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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纸辛恕按笊ǖ础薄ⅰ按筇址ァ保焙α耸恕＝鲈谡庖荒曛校臀税寺肪刹俊⒌吃薄⑵胀ㄊ勘�1300多人。其中有冀东军分区副司令员、著名的指挥员包森，西部地区共产党的委员会书记田野等人。
第三年（1943年）2月初的春节之际，日军又进行了第二次“大检举”，除在各地枪杀了几百人外，其余的全部被强行带到了中国东北。
同时，在1943年4月至6月，日军实施了全县范围的“集家并村”——“人圈”，并在全县40％以上的地方制造了“无人区”，还把16万多亩（旧制计算一亩为61平方米）耕地定为“无住禁作地带”（禁止居住和耕作——译者）。这样，有2000多个村庄被破坏，多达112万的村民（当时是全县人口的81％）被关进199所“人圈”里。关于“人圈”的情况，陈平已写在第二部论文里。这里说的仅在1943年的一年中，被关进“人圈”的人就有6000多因疾病、饥饿和寒冷而死去。
由于抗日活动日趋深入，1944年2月，时值春节，日军在“人圈”内又进行了一次“大检举”。在这次“大检举”中，有2000多人被捕，各地当场被杀的有数百人，剩下的被强行带到了中国东北。
同年6月，日军进行了第四次“大检举”，又有500人左右被捕后，被强制带到中国东北。
1944年1月，日军展开对抗日根据地的春季大扫荡。扫荡中，日军杀害了3000多八路军和老百姓，另有1000多人在逃难中冻死、饿死。
此后大规模的“检举”、“扫荡”虽未记载，但是各种名目的讨伐、搜查、策反等行动从未停止过，每次都有一些牺牲者。
据统计，从1942年到1944年的3年间，在日军实施“无人区”的过程中，有154万人被杀（这里不包括冻死、饿死、病死的人），15万人被带到中国东北去当劳工。7万多间民房被烧，3万余头家畜被抢走。1941年统计全县有人口16万，日本战败后，减少到10万人。以上情况来自于兴隆县委党史办公室的调查、研究资料，中国方面已将此调查材料汇编成书。总而言之，日军（也应包括伪军——主编校）仅在兴隆县内就杀害和迫害致死了11万人。这难道就是日本宣称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文明”吗？
汉奸特务郝席菴的供词我这里有一份手稿，是用中文写的，近1万字，但这仅是原文的一部分。此手稿是陈平提供给我的复印件，只复印了有关兴隆县“无人区”的一部分。
写这篇文章的人叫郝席菴，日军占领时，他曾是兴隆县警务科、协和会（协助日军的傀儡组织）的负责人。而在此之前，他一直在军阀张作霖的东北军中服役。他协助日军搞“大检举”、“大扫荡”，后又协助国民党在热河进行统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以汉奸罪通缉。1951年被捕，1954年经兴隆县法庭判处无期徒刑。此手稿是他被逮捕后在收容所以及在判刑入狱后所写下的供词。另据介绍，郝席菴已于1960年获释，后住在遵化县马兰峪镇。这或许是他经过政治教育表现不错的结果吧。
郝席菴写的供词，是一份很珍贵的资料。通过它可以进一步弄清日军在兴隆县实施“无人区”的情况。据郝席菴的供述，1942年以前，日军便开始进行小规模的“集家”，主要由当地的伪警察讨伐队来实施。但因此方式未能防止八路军的活动，所以，从1943年春到7月，日军又全面制造了大规模的“无人区”，即“无住禁作地带”和“集家并村——集团部落”。为了制造“无人区”，他们动员了兴隆县的傀儡政府及军队、警察、协和会的各级领导人、各村村长以及日军宪兵队（其中也提到了前文中说的木村的名字）、满洲西南国境边防守备队，即伪满洲国军，并集结了兴隆县的全部日军兵力，加紧制造“无人区”。
