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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了。财产的损失，人命的牺牲，真是一个不可估计的数目！至于对人民侮辱的情况，更是不堪设想。每个部落都有一至二三个警卫室，备有刑讯看押的屋子，几乎天天有人被押，夜夜有人被侮辱。就以围墙的卡门来说，那种非人性的搜查，一般妇女都认为是一个鬼门关，天天必须经过，经常受到警卫人员的耍戏。偶一触犯这些豺狼，就被提到关押室内，百般侮辱，莫可言状！被关押的有人被折磨死，有的人忍辱自绝，但这些兽类还不以为足，有时插圈弄套，夺人妻女。试看警卫人员或讨伐队的头头脑脑，谁不是三妻两妾呢？
可是他们没有想到，越这样做同人民的结怨越深，而八路军的行动就越得劲。结果，把集家变成了给八路军的让路工作，遍野无人可以任意出入，集中攻击的目标非常好找。用粮即到部落攻取，用枪械弹药即向警察署、所提拿。今天这里陷落，明天那处被包围，致使鬼子顾不了头脚。不得已，他们就在各部落大量屯驻日“满”军警。殊不知，进时容易退时难，多数都被八路军困在部落的核心，周围埋伏许多地雷炸药。仅用少数人提防，他们就不敢越围墙一步，如此圈人竟成了“圈”己。
第一部分：热河的血泪仓夷—“无人区”
血腥的“三光”政策
“三光”政策是日本鬼子穷途末路的一着，也是热河省坚壁清野中最后的丑态。他们的目的是，宁可把热河省人民杀绝，也不让八路军进犯雷池一步。决心是很大的，殊不知历史的发展规律，早已注定了帝国主义者必亡的命运，这些垂死挣扎又何济于事呢？
约在伪康德七、八年以后，尤其是伪满末年，驻在热河省的西南防卫司令部和伪热河省军政当局，曾一再奉行日本关东军的命令、伪满国务院的指示，必须把热河省的八路军斩草除根，否则就以军法处置。这一严格的要求，就冲起了魑魅魍魉——日伪军的凶恶分子挥起无恶不作的屠刀，推行“三光”政策，对群众实施暴行。何谓“三光”？就是使热河全省境地，无八路军的踪影，无通匪的人员，无资匪的财物……有则杀光、烧光，抢光，所以，人们管这叫“三光”政策。日伪为完成这一政策，把在东边道大显凶相的岸谷隆一郎由伪国务院地方处长，调任伪热河省次长。又把他豢养的爪牙警察讨伐队程斌部队、范文部队、鹏飞部队、徐景部队、陈天部队等调到热河。再加上日伪军，不下十来万人，组成西南防卫的攻势，他们的分工是以行政警宪深入各村搜根摸底，洗清思想，以日伪军讨伐队，展开扫荡，烧光山野；以司法特务，毒刑论罪，洗净“匪源”。进一部落，清一部落，见一“坏人”杀一“坏人”。何谓坏人？凡财产少，以劳动为生，光棍汉，或捎带民族气节的人都属于这个范畴。见着这些人，就得追踪问底决不放松，偶有破绽，即行烧杀。宁可错杀、错烧、错抢，不可不杀、不烧、不抢。少杀、少烧、少抢者无功；不杀、不烧、不抢者有罪。什么罪呢？不是通匪，就是思想需要矫正，要送法院关押或关在矫正院。一经触犯伪条令就不赦免。各地配有日本宪兵队，从侧面监视。无论哪个讨伐队，都得走这条杀人放火的道路。特别凶狠残暴的是刽子手程斌伪警察讨伐队，不但尽可能地杀人放火，还借机大肆抢掠，每人都发了一笔横财。有一日本鬼子名叫“阿部军副”的，是指挥官，别号“大鬼头”，曾以卖棉被絮钱向本国邮寄。他还有个兽性嗜好，专门搜集妇女花枕、衬衣、裤袄、小娃用物之类的东西，所以人们又都暗地称他为猪八戒。他又是一个极凶恶、极残忍的野兽，他在滦平县烟筒梁一带讨伐时，吃过人心，喝过人血。如是形色不止阿部一个人，一般日本鬼子和丧心病狂的伪警察多数是这样。至于大型屠杀的情形，更是有甚于无人区的扫荡和集家工作的凶残，天天以汽车、大车络绎不绝地向承德三大杀人窟送人，日日可闻烧杀不绝的哀音！如宽城县峪耳崖南边一个部落，据特务腿子报告，曾住过几次八路军，这些屠夫就大发雷霆之怒。在一个早晨，鬼子就把这个部落围住，假称集合训话，把全部落的30余户200多口人，不论男女老幼，都驱逐到街头，用机枪射杀，接着就纵火焚烧，哀号震天。正在这时，他们又拉来一个老太太和一个小孩，用枪挑到火堆里去了。他们还说：“老八路、小八路统统的死了的好……”其他如汤河口、盘道梁、玄阳洞、茨榆沟、三义岭等沿着长城附近的山沟里劳动人家，更可想见杀了多少，烧了几何！抢去若干！原来鸡犬相闻，人烟在望，这时30里、40里找不到一个人家，到处是烧杀遗迹，破户残梁。草木半生半死，山野尽变焦黑，形成一片阴森凄凉景象！
