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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侵华罪行实录-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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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为“非治安区”,严禁居住耕作,把百姓统统赶往沟南,沟北民房全部拆除或烧毁。为限制八路军在大沟两侧活动,还沿沟烧山并村,先后将沟北牛盆峪、东沟门、大关上、马营、河北、西峪、高家岭、沙峪里、秀才峪、柳树沟、转山子、庙沟梁等村的山林全数烧毁,又把沟南的一些丘陵小村,如二甲峪、恒河西山、穆家峪西沟等强行并入了大村。在敌人的淫威下,沟北大部分群众不得不搬往沟南,另有少部分群众躲进了深山,“治安沟”以北遂成为荒芜地带。这样,在丰滦密联合县内就形成了东自半城子、西至渤海所、南从白道峪、北到于营子、东西南北各长约120华里的山地“无人区”。 
    “部落”群众的生活处境非常凄惨,他们不但终日受监视,服苦役,而且经常遭受敌人的打骂凌辱,稍有反抗便会招来杀身之祸。“部落”内实行“米谷统治、碾磨封锁”,一切粮食果品统归大仓,不许群众私留和买卖,否则即以“经济犯”、“运输犯”、“国事犯”等罪名严加处罚。白庙子“部落”原村长王金鼎,仅因摘了自家果树的一点果子,就被判为“经济犯”惨遭杀害。部落在生活上实行配给制,每人每年只配给少量混合面、1盒火柴、半斤盐和3尺布,经过层层克扣,到百姓手里已所剩无几,有的“部落”每人每年仅实得9寸布。百姓长年吃野菜,穿衣更困难,许多成年人只在腰间围一块布,有的全家仅有一条裤子,谁外出谁穿,姑娘、媳妇穿不上衣服,只好在家里墙角挖个深坑,有外人来时就蹲到坑里遮羞。“部落”卫生条件更为恶劣,多是几家人挤住在一种用柴草搭的“马架房”里,房外到处是粪便垃圾,夏天臭气熏天,瘟疫疾病流行,成批群众染病身亡;冬天身上缺衣,腹内无食,很多人冻饿而死,据1942年资料记载,这一年每个“部落”最少也有七八十人死亡,白庙子“部落”仅400口人,这一年就死了160余口。 
    日伪为了彻底断绝“无人区”军民的生路,除了在“扫荡”中大肆烧杀掠抢外,还从1942年开始连续三年对丰滦密“无人区”施行“割青”政策。每当庄稼吐穗灌浆的时候,日伪军就进行“割青扫荡”,驱赶大批敌占区百姓手持镰刀进入“无人区”割青苗。仅1942年7月,敌人一次就割毁了地处“无人区”内的二区、五区、七区三分之一的青苗,其中莲花瓣、化石峪、大牛圈、西口外、黄峪口、孟思郎峪等村的庄稼被全数割光。 
    秋收季节,日伪军又进行抢秋“扫荡”,驱赶大批百姓进入“无人区”抢割庄稼。为保住即将到手的粮食,抗日军民一面突击抢收,一面开展游击战打击抢秋之敌。群众在护秋斗争中表现得非常机智勇敢,1942年秋收时,日伪军到张家坟抢割庄稼,把割下的谷穗堆放在一起,然后又到别处去割。隐蔽在附近山上的张家坟村群众见敌人离去,马上冲下来把谷穗全搬到山上藏了起来。日伪军返回运庄稼,见大堆谷穗不翼而飞,气得往山上胡乱打枪,毫无办法。秋收以后,日伪军又疯狂地下乡“扫荡”抢粮。1942年12月初,石匣据点百余名日军到“无人区”内古石峪村抢粮。 


第一部分:热河的血泪仓夷—“无人区”
遵化山区的“无人区”
    中共遵化市委党史研究室 
    遵化地处冀东,北靠长城,与兴隆县相邻,东与迁安(今迁西)相接。日本侵略者为摧毁冀东抗日根据地,割断共产党、八路军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实行了所谓“民匪隔离”。从1942年秋季开始,日本华北驻屯军与东北的关东军协同,在长城沿线及其他山区搞“集家并村”,制造“无人区”。在遵化东北部的洪山口和西端的新立村,分别建了两个部落(即“人圈”),日伪军对无人区的人民实施了惨无人道的统治。 
    一、集家并村 
