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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寇讨伐队把从大帽峪、马圈子、南沟、青杏沟、榆树沟、佟家沟、鸠儿峪、大石门等10余处“人圈”绑来的几百人集中关押在兰旗营部落中的一所大院中，并且不允许被绑着的人们站着，强令他们一个挨着一个蹲着，不许动，谁蹲得高了就用棍棒打。第二天，日寇在大帽峪人的脸上划上红杠，左臂系上布条。对所有被抓去的都不给饭吃，不给水喝。第三天，人们饥渴得喝院里泔水缸的泔水，随后进行刑讯。日本人审问，有人翻译，问八路军在什么地方？部落里谁是八路？谁通八路？公粮存在哪里？说不知道的就用火烤、凉水灌。然而，在日寇的淫威面前没有一个人屈服。马永兴的父亲被火烤得身上流油，棉衣都被油透了，可他什么也不说。大帽峪的司俊雨视死如归，拿劈柴把敌记录官打懵，最后被日寇用刺刀挑死。日寇审问大帽峪的一个姓梁的哑巴，哑巴当然不能说话，鬼子施用酷刑，哑巴拾起劈柴向敌人打去，被敌人拉出用刺刀挑死。日寇对大帽峪的曹清，一边用刑，一边逼问，曹清总是愤怒地回答一句话：“我说你妈×呀！”大帽峪的靳志三对日寇的审问大骂不绝，敌人用刺刀挑了他，夜里他苏醒后爬回村，第二天死去。马圈子被捕的抗日地下干部赵福成腿上挨了一刺刀，仍然跑了出去。
日寇在4天中，对被捕的居民轮番审讯二三次，用尽了所有的酷刑，但最终仍是一无所得。
2月12日（正月初八）早晨，敌人大声地喊起来：“别的村的每人给一碗粥喝，大帽峪的每人给两碗粥喝，他们要回老家了。”至晚上，敌人把大帽峪被捕居民中的30多人用汽车押去兴隆。剩下的30多人被赶到3个新挖的大坑边沿，面朝里背朝外跪下。尔后，日寇将事先准备的五六垛玉米秸燃着，大火冲天，映得地面通明。日寇用刺刀蘸着事先准备好的凉水，扑上来照着30多个被捕居民的背部连刺。顿时，热血迸溅，腹破尸横，惨不忍睹！接着，日寇又在此地惨杀青杏沟、马圈子南沟等地同胞30多人。一夜间，日寇杀害70多人。在日寇的屠杀之下，只有杨茂林一人死里逃生，那是在众人出部落西大门下土坎时，杨茂林乘敌人去北道站岗之机，猛地向南跑去。一个特务紧追，向他头上打了两棍子，又放了一枪，他左肩中弹，仍跑上南山，从而获得重生。次日，日寇将在兰旗营关押的群众全部送往兴隆，或继续杀害或送往东北。
大帽峪部落的居民，这次死在兰旗营和外地的计69人，有9户被杀绝，30户死去男人，因此成了“寡妇庄”。惨案后，日寇和特务到该部落刑讯逼供致死8人，由于惨案造成该部落居民患病和冻饿而死的又有62人。从这次惨案至日寇投降的两年多时间，大帽峪共死亡139人，占该村原来总人口的577％。幸存者只有老弱病残102人。“寡妇庄”一词，不仅铭刻着42年前大帽峪、兰旗营这篇血泪斑斑的历史，也记载着兴隆县人民蒙受13年之久的千古奇劫！
第三部分：证言与口供
楸木林惨案
白恩潮何连仲张春生
我叫白恩潮，今年76岁，我亲眼目睹了楸木林惨案发生的全过程。事情虽已过去42年了，但每当我想起这码事，就怒火满腔，仿佛当年一幕幕的惨景，又展现在眼前。
我们楸木林子村，处在河北省兴隆县城东南110多里，是一个喇叭状的山沟。日本帝国主义者看这块地形好，就把它和大小河南、沟门子附近的群众，用刺刀驱赶到一起，因这附近的山上长满了楸树，于是就叫楸木林“部落”。
楸木林人民从1938年起，就在共产党领导下，开展了抗日救国运动。他们抓汉奸、捉特务，给敌人以很大威胁，被圈入“人圈”后，还经常夜晚出没到公路两旁割电线、破交通，坚持抗日斗争。
1943年1月，村里来了一个八路军伤病员，为了把他秘密转移到沟门子，借了贫农白泽仲的一头毛驴，由贫农李庆珍、张正顺2人护送，不幸在半壁山靳杖子被佛爷来村特务阚少贵、金明责截获，送往半壁山警察署，严刑拷打，他们3人坚贞不屈，先后死于日寇魔掌。
兴隆县日本宪兵队长潘大胡子，发现楸木林一带总有抗日活动，这回又捉住了八路军的伤病员，遂下了血洗楸木林的狠心。
