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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幼儿起就培养他们的正义感、自豪感、阳刚之气、侠义精神，使他们将来能够成为中华民族合格的接班人——龙的传人。
林治波：您的谈话使我们深受启发。今天我们的确应当树立一种认识，不要把水浒作为一部历史来研究，而作为一种文化来研究。我觉得，《红楼梦》与《水浒传》，是我国小说乃至我国文化中婉约与豪放的两个极致，各有其代表性。与红楼梦研究的红火相比，这些年来水浒研究过于冷清了。其实，两者不可偏废。许多水浒故事，历史上虽无其事，而有其神，今天的青少年可以从中得到精神的滋养，从而多一点阳刚之气和侠义精神；同时，通过研究可以对书中的糟粕和以往研究中的乱象进行分析批判和澄清，尽量祛除其负面影响，这对于健全民族精神、振兴民族文化、推动民族复兴，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希望史教授主持的水浒研究能够顺利开展，多出成果，有机会下次再采访您。谢谢！
浒边谈屑 虞云国 ＇AleaJactaEst＇ 于：2004…10…07 10：56：43幼时在小人书摊看《水浒》，也曾看得天昏地黑，如痴如醉。人到中年，以讲史为业，且以宋代为主。于是，偶尔也将《水浒》与《宋史》串着味读，间有所得，录为《浒边谈屑》，遂自作题记云：少喜耐庵，血气未曾贲张；长好乙部，《水浒》权充资粮。慕陈寅恪之证史，小子岂敢？效邓云乡之说梦，后学莫狂！亦俗亦雅，或能共赏；有史有文，相得益彰。
菜园子
《水浒》七十二地煞中张青以“菜园子”为绰号，他自报家门道：“小人原是此间光明寺种菜园子。因好结识江湖上好汉，人都叫小人做菜园子张青。”《水浒》记述菜园最详细的倒是鲁智深看管的东京大相国寺的菜园。不过，读其书者千万不要错误以为：和尚吃素，唯有佛寺才需要菜园。实际上，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大量市民的入住，宋代对商品化蔬菜的需求与日俱增。有一则笔记说：宋初，名臣张咏做崇阳（今属湖北）县令，一日，见一农民买了菜回家，便责问他：“自己有田，为什么不种，倒去市上买？”便以其懒惰打了他的板子。这个故事说明：第一，蔬菜商品化大潮已经波及到了崇阳这样的小县城；第二，入宋以后，蔬菜商品化趋势之快，连张咏这样有头脑的名臣也观念落伍了。蔬菜种植业因市场需求而独立，蔬菜买卖也便成为获利丰厚的营生。《水浒》所记载的大相国寺菜园，在鲁智深主管以前，一直被左近“二三十个赌博不成才破落户泼皮”视为“俺们衣饭碗”，“泛常在园内偷盗菜蔬，靠着养身”，透露出的正是这一消息。
在当时运输条件下，大中城市的新鲜蔬菜只能就近生产，于是，城郊就出现了星罗棋布大小不一的菜园。打开《清明上河图》，可以发现在即将进入市区的大道旁，张择端就画着大片菜园风光。这与《东京梦华录》所说的“都城左近，皆是园圃”，倒是吻合的。北宋东京的菜园子为数不在少。保存至今的筹建开封繁塔的集资刻石，有一条北宋初年的记载：“菜园王祚，施菠？？（即菠菜）贰千把，萝卜贰拾考老”。从这位种菜专业户一次施舍的蔬菜量，可见其菜园规模不小。宋室南渡，偏安东南，杭州成为都城，人口超过开封，当时杭州有谚语说：“东门菜，西门水，南门柴，北门米”，所谓“东门菜”即因城东横塘一带最宜种菜，故而“东门绝无居民，弥望皆菜园”。这种菜园当然不仅都城附近有，州县城郭也有分布。张青的菜园在孟州境内，自然是小说家语。而颖昌府城东北门内就因菜园集中，俗呼之为“香菜门”。