八路军为减少人民的灾难，一时暂避收兵，不大出动。鬼子们以为得计，喜上眉头，庆祝成功。没想到仅过两个月，东部、北部的八路军就纷纷出动，部落据点时闻陷落，伪警、伪军节节败北。鬼子大慌其神，调兵遣将，昼夜奔忙。正忙于东北的堵击，突然八路军肖克、王亢率领大军，分两路攻来，西部情势又呈紧急。弄得鬼子仓皇失措，慌作一团，垂头丧气。据说，西南防卫司令官稻田降职调转。永幡僚二大队长由于在围场御道口全军被歼，破腹自杀。
这时，推行“无人区化”的元凶——岸谷隆一郎竟提出悬赏缉拿八路军首领的口号。拿获肖克为10万元，李运昌为5万元，王亢为3万元，连级以上干部由2000元至20 000元。有私报住处因以捕获者，各赏该金的十分之一。穷途末路的日伪军，丑态毕现。
总之，政策之毒辣，莫过于伪满的“无人区化”；受害最深，莫甚于伪满统治下的劳苦大众。日本鬼子真算是创造了人类有史以来所没有的劣迹。他们凶恶狠毒，残暴绝伦。我虽在热河亲尝目睹10年之久，恐怕是穷我毕生之力，亦难罄其万一。惟仅撮其梗概，亦可窥见伪满王道政策的本质。
第一部分：热河的血泪仓夷—“无人区”
承德宪兵队及其暴行（1）
傅大中
“西南治安肃正”在1942—1944年达到了高潮，其中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1943年最为残酷。当时受害最重的是承德、滦平、丰宁、青龙、兴隆5个靠近长城的县。这场大规模的武装镇压的最高指挥者是关东军西南防卫军司令官。主要参加者有日伪军、警、宪、政、协和会五部分，人数在30万以上。这场讨伐中，日伪方面搬用了对通化地区讨伐的经验，并把参与策划通化地区讨伐的主要罪魁都调到这一地区指挥讨伐。在通化大讨伐中，罪恶累累的程斌、唐振东等8个通化警察大队全部被调到热河，改编成热河警察大队，伪满宪兵总团也临时从各地抽调宪兵编成“西南特务宪兵队”。
承德宪兵队也根据讨伐的需要，改变了机构。除原设的各分队、分遣队继续保留外，1943年1月，又从作战部队抽调数百名“补助宪兵”，与宪补、宪兵补编成3个宪兵游击队，每队120余人，下设3个小队、9个分队。从全伪满挑选政治镇压经验丰富的宪兵干部出任队长、分队长。当时第一游击队长是“闻名”全伪满的日本宪兵中尉长岛玉次郎，他以古北口宪兵分队长身份指挥第一游击队在承德、滦平、兴隆等县活动，主要目标是镇压中共承滦兴县委；第二游击队以承德宪兵分队长生田为首，活动在承兴两县交界的半壁山地区，以镇压中共迁遵兴县委为主要任务；第三游击队以喜峰口分队长三井秀夫为首，重点活动在青龙县内，以镇压中共迁青平县委为主要活动目标。
1944年3月，日军调整了热河的兵力部署。从华北调来一个师团，接替热河独立守备队，进热河地区进行讨伐。该师团长接任西南防卫军司令官后，根据热河地区的特殊情况，把华北特别警备队的组织活动方式移入到热河，重新改组了热河的宪兵组织。
首先，他将承德宪兵队原有的承德、青龙、喜峰口、赤峰、平泉、古北口6个分队的兵力压缩，使其专门担当军事警察任务。在交通要道，“治安不良”地区的茶棚、宽城、双山、峪耳崖、琉璃庙、白城子、马兰峪、叶柏寿、上谷、凌源等地设立了宪兵分遣队，由承德宪兵队本部统一指挥，配合宪兵特别警备小队活动，这些宪兵派遣队以后都改编成宪兵分遣队。
