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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宦官窃夺大权的事并不稀罕，但士大夫官僚与宦官结合成“阉党”，这是第一次。《明史》专为“阉党”立传也是史无前例的。刘瑾“阉党”中贪官很多，试举张一人。此人进士出身，位居阁僚，贪财而且渔色，对刘瑾阿谀奉承，甚至称刘瑾为“老者”。他强夺属僚的妻妄，因寡廉鲜耻而著于史册。
张綵，安定人。弘治三年进士……性尤渔色。抚州知府刘介，其乡人也，娶妾美。綵特擢介太常少卿，盛服往贺曰：“子何以报我？”介皇恐谢曰：“一身外，皆公物。” 綵曰：“命之矣。”即使人直入内，牵其妾，舆载而去。又闻平阳知府张恕妾美，索之不肯，令御史张禴按致其罪，拟戌。恕献妾，始得论减。14张綵的作为与高俅有何区别？碰到不肯献妻的张恕们，他就动用国家机器，“按致其罪”，与高俅对付林冲的办法简直如出一辙。张綵所以如此嚣张和毫无顾忌，原因就在他们完全把持了朝政，那政治的黑暗与《水浒传》的描写相合着契。
《水浒传》作者对高俅的描写有两点值得我们 玩味。其一是高俅的发迹。《水浒传》利用了《挥麈录》的记载，但并非完全照搬，而是有所取舍和有所强调的。把高俅写成是破落户出身和市井棍徒，是《水浒传》作者的创造。从一个市井棍徒发迹成朝廷重臣，在社会战乱年代有可能，像话本中津津乐道的朱温、石敬塘、刘知远、郭威等人，都是由一介游民而升腾为帝王将相，所谓时势造英雄，社会条件是绝对重要的；和平年代里一个游手好闲的无赖汉想凭藉一点蹴麈之类的技能一步登天，几乎没有可能。在社会正常情况下，官吏的选拔是有规定程序的，多半要经过科考，少量的也有恩荫和捐纳。既不肯埋头寒窗苦读，又没有贵胄家庭的背景和万贯的家产，入仕只是妄想。《水浒传》写的北宋徽宗时期，尽管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但毕竟没有社会大动乱，在这样的背景下市井棍徒高俅能够如此发迹辉煌，不能说不是一个疑问。其二，《水浒传》写高俅没有亲儿，不得不过继一个子嗣，而且这个干儿子竟是高俅自己的叔伯兄弟。《挥麈录》记高俅是有子嗣的，这样写也是作者的创造。认自己的叔伯兄弟为干儿子，不符合封建宗法。
两个疑点如果放在明代中叶这个特定时空里就都可以得到解释了。这个时代，一个市井无赖的确可以发迹变泰，当然不是去场屋应试，不会得到恩荫，也没有财力去捐纳，他们有一条捷径可以走，就是净身做个阉人入宫，一旦获得皇帝宠信，便可权居百官之上。明朝立国的时候，朱元璋严禁宦宫识字，以防止他们干政。永乐皇帝朱棣篡夺侄儿的帝位，宦官从中帮了他的大忙，他于是不顾朱元璋的圣训，开始重用太监。永乐末年出身教职、官位低微的王振净身入宫充任宫中女子的教习，可以说是打破了朱元璋的禁令15 。王振在宣德朝即掌司礼监，正统初年便独揽大权，正统十四年（1449年）挟正统皇帝率兵至土木，酿成土木堡之役惨败，导致正统皇帝被瓦剌也先俘掳。正德年间的刘瑾本是谈氏子，依太监刘姓者净身进宫，冒其姓。此人狡狠奸险，仅“粗知文事”16 ，然“日进鹰犬、歌舞、角觝之戏，导帝微行”17 。正德皇帝为刘瑾所蛊惑，怠于朝政，大权尽落刘瑾之手。刘瑾一手遮天，作威作福，网罗党羽，迫害忠良。为翦除异己，屡起大狱，据《明史》记载，谪尚书王佐以下者百七十三员。招纳朝臣焦芳、刘宇、曹元、张綵、刘玑等数十大员结成阉党。《明史》曰：明代阉臣之祸酷矣，然非诸党人附丽之、羽翼之，张其势而助之攻，虐焰不若是其烈也。中叶以前，士大夫知重名节，虽以王振、汪直之横，党与末盛。至刘瑾窃权，焦芳以阁臣首与之比，于是列犯争先献媚，而司礼之权居内阁上。18太监多来自社会下层，刘瑾一党的太监张忠曾与霸州大盗张茂结为兄弟，并引张茂混入豹房“侍帝蹴麈”19 。陈洪谟（1474…1555）《继世纪闻》也有此类纪载：“京师之南固安、永清、霸州、文安等处，京卫屯军杂居，人性骄悍，好骑射，往往邀路劫财，辄奔散不可获，人号为放响马贼。近来内官用事，谷大用、马永成、张忠等皆霸州、文安诸处人，大盗刘七等尝因内官家人混入禁内豹房，观上游幸之所。”20 谷大用、马永成等与刘瑾合称宦官“八虎”，他们出身贫贱，走净身入宫的路线而飞黄腾达，权力竟在内阁之上。太监把持朝廷权柄，趋炎附势之徒认太监为“干父”者不为稀罕，在这个圈子里没有宗法辈分之说，吏部尚书张称刘瑾为“老者”即可证明。《水浒传》作者写高俅发迹以及收堂兄弟为干儿子，不正是正德太监当道时的投影吗！
