观念、生活习俗、社会风貌等方面的史料；开创创作长篇小说的新领域、新途径，树一代创作之新风；借作品倾诉作者自己在极不得志的环境中所形成的变态心理。如果这样推断《金瓶梅》的创作意图无大错的话，则《金瓶梅》完全可以不作任何借取，直截了当地开篇即可。不过，怎样开篇为好，笑笑生却面临着两条道路：要么直截了当抨击时政，代价是坐牢，甚至杀头，更甚至是九族遭诛；要么借古讽今，既能达到目的又不致招祸。当然地，凡不是傻瓜者均会选择后者。
借何时之古讽今？ 借什么样的古讽今？ 借来之古与今毫无相似之处则不能讽今；借古而无半点古之史实则令人一见即疑；全用古史而不掺入今事，亦不能讽今。这一系列问题，笑笑生早已见到。
第一个问题便是借何时之古，借什么样的古？ 明嘉靖、万历间，人们最痛恨的事莫过于严嵩一党奸贼弄权，弄得政治黑暗、民不聊生。不少有才华的知识分子被排挤打击，因而他们更是痛恨刻骨。要抨击时政，要讽今，当然地首当其冲的目标是严嵩一党奸贼及其遍布全国各地的爪牙贪官污吏与地痞流氓。那么，何时之古与此相似？ 通观明以前的中国历史不难看出，北宋末年蔡京一党专权误国最相似不过。于是笑笑生便选取了蔡京奸党误国的历史作为“古”而借来讽今。
借古而一点不叙古事，一是情理逻辑不合，二是讽今之实便昭然若揭；叙古事太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