郝席庵手书的供词
1943年3月至6月进行“全县各村集家”，此期间内各村必须完成“集家”任务。凡有反抗者和在限期内不完成者，均以反抗日军论处。虽然此时正值春耕时节，但农民们不得不把全部劳动力用于完成“集家”任务，根本没时间种地，由此导致田地撂荒。
农民们无奈，只得忍着悲痛，拆了自己的房屋，每个人都背着家具之类的东西去指定的“集团部落”生活。可是，“集团部落”里没有建房屋，带来的东西只好散落在空地上，不论男女老少都在空地里吃住。1943年4月上旬，被指定集家的各村农民男女老少在武装警察的迫使下去修建部落的围墙和炮楼。同时，还要及时播种、施肥，干田间活计。因此，在这个时期农民简直忙得不可开交。
到了7月，第一期集家任务大致完成了。全县19个大村（在一个大村的周围还有几个小村），每个大村周围都建了10个到20个集团部落，共有200多个（应为207个——主编校）。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
水泉沟的“童养媳”徐桂英（6）
搞集家的同时，日军又把八路军活动的山区一带划为“无住禁作地带”，在那里不允许老百姓出入、居住和播种农作物。而在“完全无住禁作地带”，甚至连动物也不让生存。不过，也有人坚持不去集团部落，而是在山区坚持斗争。这部分人多数是居住在雾灵山附近及长城线一带的农民。
日军在兴隆县进行大集家的同时，还在长城线以南的冀东各县和兴隆县相邻的地区实行了“集家并村”。……在长城沿线15里的地方，还强制农民挖了“惠民壕”（即封锁沟）。当时日本人吹嘘说：“惠民壕”的工程及长度如同万里长城一般，以后就可用其来消灭八路军。
兴隆县的大集家任务完成后，200多个“集团部落”里都驻守着伪满洲国军、武装警察、地方义勇奉公队。在主要的据点部落还设有关东军、伪满洲国军、警察讨伐队、警察分住所、保卫所、警防所及特务机构。
郝席菴供词中证实的“集团部落”状况只是一少部分，陈平先生在论文中已详细地概括整理了这些材料。所以，我想如将陈平的论文和上述供词连贯起来看，那么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全县的状况有个全面认识。下面将集中介绍兴隆县的几个案例。
“寡妇村”在我得到的部分复印件中，还有一份郝席菴供词中涉及1943年春节时在“人圈”中搞“大检举”屠杀事件的材料。此事件发生在兴隆县蓝旗营村。
蓝旗营村的“集团部落”——“人圈”设置在兴隆县城东南约70公里的地方。1943年春节，日军在兴隆县潵河川50多个“人圈”内搞“大检举”，共有2000多人被逮捕。其中仅大帽峪村的居民就有200多人被集中在蓝旗营村的一家大宅院里。日军把他们捆起来，令他们坐在冰冷的地上。四周巡视的汉奸特务如果看见哪个人想站起来，就用棍棒毒打。在这3天的时间里，他们没吃没喝，每个人都受到了严刑拷问。拷问的内容有“八路军在哪儿？部落里谁是八路军？谁给八路军报过信？八路军收集的公粮（作为税金的东西）在哪儿？”如果谁说不知道，就必然要受到火刑、灌凉水等刑罚。特别法庭派来的日本人亲自进行审讯。由此可知，这是一次早有预谋的“大检举”，目的就是要彻底消灭抗日力量。被检举出来的和被杀害的大都是大帽峪人，还有一些是“大检举”之前就被特务盯上的村民。除此之外，其他地方的人很少。
