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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包括我党在热河的方针政策、党和政府部门的组织机构、军事方面的作战计划、命令及我军在热河活动情况等。由于该犯提供的情报，致使我部队和机关人员经常遭受袭击、抓捕、杀害，实为残忍。为了搜集我方情报，该犯于1943年6月，组织利用平泉县、喀喇沁等地的家礼教（青、红帮）头子20名，并指示这些汉奸对我人民进行欺骗宣传及实行残酷镇压与统治。同时又于1943年6月参与决定对我热河省承德市人民的信件进行秘密检查。又于1942年以该犯为首组织了特别思想工作班，利用李振山等5名汉奸作密探，伪装商人携带鸦片等物，潜入我抗日根据地窃取情报，致使我党在热河的工作遭受极大的损失。
四、奴役我国和平居民及逮捕镇压朝鲜、日本革命志士罪。
该犯由1939年3月至1945年期间，相继在我河北省邯郸和东北勃力，征用和平居民190人进行奴役劳动，并逮捕我和平居民两名送交宪兵队处理。1944年5月至1945年5月，曾相继逮捕了两名朝鲜抗日志士，分别送交朝鲜伪总督府警察部和牡丹江检察厅处理。又于1944年8月逮捕1名日本共产党员，审讯后送交关东军宪兵队处理。
询问者：刘子明
书记员：林栢芳
翻译：田龙兴
1954年8月18日于抚顺
以上是“综合意见书”全文，后附木村的认罪态度及署名，日期是1954年12月17日。由此可知，从当年8月18日至12月17日期间，木村本人在仔细阅读了日文本的《综合意见书》后，终于具名认罪了。
承德“二·一”惨案更有甚者，在此《综合意见书》所列罪状以外，还有一份有关承德“二·一”惨案事件的材料，检察机关认为木村应对此负有完全责任。在意见书制定约二年后，即1956年6月14日又附上了该材料。
事件发生于1943年2月1日。由前一天晚上开始，日本宪兵队分三组待命，从深夜至拂晓，日本宪兵队和承德县警察讨伐队同时对县以下11个村（据承德县党史部门调查应为14个村——主编校）进行了突袭逮捕。由木村直接指挥的宪兵第一组，将鹰手营子村的男子全部捕捉，押送至新杖子村，在此地杀害了35人；在胖和尚沟村逮捕了70余个男人，亦押送至新杖子村，包括在逮捕途中杀害3人，共杀害22人；东涝窪村杀害52人，逮捕129人；南双庙村同样也是杀害52人，逮捕110人；苇子峪村杀害12人，逮捕80人；两益城村杀害16人，逮捕87人；小营村逮捕45人，后都押送至新杖子村。第一组被害者的人数达189人，其中有极少数逃跑者，在逮捕者之中有284人被送进承德监狱。
第二组是以田野大队为主力，袭击了胡杖子村、牦牛叫村和附近的一些小村。逮捕的人被押送至大队本部所在地的下板城，各地都分别杀了10人，有48人被关进承德监狱（据承德县党史部门调查，此次共逮捕280人——主编校）。
第三组是日本人“黑烟”（理应是前述的黑岩）所指挥的承德县警务科警察讨伐队，袭击了三道河、黄旗湾、西大庙等村，共逮捕了250多人，押送至上板城村。其中，按村名的顺序有10人、13人、11人被杀害，44人被关进承德监狱（据承德县党史部门调查，参加此次大逮捕行动的日军和讨伐队共1000余人，其中第一股600人，第二、三股各200人——主编校）。
这三个组合计杀害243人，376人被送进监狱。而且被送到监狱之中的28人于一个月后在水泉沟处死。318人被定罪收监，216人在狱中及在东北强制劳动中死亡。总之，“二·一”惨案中死亡者达487人。
