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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写“孝”字：宋江得知父亲病故之后，星夜返回郓城奔丧，而且“孝”到了不知隐蔽，大白天的就在村口和张社长说话，简直像个白痴。
在此之前，宋江本已经决定和燕顺等人一起投奔梁山泊了。被捕之后，接受了父亲的一次“庭训”，意志立刻坚强起来，要“忠孝两全”，绝不做反叛。于是宋江从孝又引出了“忠”，心甘情愿地被发配到江州。但是这种“忠”，明显是假的。如果不假，到了江州就不应该再写什么“反诗”，害得死伤了许多江州百姓之后，最后依旧还是“反上梁山”，却把希望寄托在朝廷的招安上。这种反反复复，哪一点是真实的？
在发配江州的一路上，经历许多凶险，几次差点儿送命，全都依仗“山东及时雨宋公明”的好名声，不但处处逢凶化吉，而且人人都钦敬他，拜他为哥哥，听从他的调遣。按照宋江的所作所为，怎么可能有这样好名声？
这一回书中，宋江父亲说：“从济州发配到江州，正从梁山泊经过。”这里又一次犯了地理性错误。济州建于北魏泰常四年，但是以后治所经过多次搬迁：唐代以前治所在础ㄒ魆uè确）礅，故址在今山东茌（音chí池）平县境内；唐代初年治所在庐县，因庐县县城被河水冲毁，并入郓州（原址在今山东东平县西、东平湖东岸的州城镇）；五代后周广顺二年（公元952年）移治所于巨野；金天德二年（1150年），才移治所到任城（今山东济宁）。宋江故事发生在政和（1111…1117）至宣和年间（1119…1125），济州的治所应该还在巨野；梁山泊在巨野的正北面，从巨野到江州（今江西九江），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从梁山泊经过的。发生这样的错误，说明作者缺乏地理知识，把济州的治所错作唐代的础獬腔蜊┲萘恕Ｕ饫锫宰魉得鞑⒋嬉伞！�
【简评33】本回书一开头，就写戴宗的那副丑恶嘴脸。尽管在《水浒传》中戴宗还算是比较厚道的人，但是在囚犯面前，那种要钱的腔调，跟一般的恶牢头也没有什么两样。
本回写李逵的粗鲁和憨直，的确淋漓尽致，惟妙惟肖，但就李逵到饭店找店主强要银子和上渔船抢鱼的行径来说，和牛二也相差无几。只是牛二碰见的是杨志，被一刀杀了；李逵碰见的是“仗义疏财、爱结交天下豪杰”的宋江，不但不计较，还那李逵当豪杰，姑息他，喜欢他，一个劲儿地说他耿直。一般说来，“仗义疏财”指的是急人所难，像宋江对李逵的“疏财”，其中似乎无“义”可言，充其量，只能算是小恩小惠笼络人心罢了。宋江如果不是这样笼络，而是“大义凛然”地教训，李逵这个浑人，能死心塌地地忠于宋江么？倒是张顺这人，写得活灵活现，典型一个江湖人物。
【简评34】《水浒传》作者，一心只想把宋江写得英明伟大，是个难得的“帅才”，但是除了反反复复说他“仗义疏财，专爱结交天下豪杰”之外，又举不出更多的光辉业绩来。因为还有一个柴进，从实力上、态度上，都比宋江更加仗义疏财，更爱结交天下豪杰。为了一个烟花女子阎婆惜，他成了杀人犯，逃亡在外，经历了千辛万苦，最终还是被刺配江州，心理十分不平衡，是想象中事。但是也绝不至于愚蠢到要在浔阳楼上题反诗的地步。如果从“酒后吐真言”的角度看，他要血洗江州、要笑“黄巢不丈夫”，只怕都是心中所想，都是“真言”。从这一回书看宋江，只能说他是个善于笼络人心、善于假仁假义、一心想当皇帝的“狂徒”。
吴用造假信，果然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智多星”也有少智的时候。不过如果没有这一失，不但没有了江州劫法场这样大显梁山泊神威的机会，少许多英雄豪杰上山，宋江的历史，也要改写了。