我并不认为《水浒传》的高俅是影射刘瑾或某个太监，《水浒传》绝不是影射文学，我的意思是正德间刘瑾势焰实在太炽，流毒实在太深，以至《水浒传》作者在塑造一个头号贪官奸臣的时候怎样也抹不去刘瑾的阴影，自觉或不自觉地吸纳了这类人物原型的某些元素。
刘瑾当道，使明朝自正统以来已经相当尖锐的社会矛盾更加激化，正德五年（1510）爆发了以刘六、刘七为首的农民起义，首义在霸县，瞬即漫延到北方几省，起义军几次威逼北京，使朝廷大为震动。这场农民战争持续了三年之久。《水浒传》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创作出来的。
注释
①《贯华堂第五才子书水浒传》第一回回前总批。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7月版《金圣叹全集》第一册第43页。
②⑤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上，中华书局1988年1月版第145…150页、第145页。
③马蹄疾编《水浒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0年11 月版第450页。
④转引自马泰来《从李若水的捕盗偶成诗论历史上的宋江》，《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1期。
⑥现藏台北中央图书馆《新编宣和遗事》二卷（黄丕烈原藏本），馆方《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增订本）》（1967）定为宋版，不确，当为元本。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三篇“宋元之拟话本”已指出，书中有吕省元《宣和讲篇》和南儒《咏史诗》，“省元”、“南儒”皆元代语，“省元”即状元。
⑦关于此六种杂剧的写作年代，学术界存有不同意见。参见严敦易《元剧斟疑》（中华书局1960年）、马泰来《元代水浒杂剧辨伪》（香港大学学生会中文学会《东方——中国小说戏曲研究专号》1968年）、罗 忄亢 烈《元人的水浒杂剧》（辑入作者《词曲论稿》，香港中华书局1977年）。笔者采纳隋树森《元曲选》和《元曲选外编》的意见。
⑧《宋史》卷二十二“徽宗本纪”，中华书局1977年11月版第2册第409页。
⑨《宋史》卷二十三“钦宗本纪”，同上书第428页。
⑩同上书，第38册，第13160页。
11《挥麈录》“后录”卷七，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8月版第138页。
12涵芬楼本《说郛》卷三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0月版《说郛三种》第1册第638…639页。
13拙作《〈水浒传〉成书于明代嘉靖初年考》，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14见《明史》卷三百六“阉党·张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6册7840…7841页。
15评见严从简《殊域周咨录》，中华书局1993年2月版第562…563页。
16 20陈洪读《继世纪闻》卷一、卷四，中华书局1985年5月版第70页、第93页。
17《明史》卷三百四“宦官一”，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6册第7786页。
18 19《明史》卷三十六，同上书，第7833页、第7795页。
【原载】 《文学评论》2003年第4期
另眼审读《水浒传》