    遵化县境内长城沿线共61公里,日伪除把清东陵所在地马兰峪10公里地段划为“特区”由伪满洲国直接管辖外,下剩51公里长城沿线,几乎全都划为“无住禁作地带”。日伪军抓来大批民夫在长城沿线以南5公里处挖一条横贯东西的“防共沟”。沟宽、深各一丈左右。沟的北沿夹上树枝寨子。隔一公里修炮楼1个,重要山头、道口都有伪治安军据守据点。整个“防共沟”共筑大碉堡27个,日伪约派了4个兵团的兵力驻扎。“集家并村”、制造“无人区”分为三种情况:最惨的是成立“部落”,人们称“人圈”。长城沿线东端17个村居民被赶进洪山口“人圈”,西端的9个村被赶进新立“人圈”,把老百姓世代居住的房屋统统拆掉或烧毁,使大批无辜百姓有家不能归,有地不能种,完全失去人身自由,过着非人的生活,第二种是强迫毁掉住房,赶走居民,这类村有93个;第三种是“集家并村”,对地处纯山区的32个村,人被撵走,房子被封。 
    据统计,遵化县境内“无人区”总面积288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19%,包括6680户、31 000多口人,其中落入“人圈”的计950户、4600口人。 
    在制造“无人区”过程中,日伪疯狂推行了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除夹击、包剿外,还专门组织快速部队,普遍检查他们所到之处,不论沟谷川道,还是丛山峻岭,都反复搜索,经过之地,草木过刀,房舍过火。挖洞、推墙、填死水并,把群众掩藏的最后一点粮食和财物也给抢光。日伪军实行“集家并村”,强迫群众进入“人圈”,稍有迟缓不搬的见一个杀一个,甚至把砍下的人头悬挂在街头示众。家在“无人区”的群众惨遭杀害1200多人。仅马蹄峪、沙坡峪、冷嘴头、北下营等10个重点村,就杀害647人。盆楼峪的农民廖振富在“集家并村”时,实在没处投奔,急得一家老小抱头痛哭,为求活路,不得不让妻子领着两个男孩向南走,他领着闺女往北走,他妻子讨饭流落外乡,廖振富爷儿四个活活饿死在口外;冷嘴头农民张森、张斌哥儿俩,多年口挪肚攒刚盖上三间房,日伪硬逼他们搬家,故土难离,恋家不走结果到了期限,日军放火烧了房屋,哥儿俩也被打死。寨主沟180多间民房全被烧毁,但群众舍不得离开自己的家,舍不得离开抗日根据地,日伪军前后烧过19次,他们翻盖了19次。连马架子窝棚都不放过,最后一次被日军抢走牛羊200多头,驴36头,掠夺的财物用160盘驮子运了6天。两年光景,遵化县长城沿线有112个村变为废墟。前杖子村罗圈峪处在偏僻的深山沟,由于日军军用地图上根本找不到它,只有那里一度保存了21间住房,但后来,有本村坏人告密,日军快速部队得到消息,即行大规模搜山,说这地方是“八路军的老窝”,还是给烧光了。 
    日伪规定的“禁作地带”,一律不准种庄稼,每当春夏之交,日军使出最恶毒的一招——割青。群众冒着生命危险种出的庄稼苗,竟给连割三次,就连栽的萝卜、蔓菁、南瓜等矮株作物也都给铲掉。秋季敌人没有搜到的地段庄稼成熟了,日军又乘机大肆抢掠,辛苦一年用血汗换来的劳动果实,眼睁睁地落入日伪军的手中。头道城子的陈谋义、方平、方占相等7人,正在抢收玉米,伪讨伐队围上来,当场枪杀了方平、方占相,抓走了其余的5人,一直下落不明。 
    由于“三光”政策的摧残破坏,“无人区”人民过着极端悲惨的生活,有的没有房子,不得不跟牲口挤在一块儿住。起初,马架子窝棚还用石块垒上围墙,多次被烧垒不起了,只好在四面透风,夏不挡雨,冬不避寒的窝棚苦挨,往往一个山洞子里竟有几家同住。当时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百姓无出路,拆房盖草庐,七家子、八家子,同住一个屋……”这样穴居野外一直挨到日本投降。衣着方面更是苦不堪言,有的十几岁的大姑娘没衣穿,有的一家子抻盖一条破被,轮穿一件老羊皮筒,夏天毛朝外,冬天毛朝里,有的为了御寒,不得不钻柴堆取暖,拢火烤身,许多人大腿上烤出硬皮茧。吃饭是当时的一大问题,常年填肚子的只有野菜、野果、树叶、树皮、胡绿豆,秋黄季节才能找出青玉米、老南瓜之类进口。吃饭没碗,只好用碎石板、菠萝叶、窝瓜皮代之。做饭没锅,只好用残锅底、破洋铁桶、破钢盔代替。日伪黑夜观火,白日看烟,一缕青烟暴露出去,就可能招致清剿。老百姓想出办法,让炊烟通过山洞或地窖散开。如果突然发生敌情,便把“锅”、“碗”背上转移或者就地埋藏。最紧急时,有的群众隐蔽在洞子里竟然三四天不食不动,冷嘴头一位农民何荣,年岁大,身体有病,家里人进了口外水泉“人圈”,他留在家里没走,临走时给他做了一笼筐树芽饽饽充作干粮,原想过几天来人看他,可是饽饽没吃完,何荣已死。 