1943年2月9日（农历正月初五），天刚蒙蒙亮，四五个日军带着讨伐队长刘其昌和30多个讨伐队员闯进了村。一开始说是开会，把人们驱赶到村口，四周架起了机枪。那天我有事外出刚进村，一看这阵势，就想躲一躲，不料被两个讨伐队员看见，我第一个被反剪双手绑了起来，随后特务们从各家搜来一团团绳子，凡18岁以上的男人都一个个被绑了起来，后来绳子不够了，又一人拴一支胳膊的拴成长串，一个瘸子被拴在最后。顿时，村子里女人哭、孩子叫，哀声四起。人们被讨伐队用枪托驱打着出了村。我走在最前面，因瘸子走得太慢，被一枪托打翻在地，逃了一条活命。
敌人从楸木林绑走44人，押到屈占九家的大院里，那儿有日寇七八十人早已站成排、举着枪，枪上插着贼亮的刺刀；还有150多个伪讨伐队员，在那里四处游动，我进院一看黑压压的足有1000多人，听说这是日寇从东边抓来的。院子里放不下了，不少人还被圈到了东跨院。
一个日本人对大伙咕噜了一阵后，翻译说：“皇军说，叫你们检举谁是八路军，谁是共产党，谁给八路军送过多少米、多少鞋、多少袜子。说吧，不说，统统的死了死了的有。”院子里死一般的寂静，一个姓常的特务拿出一本账，站在日本人的旁边嚎叫着，叫着谁，谁就站到前边。姓常的叫了足有三十六七个人的名，没有一个人搭理他。敌人恼羞成怒，一个指挥官模样的人手一挥，一群日伪军像恶狼似的一拥而上，白井文被吊在窗钩上，敌人用荆条狠抽，逼问他谁是八路军？谁给八路军送过粮？白井文咬紧牙关一声不吭；白瑞存被打得满地翻滚，脑袋上鲜血涌出，血肉模糊；白玉升被敌人踩着脖子，用镐把乱打；白殿潮被绑在梯子上往嘴里灌凉水；还有的被踩着胳膊腿，往鼻子里灌煤油。尽管敌人非刑吊打，但没有一人招供。
敌人红眼了，拿出了他们“三绞废命”的绝刑。“三绞废命”就是在人的脖子上套个绳圈，后边插个棍子，第一绞把人的舌头勒出；第二绞把人的眼珠子绞出；第三绞直到人的七窍流血而死为止。当场就绞死3人，第四个该轮到贫农白瑞林的头上。每绞一个人之后就给下一个人松绑，问他说不说？白瑞林一直摇头。就是在这样的毒刑下，白瑞林也被活活绞死。
天色黑了下来，敌人打累了，也饿了。这时过来一帮伪警察，手里拿着镐把，对着我们劈头盖脸地打来，一人两镐把。打到我这儿，我一躲，两镐把都打在肩膀上，要是躲闪不及，准得打死。
院内渐渐静下来，我看在这伙恶狼一样敌人的面前，要不逃走，绝无生路。我用脚踩了傅老二的脚一下，对着他的耳朵小声说：“给我解开绳子咱们跑吧。”他说：“行吗？”我说：“不跑没命了。”他偷偷给我解开了绳子，我也给他解开了绳子，他又给傅玉来解开，傅玉来又给路荣贵解开，路荣贵又给崔得生解开，崔得生又给崔永明、崔永亮解开。我们7个人个个憋足了劲，一下跃上墙头，翻了过去，撒腿就跑。没跑出去多远，就听后边响起枪声，崔永明中弹倒地，我们其余6个人总算死里逃生。全村剩下那37人，有的死在屈家大院，有的被敌人拉到兴隆、承德、锦州等地处死，无一人生还。
一个55户的山村，就有30多户没了男人，有的哥俩全死了，然而敌人的屠杀并没有吓倒我们。惨案发生后的第二天，抗日人民政府派区长王佐民及张友德等连夜赶来慰问我们，召开追悼大会，控诉日寇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人们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八路军走，别无出路，于是纷纷投奔了八路军游击队。从此，抗日斗争一浪高过一浪。一次，在我村北部山区，敌人遭冀东八路军第十三团一部分部队的伏击，战士们把仇恨集中在枪上，枪口喷出了愤怒的火舌，打得敌人人仰马翻，只用半个多小时，就毙敌80多个，为乡亲们报了血海深仇。
第三部分：证言与口供
南双庙惨案
中共承德县委党史办公室
1933年3月4日，日本侵略者侵占承德之后，又把魔爪伸向四乡，他们清乡、讨伐、修“部落”、建“人圈”，大搞“无人区”，并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蹂躏我山河，残害我人民。南双庙曾是“扫荡”中受害最惨重的村庄之一。