同时，又将3个宪兵游击队编成8个特别警备小队，每队50人，下设3个分队9个组，全部改成轻装，专门对付八路军的小股部队和中共地下县委的干部。1944年改编后的宪兵特别警备小队配备情况如下：
第一小队：队长，承德分队长笠井神夫中尉兼，主要活动在喀左旗和凌源地区。
第二小队：队长，古北口分队长长岛玉次郎中尉兼，主要在喀中黄土梁子一带活动。
第三小队：队长，赤峰分队长百岛少尉兼，主要在青龙、宽城地区活动。
第四小队：队长，青龙（喜峰口）宪兵分队长佐佐木宪兵少尉兼，在青龙地区活动。
第五小队：队长，青龙宪兵队附高山准尉兼，在青龙县双山子一带活动。
第六小队：队长，平泉宪兵分遣队木下宪兵准尉兼，在喀左、宁城地区活动。
第七小队：队长，承德宪兵分队副仓岗准尉兼，在承德地区活动。
第八小队：队长，不清楚。
第一部分：热河的血泪仓夷—“无人区”
承德宪兵队及其暴行（2）
1943年6月，承德宪兵队特高课长木村光明，还与伪西南防卫军参谋、伪热河省警备厅特高课长、伪协和会长等人共同策划了对“家理教”的收买活动。历史上由于热河地区是蒙汉民族杂居区，民族矛盾异常尖锐，导致“家理教”、“红枪会”一类宗教团体在这一地区民众中有相当的影响。承德宪兵队为利用这些宗教团体配合讨伐镇压活动，决定对其进行收买。结果，承德宪兵队将“家理教”的20余名头目都收买成特务班长，责令伪热河省协和会和警务厅为其提供经费，指挥他们大力发展教徒，以此搜集八路军和中共地下组织的活动情报。
“西南治安肃正”期间，日伪警宪配合军事讨伐，在这一地区疯狂地进行搜捕、抓人，制造了无数起血案，承德宪兵队便是其元凶罪魁。现列举承德宪兵队直接参与指挥的重大血案两例：
半壁山地区的三次大逮捕
半壁山地区位于兴隆县东南部，是八路军晋察冀第十三军分区在冀热边开辟的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1939年，这一地区就是敌后游击区。1940年3月，中共迁遵兴联合县委成立后，领导该地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殊死的斗争。在这一地区，村村都有中共的基层组织，大部分村庄都建立了两面政权，少数村庄还建立了抗日武装。抗日民众配合敌后政权征粮、征物，转储物资，坚壁清野，配合主力部队破坏日伪的交通，传递情报，开展游击战争。因此，这一地区也成了“西南治安肃正”中的重点。在1942年、1943年、1944年3个春节，承德宪兵队在日伪军警的配合下，利用中国人民在家过春节的民族风俗，连续进行了3次大逮捕，据统计，有1890名群众被捕，数百人被处死。
1942年农历腊月二十五日开始的第一次大逮捕，是喜峰口宪兵分队直接指挥的。在此之前，喜峰口宪兵分队指挥伪半壁山警察署派出大量便衣特务潜入到这一地区，对抗日家属、区村干部、进步人士、接近八路军者、积极交公粮的人等进行调查。之后，在大批伪军警的配合下，将这一地区的各个村庄包围，宪兵按名单抓人，然后送兴隆特别治安庭审判。这次镇压相当残酷，共有五六百人被捕，近百人被处死，余者多被课以重刑，押到东北各地做劳工。第二次大逮捕是在1943年旧历腊月二十九日至正月初六进行的，逮捕的方式和第一次相同。由于这一年是“西南治安肃正”最残酷的一年，因此，这次在半壁山地区的逮捕也最为残酷，有约900多人被捕。锦州特别治安庭派出人员在当地设置“临时治安庭”，随抓随开庭审判。不出数日，即有百余人被一审判处死刑，由宪兵和警察就地进行集体屠杀。第三次大逮捕是在1944年农历腊月二十八日到正月初四进行的。在这次大逮捕中，敌人采用了和前两次完全不同的作法，见到中国人就抓，尤其是在靠近长城的靳杖子、冷嘴头、赵杖子等村最为残酷。其中，仅靳杖子一村就有100多人被捕。这次大逮捕，半壁山地区数十个村庄无一幸免，共有1300余人被捕。
据当地调查证实，日本帝国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