以上所述“二·一”惨案的起因，是日军获得了这些村庄已成为抗日游击队和八路军根据地的情报。以前尽管经过反复多次的扫荡、讨伐和“集家并村”等治安肃正运动，但效果不佳。此次是因为承德宪兵队得到一份村干部的名单，便采取行动以图达到一网打尽的目的。但这个名单上有几个人的名字记得不清楚，村里的男人又不可能完全造册登记，而且姓名和相貌也未必与名单相符，再加上村民们也不愿意出卖名单上的人，所以日军只好将被抓的男人全部押往承德去审讯。而在他们的家属中，因病、冻、饿以及惊吓致死者又有150余人。“二·一”惨案后，南双庙、东涝窪、鹰手营子3个村竟成为“寡妇村”。据中方检察机关认定，木村身为承德宪兵队特高课长，对“二·一”惨案的杀害、拷问及其他迫害事实供认不讳，应负全部责任。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
水泉沟的“童养媳”徐桂英（4）
在长城北麓沿线村庄制造“无人区”的记录——旧热河省兴隆县长城北麓历来是军事战略重地清晨7点，我们乘汽车由承德市出发。太阳还没出山，整个城市笼罩在晨曦与烟雾之中，显得有些暗。当车驶出城内，一轮红日终于从东方升起，映照着四周环绕的群山。我们的车往西向与承德邻界的滦平县驶去。滦平县在承德市的西南部。我们来到长城关隘——古北口，这里是通往北京的必经之路。
实际上我们已经是第二次来到承德地区进行实地调查了，而这一次的目的是进一步查证日军在兴隆县全面制造“无人区”的情况。然而由于有些情况出乎预料之外，致使此次调查未能成行。原来，长城线北部山区是北京军区管辖的军事重地，严禁外国人进入。这件事不但普通老百姓不了解，就连管理外国人行动的公安部门也一无所知。或许是以前没有什么旅游者和商人愿意去那种偏僻山区的缘故吧。因有天津市公安局给我们办的许可证（去未开放地区需持有公安局签发的旅行证），所以，我们以为此行必是一路畅通，还把此次调查日程安排了两至三天的时间。但是，管辖长城线北部几个县的承德地区外事办公室却突然通知我们：暂停兴隆的实地调查。我们只好改变了原定的日程和调查要点。对此，我深感震惊和失望。同时又为我们所调查、研究之目的涉及到了中国的不同情况而感到高兴。我由此想到，自古以来长城线就是历代政府最关注的地方，因它直接维系着领土、政权的安危，所以长城线一直是战略防卫的前沿。其实当初构筑长城的目的，也就是为了抵御异族的入侵。在日中战争时期，长城不但是“伪满洲国的西南国境线”，而且还是中国华北地区进行防卫的最前沿。
如今，早已进入了以导弹、核武器来掌控国家命运的时代。从中苏对峙（戈尔巴乔夫访华前）的国际政治漩涡中，中国政府似乎已认识到，以往的战略防御系统早已过时，长城充其量也只是一道阻挡苏军进攻的最后防线。尽管这已是不争的事实，遗憾的是建国后的40多年中，中国人却一直墨守成规地视长城为御敌防线。这时，一位中国人悄悄地对我说：现在这个地区是河北省的，因此，按理应是省军区管辖的地方。不过，由于长城线的重要性，这一带又在省军区的上级北京军区（中国八大军区之一）的直接管辖之下。而且，这两个不同级别的军区之间，希望长城线开放，吸引旅游者，有的则对旅游不感兴趣。这位中国人说的是真是假姑且不论，不过，最近才允许外国旅游者去古北口，却是千真万确的事。以往说的长城其实就是指“八达岭”、“居庸关”。但与之相比，古北口的长城要更雄伟气魄得多。若能开放，一定会吸引大批的游客并增加收入。总之，从历史书中已知古北口就是当年日中战争时期的战场之一。尽管此次不能去兴隆县，但我仍提出要求，同时希望乘车通过未开放的兴隆县和相邻的滦平县时，顺便看看山区的村庄。
可是，我们乘车走的是承德—滦平—古北口的柏油马路。其实，此路原是一条简易铁路，它是在日中战争时期，日本军队从满洲占领承德后，再进攻北平（北京）时，为确保运输才铺设的。因历史文献中未记载此事，听了主人的介绍后，还特意看了看。的确，在离公路不远的半山腰的杂草丛中露出一个黑洞，想必这就是当年隧道的遗址吧。据介绍，日军败退后，这条铁路成了国共两党争夺的一个焦点。八路军首先控制了此地，其后内战全面爆发。八路军在撤离此地时，为了防止国民党军队利用它补充物资，便彻底破坏了这条铁路。由此可知，在日军战败的前后几年中，这条铁路也与政治形势的瞬息万变息息相关。