《水浒》提及的两处菜园一属大相国寺，一属光明寺，都是寺产，张青以非僧人的身份受雇于光明寺专事种菜，这也算得上一种经营方式。据《水浒》里大相国寺清长老对鲁智深说：“每日教种地人纳十担菜蔬，余者都属你用度”，不难揣测：除去寺庙自身消费，归鲁智深用度的菜蔬也应该进入东京菜市场。官府经营，是宋代菜园存在的第二种方式。熙宁年间，福州知州通过“岁鬻园蔬”，放进自个腰包的钱每年不下三四十万。第三种方式是由商人购置园地，雇人艺植。据《夷坚志？灌园吴六》，抚州市民王明贸易致富，便买城西空地做菜园，“雇健仆吴六种植培灌，又以其余者俾鬻之”，种菜的与卖菜的分工明确。第四种方式是为数众多的个体菜户。《夷坚志？宝积行者》说台州仙居县有陈园，就是园人陈甲的菜园，他常种蔬菜卖给当地的宝积寺。
相比粮食生产，经营蔬菜获益更大。据《清异录》记载，宋初，有个名叫纪生的经营菜园，一把锄头、十亩菜园，养活了一家三十口人，临终，告诫子孙说：“这十亩地，就是铸钱炉子啊！” 以宋代北方的生产水平论，三亩粮田才能养活一人，而纪生一亩菜地就可以养活三个人，难怪当时流行“一亩园，十亩田”的农谚。
宋代菜园经营者身份不一，但似乎只有张青这样种菜的雇工才是货真价实的“菜园子”。而菜园子用为浑号，不正是宋代蔬菜商品化潮头下蔬菜种植业勃兴的明证吗？
一枝花
你一定还记得：《水浒》里有个大名府的小押狱，“生来爱戴一枝花，河北人顺口，都叫他做一枝花蔡庆”。梁山泊英雄排座次后，他分得的任务是专管行刑的刽子手。以今天的眼光看，满脸横肉的刽子手，却在帽檐上簪着娇艳可人的一朵鲜花，该是何等相映成趣令人喷饭啊！
然而在唐宋两代，簪花倒并不是女性的特权，男子也是可以染指的。唐代黄滔有《断酒》诗，自称“免遭拽盏郎君谑，还被簪花录事憎”，这位簪花录事当然是男子。这里且说宋代。当时每逢重大节庆，例如郊祀回銮、皇帝生日、宫廷会宴和新进士闻喜宴等，君臣都有戴花的习惯，此即《宋史？舆服志》所说的，“姨头簪花，谓之簪戴”。宋徽宗是一位雅好声色的风流君主，《东京梦华录》说他他每次出游回宫，都是“御裹小帽，簪花乘马”，从驾的臣僚、仪卫，也都赐花簪戴。对臣僚簪花，《水浒》也有所反映。第七十二回“柴进簪花入禁苑，李逵元夜闹东京”说，柴进、燕青在东京酒楼上，“凭栏望时，见班直人等多从内里出入，姨头边各簪翠叶花一朵”，一位姓王的班直告诉他们：徽宗给每个班直“皆赐衣袄一领，翠叶金花一枝”，有宫花锦袄，才能自由出入大内。宋代凡参加皇帝举办的宫廷宴会，大臣都能领赐到宫中名花。有一次，寇准以参知政事入宫侍宴，真宗特赐异花，说：“寇准年少，正是戴花吃酒的年岁。”这种赐花，一般官员都自己佩戴，亲王和宰执则由内侍代他们将花插的姨头上，有时皇帝也让内侍为宠爱的翰林学士簪花。真宗时，召东京留守陈尧佐和大内都巡检入后苑赐宴，真宗与二臣“皆戴牡丹而行”，宴会间，真宗命陈尧佐“尽去所戴”，“亲取头上一朵为陈簪之，陈跪受拜舞谢”，令人艳羡不已。皇帝所赐之花，也有种种区别。其中自以真花最为珍贵。每年三月，君臣共赴金明池游赏，与游群臣才得遍赐“生花”（即鲜花）。真宗时，有一次曲宴宜春殿，赐花，“出牡丹百余盘，千叶者才十余朵，所赐止亲王、宰臣”。其他则是人造生花。绢花成本较低，有辽朝使者参加的皇帝生日宴，为向辽使表示节俭，就用这种绢花。罗帛花色泽艳丽，一般用于春秋两次宴会。大礼后庆贺、上元游春等，从臣都随驾出巡，到时有小宴招待，这种场合则赐“滴粉缕金花”， 这种人造花以珍巧著称。
“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官方文化历来领导着社会习俗的新潮流。宋代官场庆典中簪花的惯例一传到民间，则不论性别年龄，不论贵贱贫富，甚至不论平日节庆，都簪花成习了。《水浒》对此多有涉及。第十四回描写阮小五出场时的打扮道：“斜戴着一顶破头巾，鬓边插朵石榴花”。第七十一回宋江在菊花会上那阕《满江红》也说：“头上尽教添白发，鬓边不可无黄菊”。 第七十二回“柴进簪花入禁苑，李逵元夜闹东京”说，柴进、燕青在东京御街上，“见往来锦衣花帽之人，纷纷济济”。据欧阳修所见，洛阳“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据王观国说，扬州也不论贫富“皆喜戴花”。比较起来，人们更喜欢簪戴鲜花，于是，都市卖花业也就红火了起来。《东京梦华录》以优美的文字记载了汴京清晨的一桢卖花图：
