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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不是来观光的。来此的目的，只是为了实地调查一下，当年日军推行“无人区”政策下的“集家并村”或称“集团部落”的真实情况。
据日方的文献记载：设立“无人区”的目的，是为了封锁伪满洲国边境。为此，特在长城线内侧马兰峪至建昌（迁安北20公里）附近，划定了宽46公里，长约100公里的带状区域，作为“无人区”，并将“无人区”中所在的村落全部移出。见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第2卷第232页。为此，日军从1942年9月实施了“冀东（一号作战）终期作战”行动。此次行动的重点之一，便是设立“无人区”。与此同时，为了彻底封锁抗日根据地，还构筑了200多公里长的封锁沟。马兰峪恰好处于“无人区”的最西侧。不仅如此，在实施“一号作战”行动的前后，日军已将“无人区”向长城线的南北两方扩展开来。
马兰峪的幸存者闺子金（右、满族）和萧广（左）
我们在乡长的带领下，来到乡政府的一间屋子里，拜访了两位当年的幸存者。他们是闺子金先生（75岁）和萧广先生（74岁）。闺子金先生红脸堂，留着长胡须，看样子像是满族人。与同席的乡长谈话中，果然证实了我的判断。因这里有清东陵，越过长城便是旧日满洲地带，故而此地满族人居多。他们两位相继给我们讲了下述情况。
“这一带的村庄分散得七零八落的，”闺说，“1941年旧历六月，那年我9岁，日军便在此搞起了‘集家并村’，当时的‘集团部落’在六合村，人们都被集中到了那里。那一年雨水很多，我清楚地记得，刚搬进‘集团部落’不久，那间新搭的小屋便倒塌了。为了重建小屋，又费了两个月的时间。到了1942年的时候，日军又下令在‘集团部落’周围用土和木料筑起了围墙。墙高约1丈至15丈左右，一个围子内，只有一个门。在接到搬入‘集团部落’的通知后，谁要是磨磨蹭蹭的，他的家当即就被点着。原来的房子都被烧光了。凡到‘无人区’打柴的，都要被杀死，种地也是在围子附近。另外，敌人还让村民在马兰峪村的周围转着圈挖了宽8尺、深15丈的封锁沟，并由青壮年轮流站岗放哨。如果八路军来了，就得大声吆喝。封锁沟每隔一段还设置了瞭望塔。”
这里所说的“集团部落”就是前面所说的“人圈”。日军为了切断当地居民与八路军、游击队的联系，便强令那些居住在山间僻壤的百姓离开家园，并将不愿搬迁的百姓家的住房、食物、家畜及其他生活用具全部毁坏、烧光。然后，把那些百姓驱赶进“人圈”，以便于日军的监视和集中管理。
但日军也清楚，他们把祖祖辈辈生活在那里的老百姓赶出家园，必然会遭到人们的强烈反抗。曾任当地最高指挥官的铃木启久少将在回忆录中写道：“部队用武力强制居民撤离，引起了他们的怨恨，八路军则借用‘三光’政策来进行反宣传活动。”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
又一个“三光作战”（4）
另外，据直接参与“无人区化”和“集团部落”建设的日军部队的《联队史》记载：在52天内，参与劳动的人员为1957万人次。在长城一带“无人区”建起了76个“集团部落”，可容纳123户村民6454人。同时还建起了临时性“集团部落”28个，可容纳2342户，计12 063人。由此看来，日军对“无人区化”的实施规模之大、决心之彻底，就可想而知了。但它与中国方面的调查、研究后所发表的数字仍有很大差距。见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第2卷第223、243页。
结束了在乡政府的采访，主人带我们来到乡政府后面的小山坡上，指着远处的一座建筑说：当年那里是东陵办事处，通称为“东府”，住着日军，现已改为医院了。我站在高处眺望了一下马兰峪的全景，这时主人又告诉我，前面左边那条路直通遵化县城，而右边那条弯弯曲曲的路则通往东陵。他一边说着，一边用双手比划着当年封锁沟的地点和范围。