总而言之，原日军修建的铁路轨迹，现已基本变成了北京至承德间的主要道路。
承德至滦平约65公里，滦平至古北口约50公里，是一条平坦而又宽阔的柏油路。我们的车跑在缓坡的丘陵地带和滦河之畔，窗外阳光明媚，滦河水清澈透底，确实令人心旷神怡。可是，当我们一行在滦平县委党史办公室听了一个多小时的情况介绍后，我们的心情异常沉痛，再也不像沐浴着初冬温暖的阳光和流淌着清澈的滦河水那样轻松愉快了。
长城北麓的山岳战——兴隆县我们本应由承德去兴隆县，兴隆县在由承德向西行至滦平的大道再向左，即往南方向大约100公里的地方。整个县几乎都地处燕山山脉之中，到处是高山峡谷，一千二三百米高的雾灵山（应为2116米——主编校）和五指山等高峰一目了然。坐落在这些群山山脚下及半山腰的座座村庄，虽然在日军制造“无人区”过程中曾遭到了极严重的摧残，但它们始终是顽强抵抗日军的根据地之一。
虽然我们没能到兴隆县进行实地调查，但我们乘坐的京承线列车途经兴隆县境时，我也对它的地形地貌有了一些初步了解。
从北京到承德是普通列车，大约运行6小时。起初列车单调地奔驰在华北北部平原上，不久就进入了燕山山脉的密云县。从这里起，列车缓慢地在丘陵地带爬行，大约3个半小时后，如留神一下，可从车窗看到铁路两侧的部分古老长城。
这条铁路横贯燕山山脉，跨过万里长城，是一条新铺设的铁路。它代替了前面提到的古北口至滦平再至承德的那条老线路。列车一过了长城就是旧伪满洲国热河省境内——现在的河北省兴隆县。因不能进入兴隆县实地采访，我只好聚精会神地观察着窗外的风景。铁路的右侧即东面有五指山，左侧即西面有雾灵山。列车缓慢地行驶着，甚至下车方便一下也能追得上。我在列车里看到了准备作为候补考察的几个村名，它们都是山谷中的村落和沿小河两岸的山乡小镇。此时，我为不能去实地调查而感到扫兴，同时也越发疑惑：将这一带作为军事禁区是否有必要呢？且脑海里立即浮现出当年日本官兵费尽千辛万苦，在没有铁路的条件下，徒步穿过燕山山脉，趟过溪流，来到这里的情景。大概他们以为只要把居民和游击队赶走，就可以永远确保伪满洲国的安全了吧。
列车从兴隆车站启动后，窗外出现了一条穿过燕山山脉通往承德的平坦大道。因兴隆之行受阻，地区党史办公室的领导又在承德接待了我们。作为补偿，他们安排我们去了滦平、古北口和北京的密云县进行实地调查。在密云县，陈平先生与我们告辞后，独自一人从兴隆经青龙县返回唐山。
本章刊登的照片，几乎都是陈平在沿线拍照的。现将陈平先生的谈话和他提供的资料整理后，来概述一下当年兴隆县的实际情况。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
水泉沟的“童养媳”徐桂英（5）
兴隆县的被害概况长城横穿兴隆县界，是连接冀东各县和热河南部的要冲地区，因此，关东军很重视其战略位置。1933年日军占领承德后，将长城设为“伪满洲国西南国境线”，特派遣一支大队在此防守。另外，八路军方面也把承德视为战略要地。1938年以后，也派遣了一支分队来此建立并扩大以雾灵山为中心的根据地。到1941年底，兴隆县境内的三分之二地区已是所谓的“两面政权”（白天是日军统治，夜间则是八路军的天下）。具体地讲，日军方面为了彻底实施“治安肃正”，决心在兴隆县内推行“无人区化”政策，实行“集家并村”，建立“集团部落”；而八路军方面则是要保卫和扩大这里的抗日根据地。两种不同方针的直接对立和冲突，使兴隆县发生了数不胜数的悲剧。
1942年1月下旬，日军在兴隆县搞了第一次“大检举”。几天之中，就有2000多人被逮捕。同时，日军还在各地当场杀害400多人。除此之外，另有一部分人被强行带到中国东北。1942年秋，日军又进行了“大扫荡”、“大讨伐”，杀害了数千人。仅在这一年之中，就牺牲了八路军干部、党员、普通士兵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