本回书中，有一个很男自圆其说的“硬伤”：从江州到东京，也就是从江西九江到河南开封，不论从哪条路走，都不可能经过梁山泊。按最近的路线走，应该过江到湖北，经汉口、信阳到河南，再经许昌到开封。这条路，基本上都在华北平原，只有湖北与河南之间有一座并不太高的鸡公山阻隔，但并不是山高路险，无法行走。梁山泊在开封的东北面，距开封直线距离还有六百多里。从九江到梁山，比从九江到开封要远好几百里路。因此戴宗到开封，或者宋江被押解到开封，都绝不可能绕一个大弯子从梁山泊经过。出现这样的大错，是因为原作者缺乏地理知识。但是水浒故事已经定型，牵一叶而动全枝，不可能更改了（要改只能改为戴宗故意绕道到梁山泊找吴用，请求山寨出兵或行计解救宋江）。很可能宋江故事的原型，根本就没有发配江州以及梁山好汉到江州劫法场这样一节。因为古往今来，任何一个英明的军事家，都不可能带领千军万马从梁山出发到九江劫了法场再平安地返回的，这一去一回，可是六千里路哇！
【简评35】《水浒传》作者最不善于写战争。本回书写的是两起以少胜多的战事。先不提一百多人如何能在几天之内走三千里路赶到江州，单说法场上有五百多名官兵弹压，被一个李逵、十几个头领和几十个喽啰一冲一撞，全都走散了；特别是最后五六千人马追出城来，居然被花荣一箭射中一个马军，其余的就都四散奔逃，而己方居然无一伤亡。这一方面给己方创造了一个无法令人相信的神话；也把官军写得过于不堪、过于废物了，哪像是一支训练有素的官军？
李逵只知杀人，不问好坏的性格，这里显示得淋漓尽致。
如果不加偏颇，黄文炳倒是一个富有心计、忠于朝廷的好官。从能力、水平来看，比那个昏聩懵懂、只知搜刮钱财的蔡九知府强得多了。
【简评36】折一回写梁山好汉打无为军，活剐黄文炳，为宋江报仇出气，作者完全是站在宋江的立场上说话。如果站在黄文炳的立场上，他一个朝廷命官，虽然已经退职，看见酒楼上有人写了反诗，报告知府，绝对不错；后来发现戴宗带回来的书信有假，加以揭发，也绝对不错。宋江说：“我与你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你为什么只要害我，三番五次教唆蔡九知府要杀我们两个？”黄文炳说：“我身为大宋臣子，肃清叛贼，是我本份。今天既然落到了你的手中，別无他言，只求早死。” 对比两人的说话，倒是黄文炳的话有理。因为他与宋江之间，并不存在个人恩怨，而是发现有人写了反诗，是出于对朝廷的忠心，方才“苦苦地”要杀宋江的。他临死不惧，不愧是个大宋的忠臣。
宋江口口声声讲忠讲孝，不愿上山落草。一旦自己被逼得走投无路，不得不上山了，却跪在地下，要求大家都跟他去落草。这时候，他的忠孝观，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就是用当时的道德标准来要求宋江，他也不是一个忠臣孝子。忠和孝的标准是固定的，不能因为自己的遭遇而改变。
返回梁山泊的路上遇见四个好汉，完全是为了要完成一百单八将的聚义而硬编的。一千多人马，即便分成五路，在大闹江州之后，要想平安返回梁山泊，只怕没那么容易。
【简评37】这一回书，原文安排宋江一个人下山，就是要他得到九天玄女娘娘送给他一部“天书”。不然的话，晁盖能这样疏忽，这样放心，在大闹江州之后，答应宋江一个人回家搬取父亲、弟弟？几乎所有人的家眷，都是山寨派人悄悄儿接取上山的，为什么宋江一个人要例外？就因为他是最最懂得孝道、讲究孝道的人？
“天书”当然是不存在的东西，而且此书在《水浒传》中也没其太大作用，这里改为前人留下的“兵书”抄本，至少从情理上比较说得过去。
宋江的父亲也是口口声声忠君爱国的，这一次不单儿子上了山，连自己也成了“匪属”了，不知道他上山之后，是不是还要教训儿子：“千万不可做不忠不孝之人！”
【简评38】宋太公取来山寨安置，公孙胜返乡探母，李逵触景伤情，要去接取老娘，完全可以理解。李逵是个什么样的人，宋江难道不清楚？特别在大闹江州之后，作为山寨上的二把手，怎么可以答应李逵一个人下山去？李逵家住乡下，随便打发几个精细些的小喽啰去就能办成的一件小事，却要如此大闹一场，不是宋江不明事理，而是作者没有别的办法让他单独行动，以便完成杀死四只老虎这一壮举，只好委屈宋江当一回笨蛋了。