1938年5月，中共中央派出宋（时轮）邓（华）纵队出关，深入承德一带打击日本侵略者。纵队转移后，留下了一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干部，他们宣传、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打击敌人。那时，杨雨民和高振东率领的武工队，经常活动于南双庙及其附近一带山区，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南双庙人民也经常配合八路军部队活动，他们扒铁路、断交通、割电线、砍线杆，切断敌人通讯联络，同时还配合部队袭击警察分驻所、村公所。为了镇压南双庙人民，日本侵略者曾派遣特务四处活动，搜索情报，曾调动宪兵队、讨伐队，巡回“扫荡”，实行大清查、大检举、大屠杀。
1943年2月1日（农历腊月二十七日）这天深夜，日本宪兵队100多人偷偷地从承德来到南双庙。进村后，他们挨门挨户搜查，不管男女老少，也不管病残体弱，把人们全部驱赶到村南庙前的空地上。尔后，他们通过翻译开始对人们进行审讯：“谁是八路军？”“谁给八路军办过事？”“谁是村干部？”……对日本侵略者的审讯，人们只以沉默作答。敌人恼怒了，一伙汉奸特务蜂拥而上，霎时，110人被抓捕。敌人又拳打脚踢，棍棒打，刺刀逼，不让被抓捕者的亲属接近。最后，被捕者被用绳子一个个联起来拉走。
当日，被抓捕的人们被押到离南双庙10里远的新杖子。在这里，日本侵略者对人们施以酷刑：烙铁烙、灌辣椒水、压杆子、刺指甲、吊大柁，人们惨遭折磨，但仍坚贞不屈。一个姓靳的小伙子，怀着对侵略者的刻骨仇恨，乘放哨的日本宪兵不注意，抄起镐头砸去，砸得这个侵略者脑浆迸裂，一命呜呼。最后他也被侵略者枪杀。
日本侵略者的严刑拷打一无所获，他们又施诡计，假惺惺地释放20人，但余下的85人却于正月初二被拉到承德，押入承德监狱。以后这85人中，有5人被砍头，69人被折磨致死，11人被送往安东（今丹东）、抚顺、阜新充当劳工。
日本侵略者在南双庙抓走人后，又放起一把火，把房屋烧毁，把粮食焚光，把牲畜烧尽。经这一劫难，南双庙村成了废墟，400多口人死去了一半，并且有10余户死绝，多数户死去男人，成为当时远近闻名的“寡妇村”。
第三部分：证言与口供
人间地狱“无人区”证言与口供
小林实
陈平先生就长城附近的“无人区”，日军实行“三光政策”发表了证言。而我确实是参加了作战并干出了残暴行为的人。关于这个问题我作如下报告。我在华北派遣军第108师团第242联队第1中队，曾与陈平先生直接交战。
我在1942、1943、1944、1945年间，以陆军伍长、军曹、曹长、分队长、指挥班长的身分在长城线附近的“无人区”参加作战，现为残暴的非人道行为作证。
我所在的部队是在长城线一带与八路军（后来的人民解放军）进行战斗的部队，是以搞掉八路军根据地和战斗活动地区为目的，是为破坏万里长城两侧的村庄，使村民无法生活而作战。
“无人区”是把15—20间房的小村庄一间房不留的全部烧毁，把村民迁入由日军警备地域内的集团部落之中。为了制造“无人区”，预先划出指定的区域，发出布告说：“在村庄居住者要迁到指定的地区”，强制迁移。在居民全部迁出后，进行烧光作战，对此，居民当然也有反抗，而对抵抗者不分男女老幼，一律进行逮捕射杀或抛入贮藏蔬菜的地窖，再放上藁子等点火进行烧杀。
青年农民则辗转各处进行反抗，被抓捕后则迫使他们挖深坑，在坑前站着许多农民，在这些农民面前，命刚入伍的士兵锻炼胆量用枪刺进行刺杀，那些年青人落入身后的坑中，迫使农民用土埋掉。
这其中也有母子同时被斩杀的。孩子在临死时叫“妈妈”的声音至今仍在耳边回荡。还有，部队的军医把孕妇仰面绑在门板上，连麻醉都不进行，声称进行“医学研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