季春，万花烂漫，牡丹、芍药、棣棠、木香，种种上市。卖花者以马头竹篮铺排，歌叫之声，清奇可听。晴帘静院，晓幕高楼，宿酒未醒，好梦初觉，闻之莫不新愁易感，幽恨悬生。
由于仿制生花十分走俏，制花业也应运而生。宋太祖时，洛阳有姓李的染匠，擅长打造装花，人称李装花。仿生花多以绢、罗制成，也用通草或琉璃作为材料。据《梦粱录》记载，宋代杭州城里，一种罗帛脱腊象生四时小枝花朵，“随街市吟叫扑卖”。诸行市中则有花团、花市和花朵市，主要坐落在官巷里，其间花作行销的首饰花朵“极其工巧，前所罕有者悉皆有之”，又以齐家、归家花朵铺最负盛名。
既然男子簪花在宋代是一种不足为怪的习俗，满脸横肉的蔡庆自然有权在鬓边簪上一朵含苞欲放的玫瑰，就象现在黄脸婆也有权画眉毛涂口红那样稀松平常。黄脸横肉，干卿底事？
梁山泊
梁山泊，文献也作梁山泺，是《水浒》赖以展开的主要场景。小说描写道：“济州管下的一个水乡，地名梁山泊，方圆八百里”，“紧靠着梁山泊，都是茫茫荡荡芦苇水港”，“须用船去，方才渡得到那里”。 梁山泊因《水浒》而驰名中外，但这部名著拍摄电视剧时，因水泊已经干涸，便不得不借助无锡太湖的湖光水色。那么，历史上的梁山泊究竟风貌如何呢？
梁山原名良山，据说因西汉梁孝王曾在这里打猎，故而改称梁山。梁山以南原是大野泽旧地，其北则与黄河下游平原相连。五代后晋开运元年（944），黄河在滑州（今河南滑县东）决口，河水东漫数百里，积水环绕着梁山成为巨大的湖泊。北宋天禧三年（1019），黄河再次在滑州决口，水泊面积继续扩大。庆历七年（1047）韩琦出知郓州，路过梁山泊，有诗写水乡泽国的浩淼，与小说的叙述已能相互印证：
巨泽渺无际，齐船度日撑。
渔人骇铙吹，水鸟背旗旌。
蒲密遮如港，山遥势如彭。
不知莲芰里，白昼苦蚊虻。
熙宁十年（1077）黄河在澶州（今河南濮阳）再度决口，注入梁山泊，湖水面积达到了最盛期。据《邵氏闻见后录》说，王安石变法好言利，有个小人趋炎附势，迎合道：“把梁山泊八百里湖水放掉，建成农田，那获利可就大了。”安石见他尽出馊主意，一笑之后，慢悠悠地说：“这个办法好倒是好，不过，那放掉的水哪里安顿呢？”在座的刘？？讽刺道：“在旁边再凿一个八百里的湖，不就得了！”有人以为这是反变法派编造的政治笑话，故事的真实性虽然可以究诘，但梁山泊在熙宁河决以后方圆达八百里则是毫无问题的，小说的记载并非齐东野语。
在山东平原上，有这么大的湖泊，对国计民生的影响当然不小。据苏颂说，每年夏季，梁山泊都出产大量莲子，仅运达曹门外的就有百来车，“锤取莲子，货与莲子行”。水泊周围的济州、郓州农民，都“赖其蒲鱼之利”，而官府则“立租算船纳直”，即按船只交纳租税，若有违犯，就以盗贼论处。梁山泊倒一向是“盗贼”的渊薮。元钓元年（1086）前后，有个叫做黄麻胡的在这里闹事。蒲宗孟出知郓州，禁止当地人乘小船出入水泊，以绝其粮食，这才迫使这些啸聚者散伙。然后，他严刑峻法，即便小偷小摸，也斫断其足筋。这样， “盗贼”虽然消声匿迹，“而所杀不可胜计”。不久，这里又成渔者盗窟，崇宁四年（1105），许几任知州，命渔民十人为一保，结队晨出夕归，否则一经告发，就穷治严惩。任谅任京东提刑，当地渔民“习为盗”，他先采取保伍之法，在编入名籍的渔船上刻以记号，否则不准入水泊；再划分濒湖各县的治安区域，案发，督吏搜捕，“莫敢不尽力，迹无所容”。《夷坚志？蔡侍郎》说，蔡居厚知郓州时，“有梁山泺贼五百人受降，既而悉诛之”。蔡居厚是政和八年（1118）由郓州卸任的，杀降还要早于这年，有人认为他杀的就是宋江等人，根据似乎不足，因为宋江受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