白龙庙小聚义，朱贵和李逵认了同乡，就是为这一回书让朱贵下山掩护李逵打下的伏笔。
要是不让李逵亲自去取老娘，不惹出点儿事儿来，朱富因为是朱贵的兄弟，他日也许会来梁山泊入伙，只是李云在沂水县当都头，怎么能够上梁山来？
【简评39】《水浒传》里，武松打虎，李逵也打虎；武松只打死一只，李逵却打死大小四只。为什么一提武松，人人知道是打虎英雄，而一提李逵，却没人夸他的打虎事迹？第一，武松打虎是徒手（不过这是他自己这样说的，谁也没看见），最多还有一根哨棒，而李逵手中既有朴刀，还有腰刀；第二，武松打虎之后，大吹大擂，迎进县里，李逵只在村中喝两口酒，就被抓住了；第三，江州劫法场，李逵杀人最多，一提李逵，首先想到的是他杀人不眨眼，于是把他力杀四虎的光荣业绩倒给掩盖了。
【简评40】在梁山泊一百单八将中，李云的上山入伙，算是比较不光彩的一个。他奉命去押一个已经被擒的强盗，快到城门口了，却被自己的徒弟用蒙汗药麻翻；仅仅因为他是朱富的师傅，又“为人最好”，方才被留下一条性命，而且被邀请入伙。他武功不错，“三五十个人近他不得”，上山以后，却被分配去当一个“监造厅堂房舍”的总监工头儿。排名第九十七还在李忠（排名第八十六）、周通（排名第八十七）之下！
梁山泊故事到此告一小段落。
【简评41】《水浒传》作者不善于写战争，却很善于写男女私情。潘金莲、潘巧云，甚至包括阎婆惜，一颦一笑，一喜一怒，无不写得惟妙惟肖，活灵活现。写潘巧云的文字，比写潘金莲的似乎还要完整细腻些。特别是写她与表哥自小有情，属于自由恋爱范畴，表哥又因为得不到她而遁入空门，两人也只以幽会为满足，并没有发展到要谋杀杨雄的地步，都能够引起读者对他们的同情。情节的安排，也比西门庆和潘金莲故事精彩。可惜这种男女私通调情的文字，加上翠屏山杀潘巧云的残酷场面描写，都不适合少年朋友阅读，这里不得不舍弃删除，只剩下一个故事梗概。
本回末尾，出来一个时迁，这是硬装上去的尾巴。如果没有这个时迁出场，就无法引出下面的一系列故事。但是也不能不指出，这样硬装，从写作技巧上来说，不是什么好样板。简单地说：凡是盗墓贼，几乎没有人敢在大白天进行的。因为历朝历代对盗墓的处罚都很重，有的是“立斩”，有的是凌迟。何况按照书中所说，杨雄他们上翠屏山是为了还愿，可见这里有寺院庵观，不是什么人迹罕至的地方，时迁胆子再大，总也不至于急得等不到黑夜就盗墓吧？
【简评42】时迁贼性不改，到处偷鸡摸狗，还没有上梁山，就借梁山的名气惹事儿，引起了后来的“三打祝家庄”故事。当然，即便没有时迁偷鸡的引子，祝家庄离梁山泊这样近，梁山泊与祝家庄之间的这一场战争，早晚也还是要发生的。
《水浒传》的作者是南方人，对北方的地理气候都很不熟悉，因此往往用“含糊其辞”的方法打马虎眼儿。例如祝家庄到底在哪个县，书中就没交代。本回开头，原文写杨雄等三人火烧祝家店的地点是“到了郓州地面”。但是明显有错。第一，郓州置于隋开皇十年，十八年改为郓城，唐代改名万安县，五代以后恢复郓城县，原址在今山东东平县西、东平湖东岸的州城镇。直到金代，才因为水患把县治迁到盘沟村，即今天的山东郓城县县治。因此宋江时代根本就没有郓州（郓州在政和初年已经升为东平府）。第二，书中的“郓州”如果指郓城，那么郓城在梁山泊的南面偏西，从河北蓟州到梁山泊，根本不可能路过郓州。第三，书中的“郓州”如果指东平府，倒是在梁山泊的北面，但已经升府，不能再称郓州了。第四，祝家庄究竟属于哪一个县，《水浒传》中没有说明，但只能在梁山泊的北面。因此我的改写本也含混地说“接近梁山泊”，而不提具体地点。此外，时迁偷鸡的季节，据书中交代，已经是隆冬，时迁把鸡拿到外边杀了不难，难的是天寒地冻，小河结冰，怎么开膛去毛？再说，店小二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