我站在那里，眼前仿佛出现了从丘陵和山区中被驱赶出来的大批中国农民走进“人圈”的情景。
初听“集团部落”一词的人，或许会联想起清晨，人们随着日出而到墙外去耕作农田；日落后，又返回围墙内歇息，那种宛如田园牧歌一般的生活。然而，事实却截然相反。在严密的监视和命令下，“人圈”中的百姓，必须无偿地完成日军规定的生产任务，而过的却是非人道的奴隶生活；住的是小窝棚，铺的是破草席。缺吃少穿又无药，饿死、冻死、病死的现象时有发生。关于这些情况将在第二部陈平的论文中有更详细的论述。
水泉沟的“万人坑”——夏之离宫，承德的悲痛水泉沟的“万人坑”第二次实地调查是在1988年11月中旬，地点：承德市。同行者仍是陈、姬田、祁3个人。
虽然是11月中旬，但承德已披上了冬装，充满取暖煤烟的气味，而且煤烟像浓雾似的包围了整个城市夜空。到了白天，在冷空气的作用下，烟雾散去，这个山城的真实面目才显露出来。当初冬的夕阳西斜时，晚霞洒在周围的群山、市区的草木及家家户户的房子上，放出熠熠的光辉，真是一座美丽的城市。但夜幕再降临时，整个城市又笼罩在充满煤烟味儿的夜雾中。
承德是个著名的旅游城市，尤其是避暑山庄和点缀周围的寺庙群，更是闻名遐迩。尽管如此，据说这里的夏季也并非那么热闹非凡。这反而愈加凸显出这一夏日行宫的肃穆与壮观，不禁使人感到它确实是清王朝鼎盛时期的杰作。然而，令前来参观的人们意想不到的是，就在这座壮观的夏宫背后，竟有一处“万人坑”。它记录了承德人民的一段血泪史。
表土被雨水冲刷后露出了白骨，此现象在水泉沟万人坑一带随处可见（蹲下用手指着白骨的为笔者）避暑山庄宫墙的背后，即市区西北角，有个叫水泉沟的小村子。现在已变成了郊外住宅区，区内建有老人俱乐部。而在日中战争期间，这里也仅有30户人家，极为荒凉。此地虽称做水泉沟，但它的周围却涵括了两边的数道小山梁和谷地，约15公里长。
我们沿着弯弯曲曲的小路向山坡上走去（水泉沟东边共有7道小山梁，日军占领时，从沟口往里依次编为“天、地、元、皇、宇、宙、宏”，其中第四道小山梁为“皇”字，俗名老阳坡，约30多亩，是承德监狱的刑场兼墓地，意为在这里杀人是“为天皇收回不良臣民”。姬田先生考察的即是这个地方——主编校），路两边荆棘丛生，狂风吹过不时卷起阵阵黄土。在较平坦之处，似人骨的东西随处可见。仔细环视四周，整个斜坡上，到处都是七零八落的人骨头。尤其是被雨水冲刷出的水沟旁，离地面十多公分的松软新层面上，显露出很多似大腿骨、肋骨及头盖骨之类的东西。这就是现在称为“万人坑”的地方，也就是当年日中战争期间的抛尸场。
1933年3月4日，日本军占领了承德。其后，在当地设立了伪满洲国西南地区防卫司令部。1935年时，又设立了承德宪兵司令部。此后又设置了伪满洲国民政部警务司（后改为总务厅警察总局）和保安局等机构，同时还扩建了承德监狱。凡军、警、宪部门抓来的中国人，都被关进了这所监狱。这些中国人或被当即处决，或让他们在狱中痛苦地死去，然后再将这些尸体用卡车拉走扔到水泉沟。另外，监狱方也将活着的中国人用卡车拉到这个叫老阳坡的地方，日军就像屠宰场宰杀温顺的羊一样，将这些人的头颅砍掉后抛尸在那里。据中方统计，1933年至1945年日军战败期间，抛弃在“万人坑”的尸体约46万具，而当地人传说的数字大体在3～4万之间。遗弃尸体的数字不准确毫不奇怪，因日方也未留下当年的统计数字。据一位中国证人说：“日本人在战败投降时，已焚毁了大量的证据和文件。”由此，中方的统计数字不完全准确也在所难免。
但是说有了3～4万，或者说约有46万具尸骨，我认为还是有一定根据的。日本战败投降后，接收这里的中国共产党地方政府，一次性从地表上收集到的遗骸就有7000多具，后分别埋葬在20个大坟墓中。当地居民随时收集后掩埋的，也不低于上述的数字。此外，多年来还有一些零零散散裸露出的遗骨，也被当地居民陆续掩埋了。加之这里水土流失严重，有的遗骨被埋了，而有的则被大水冲走（当地村民潘树德等证实：小南沟口有眼两丈多深的水井，年年夏天被雨水冲进的死人骨头淤死，为了吃水还得经常淘井。有时候杀人多了，连河沟里的流水都是红的——主编校）。尤其是解放前，这一带十分荒凉，野兽经常出没，最多时竟有300至400多只狼和野狗前来觅食。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