水浒传》当然不是一部历史小说。宋江在历史上确有其人，却称不上历史人物。有关他的史料，如前辈学者余嘉锡先生的《宋江三十六人考实》、张政烺先生的《宋江考》等早已作了整理。梁山泊是在五代後晋到北宋，因黄河屡次决口泛滥而形成的湖泊，据《金史》卷129《李通传》载，到金海陵王攻宋时（公元1161），已是“梁山泊水涸”，其水量远非昔比，所以金军制造的战船无法通过，而运到大江北岸。梁山泊与宋江的活动并无多少关系。《水浒传》所述的虚构故事，自南宋到明朝流行了二、三百年，经过说书人的不断加工，内容愈来愈丰富，由最初的三十六人发展到一百零八将。
《水浒传》主要是反映社会中下层的社会生活，如此广泛的、跨越几个朝代的生活面，在古典小说中是独一无二的。但对于此书究竟反映的是哪朝哪代的社会生活，文学史家们是不可能解决的。历史学家对此也有分岐。例如吴晗先生生前认为主要是反映元代的社会生活，前辈学者李埏先生特别在《〈水浒传〉中所反映的庄园和矛盾》一文中指出，在全传第82回以上和第111回以下两部分成书较早，可以反映宋代社会。他特别将书中的庄园与宋代的庄园作了对比和考察。上世纪五十年代，何心先生著有《水浒研究》，对于此书中的地名、官名、阶层、风俗等分别作了归纳和分析，给人们以相当大的启发，可惜编电视剧者没有参考此书，造成不少本可避免的错误。当然，何心先生不是专门研究历史的，我们还可在他的研究基础上再作一些发挥。
依笔者个人之见，《水浒传》反映的社会生活是驳杂的，宋、元、明代都有，正好遗留下各代说书人对《水浒传》故事进行增补和加工的蛛丝马迹。本文所使用的是较早的百回本，一般研究认为，征田虎和王庆的内容是后来添加的，便成一百二十回本。今分述于下：
一、 官制：小说第三回有“老种经略相公”和“小种经略相公”，按种氏是北宋三代将门，如依小说所述的宋徽宗时推算，有种师道和种师中兄弟。据《宋史》卷335《种师道传》和《种师中传》，北宋季年，种师道“天下称为‘老种’”，他曾任知渭州，按照宋制，必兼泾原路经略安抚使。种师中曾任知庆阳府和秦州，按官制必兼环庆路和秦凤路经略安抚使。“经略相公”确是保留宋人的称谓习惯。如岳飞当低级武将时，给大将刘光世的公文中称对方为“安抚相公”。他任高官後，百姓或可称他“宣相”，即“宣抚（使）相公”。小说第七十六回称童贯为“枢密相公”或“枢相”，这也是宋人的习惯官称。相公一词，宋时是对高官的尊称，后代却愈来愈贬值。如元杂剧关汉卿《钱大尹智宠谢天香》中，称钱大尹为“相公”，就不算高官了。小说第十八回称郓城县的“知县相公”，第二十八回称施恩之父为“管营相公”，又是宋代社会不可能有的称呼。
此外，如小说第二回称高俅为“高殿帅”，第五九回称“殿司太尉”宿元景。殿司是殿前都指挥使司的简称。金朝改为殿前都点检司，而元朝不设。殿帅或殿司太尉都是宋时的习惯称谓。在此种场合下，太尉是作为武人的尊称。宋朝也设正式的高官太尉，但人们却习惯另呼为“两府”。如小说《碾玉观音》称太尉刘錡为“刘两府”。
小说第二十回说济州府府尹更替，“新官取出中书省更替文书”，“新官宗府尹到任后”，“一面申呈中书省”。第五十九回为骗贺太守，“将出中书省许多公文”，杀贺太守後，宿太尉“便叫本州推官动文书申达中书省起奏”。第八十三回“说中书省差到二员厢官”，克减酒肉。北宋后期到南宋，中央政府还是称三省，金朝改为尚书省，元朝则为中书省。可见是反映元代的官制。
小说第十六回引“昔日吴七郡王有八句诗”。用排行加郡王也是宋人的习惯官称，如南宋初大将张俊称“张七郡王”。此处似亦留下宋人说书的痕迹。按话本《菩萨蛮》有“高宗皇帝母舅吴七郡王”。但宋高宗的母舅应是韦渊，其皇后吴氏之弟见於史籍者，有吴益和吴盖。宋孝宗虽非吴后所生，但吴益和吴盖可称其母舅。
小说第十二回有“北京大名府留守司”，“那留守唤做梁中书，讳世傑”。按宋时设东、西、南、北四京，知大名府必兼北京留守，这是符合宋制的。但应称梁世傑为“梁留守”，或官高者可称“留守相公”，决无称梁中书之理。按元代行政区划，大名府为大名府路总管府，其长官为达鲁花赤（宣差）和总管。小说中所以讹为中书，显然是受元代最高的地方政区为行中书省的影响。当然，电视剧《水浒》中居然出现了梁世傑自称“我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