第一部分:热河的血泪仓夷—“无人区”
“人圈”内的生活
    被赶进“人圈”者,如同陷入人间地狱。遵化西部的新立村“人圈”集中了9个自然村及散居山民530户、2400口人,1942年秋季成立了“部落”,四周筑起高大的墙围,围墙四角和大门设有岗楼。凡成年的男子除老残者外,统统编入保甲自卫团(棍儿团),昼夜轮流巡查。青壮年还得去修公路、筑碉堡、开矿、挖沟,打死累死无人管。 
    日伪对“人圈”控制极严。每10户为一甲,30户为一保,全“圈”为一乡。成年男子发给“良民证”,只证明身份,禁止与“圈”外发生联系。汉奸、特务在圈内横行霸道,时常通过“检举”,把政治犯、经济犯、思想犯、输运犯之类罪名强加给无辜百姓头上,随意捕杀。报国队员王雅如、张文奎被特务盯上,日伪军包围了他们的家,两人以“政治犯”论罪。1942年大“扫荡”,伪军把新立村“人圈”的百姓圈到太后陵附近的广场上,抓出5名所谓“可疑分子”,当众杀害。又有汉奸告密说陈敏、段文龙“私通八路”,被绑上扔进火堆。日伪本意抓劳工,却说什么抓被“检举”的政治犯,把许多青壮年抓到外地做苦工,一次将新立村“人圈”的谢振邦、金连喜等31人押送东北服劳役,一去未归。 
    兵劫、病疫紧相连,传染病给“无人区”带来更大灾难。“无人区”的百姓衣食住全没保障。“人圈”内污水溢流,粪便遍地,蚊蝇随处孽生,几乎丧失了起码的生存条件。有病无医无药,造成各种传染病蔓延。1943年夏季,鸡鸣村一带“无人区”流行瘟疫,这个村病倒100多人,仅数日内,死亡人数竟有50口之多。1943年5月到8月,新立村“人圈”闹霍乱、痢疾,刘福贵一家4口3天之内全家病死。这个“人圈”因传染病死亡达530多人。那时候,“人圈”里几乎家家送葬,户户号哭,十分凄惨。 
     


第一部分:热河的血泪仓夷—“无人区”
迁安县境内的“无人区”(1)
    吴振强尹成清 
    当时,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迁安县辖区与邻县接壤地区先后成立了丰滦迁、迁青平、迁卢抚昌联合县抗日政府,迁安至建昌营公路以西的长城沿线地区属迁青平联合县所辖。早在1940年以前,这个地区就有了党的组织,抗日活动异常活跃,加之这个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因此,日军将其划为“非治安区”,视为制造“无人区”的重点地区之一。 
    1942年8月中旬,日军驻迁安守备队队长滕川协同伪警备队队长汤鹏举,指挥迁安县城、建昌营、罗家屯等据点伪治安军1000多人,在迁安长城沿线百余村庄反复“扫荡”,疯狂抢掠、捕杀抗日干部和群众,并强行逼迫数以万计的民夫挖壕沟、修筑炮楼。首先完成了东起刘家营(今卢龙境内),西至刘皮庄一线的深1丈2尺、宽1丈的封锁沟,并沿途修筑了徐流营、朱家店、草场、郑庄、建昌营(据点)、雷庄、东密坞、西密坞、三岭(村南、北山各1座)、张庄子、黄金寨、大何庄、小何庄、万宝沟、曹古庄、沙涧(今属迁西)、刘皮庄等18座炮楼。炮楼分别以班或排为单位进驻日伪军把守。 
    这条封锁沟东西长近百华里,北至长城约8至20华里。内部地区72个村庄,即为“无人区”,长城南侧8华里内,为“无住地带”。并在封锁沟沿线南部沙河庄、王古庄、刘皮庄、五重安、三岭、黄金寨、大崔庄、小崔庄、大新店、平林镇、后窝子、前窝子、曲河、小套等十几个村庄修筑了“人圈”,即沿每个村庄周围挖成深宽各约1丈的壕沟,或打上木桩织成铁丝网,村口设一吊桥,限制出入(多数村庄没有建成),形同长城外伪满地区“集家并村”的“部落”,因此当地人也称之为“人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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