又一个“三光作战”（5）
日伪时期承德监狱的原看守潘景荣（右）与潘振魁（左）原承德监狱看守的证言承德市委党史办公室工作人员给我们请来了三位当地的知情者，其中两位是原承德监狱的看守，另一位是女性，曾是水泉沟的老住户。潘景荣，66岁，原为承德监狱的看守主任。他来到我们下榻之处，给我们讲了当年的一些情况，并亲自带我们到水泉沟的“万人坑”做了实地解说。他喃喃地说道：“我家住在水泉沟，小学还未毕业，就在监狱里做勤杂工，从那以后又被录用当看守，到1944年的3年里，曾先后任看守助理、看守及看守主任等职务。这个监狱在1942～1943年是接收监禁者最多的时期，记得在12个狱舍内，最多时竟关了2000人以上。”
“监狱内营养及卫生状况极其恶劣，每天都有病死、饿死、冻死的事发生。在监狱里受刑讯的事较少，因为这些人来监狱之前，已在宪兵队和警察署受到了拷问，所以监狱很少再过问。收监者中有小偷、杀人犯、经济犯和政治犯，而且是混在一起的。1942年以后私通八路军的政治犯多了起来。正所长虽是中国人，但任副所长的日本人却握有实权。全所约有十多个日本人，现在还记着很多日本人的名字（他举出好多姓名，但未记录），其中有个叫稻村的日本人，还亲自跟着行刑队去了水泉沟，并带头杀了一名中国人。”
“当时看守中的中国人约有四五十人，在做看守期间，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水泉沟了。这里自日军占领承德起，便成了抛尸场。监狱里死的人用卡车运到老阳坡，然后便扔到山坡的西侧。我曾两次在老阳坡看过杀中国人的场面，第一次是枪杀了7个人，第二次是砍死了19个人。大家都说，扔在水泉沟的死尸大概有3～4万具。”
另一个原看守叫潘振魁（65岁）。他说：“我是康德8年（1941年）开始当看守的。”一个65岁的老人还能用当时的旧年号来叙述往事，这引起了我的兴趣。不过，他记忆最清楚的依然是水泉沟的事。
他说：“当看守那年的冬天，在山坡上挖了3个坑，埋了47具尸体。那是‘大检举’时的事。那天，大卡车拉来的人都用链子锁住头，其中46人是被砍杀的，另外一个人已经死了，所以尸体一共是47具（另一监狱看守潘振林证实，他曾经两次跟着去水泉沟杀人，一次杀41人，一次杀49人。第二次是两个叫木村和小木村的日本人砍的——主编校）。”
即使在现场解说时，这两个原看守说话的神态也显得很淡漠。我觉得他们如此平静地叙述往事，可能是经历的事太多了吧。也说不定他们偶尔还跟着日本人一起拷问和杀害过自己的同胞。因此，他们才作证说在监狱很少有拷问之事。不过，其他的中国人却悄悄地告诉我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狱中拷问之事太普遍了，你看他们说话的样子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对此，我十分理解。凡给日本人当过监狱看守的中国人，都会在良心上受到谴责，他们想尽早忘却那段痛苦的经历。其实采访之初，陪同的中方领导已预先说明，请他们来的目的，只是了解一下当年狱中的一些情况，并非是追究他们的责任。但话题的本身却如炼狱般的痛苦，令他们不堪重负。除原看守外，陪同来的中国人几乎都是抗日游击队战士，现在又都是共产党的中坚干部。我感到这两种类型的中国人，都在互相揣测着对方的心理，谈话气氛较为拘束。同时，我还感觉到，他们双方似乎都对我们日本人保持着某种戒心。每个作证的人都不时地望着陈平他们，似乎在征询对方的意见。当看到陈先生微微点头后，便如释重负似地继续谈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