大帽峪在蓝旗营村往西约15公里的山湾里，是山区中的一个较小的“人圈”，仅住着67户人家。汉奸带着实施“大检举”的要员来到这个村子时，那名要员被埋伏在村里的八路军侦察员击毙（据兴隆县党史部门调查，来这个村的为特务高占英、王贵山，高占英在拷打村民曹万章时，被八路军侦察员杨采章击毙，王贵山逃跑——主编校）。其后八路军撤走了，但村民却被前来报复的日本宪兵和警察讨伐队包围，村里的73名男子汉被抓走带到了蓝旗营村。日军对大帽峪人的拷问是最严厉的，处罚也是最残酷的。郝席菴的供词里这样写道：“日军用黑墨汁在大帽峪人的鼻子上做了记号，用红墨水在其他部落居民的鼻子上做了记号。做记号到底意味着什么，当时无人知道。到了旧历正月初八（阳历2月12日）下午，被捕的人每人都得到两碗粥。此后，日本宪兵队进院说把大帽峪的人都予以释放。让凡是鼻尖上带黑墨汁记号的人（打错记号的好像也不少，约有120多人）都站出来。宪兵和讨伐队把他们带到蓝旗营村的“集团部落”外边的一个大坑前，便用数挺机枪进行扫射，当场死难者达120多人。其中除了大帽峪人之外（据兴隆县党史部门调查，在此次集体屠杀中有大帽峪村30多人，在被捕的73人中，另外30多人被押送去了兴隆县城，该村这次死在蓝旗营和外地的共69人，有9户被杀绝，30户没有了男人。因此，被称为“寡妇村”——主编校），还有青杏沟的20几个人，马圈子南沟10几个人。院里剩下的人，第二天全被送往县城。这次被杀害的120余人中，只有3人死里逃生。”
大帽峪村的杨茂林就是当年这3个幸存者之一。据他讲，当时是让30几个人排成一队，然后捆在一起下到坑里去的。120多人不是一起杀的，而是分成3组击毙的。或许因杨茂林是最前面的一组，所以他才侥幸逃离虎口。杨说：“审讯时我装哑巴，其他人也帮我说‘他不会说话’，因此我没有受到刑讯……正月八日早，我们被喊了出来，让我们在雪地上坐着，周围用绳子圈了一个圈。不许我们抬头，抬头的人都挨了棍棒。敌人给其他地方的人每人一碗粥吃了，大帽峪的人每人给了两碗粥。大帽峪的人喊着：‘我们要回家！’当时青杏沟的司贵明的父亲也混入大帽峪人之中。除了夜里被送往兴隆的人之外，我们这批剩下的30多人排成了一队，四周敌人押着，把我们从部落里带了出来。我走在最前头出了大门。这时，敌人中有五六个向瞭望台走去。当让我们下坑的时候，我撒腿就跑。几个特务追过来，棍棒两次打在我的头上，又挨了一枪，子弹从我的左肩穿过去。但是，我还是拼命地跑着，进了南山，终于逃脱了虎口。”
大帽峪百姓所受的迫害不仅仅限于这些。这场悲剧发生之后，留在“集团部落”的村民又遭到直接开进来的日军和特务的审问。这一次又有8人被害，而且有62人因疾病、饥饿、寒冷而死（据兴隆县党史部门调查证实：从这次惨案到日本投降，大帽峪村被日伪军摧残致死139人，占总人口的577％——主编校），剩下的102人都是老人和孩子、病人和寡妇。兴隆县人已将这些记录编成了资料，并命名为“寡妇村”。它不仅记载着1942年以前的大帽峪、蓝旗营的血泪斑斑的历史，而且记载着兴隆县人民13年多惨遭世上少有之横祸的历史。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
水泉沟的“童养媳”徐桂英（7）
如何看待杀害记录资料我只是乘汽车经过兴隆县的主要大道以及乘火车横穿该县时看到了沿线的一些情况，并没有实地去访问深山抗日根据地和广大农村。据证实，日军在该县残酷地制造了“无人区”，同时还杀害了许多老百姓，恐怕这里被害调查记录是最多的。老实说，我在写以实地调查报告为主的第一章时，难以抑制因为没能到兴隆县实地考察而留下的惭愧，如果中国将来能开放该县，届时无论如何我也要去那里访问。
不过，从另一方面讲，看到兴隆县保留的大量资料和调查记录，又在顺利地考察中了解到兴隆县相邻各县的情况，就感到只靠一两个日本人一知半解地调查和旅行，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明被害情况以及不成声的“阿鼻”叫唤（佛教的说法）、怨恨之声的，对此往往产生一种四肢乏力那样的恐惧感和软弱感。在日本读者诸贤中，不是也有许多先生有着与笔者同样的感想吗？而在这可庆的新元元年，也许有人会对笔者这样揭发极端可憎的民族血统的作法加以指责。
这里重申，历史学家是难当的。喜欢把自己的丑恶面目映在穿衣镜里的人为数不多。历史学家就是要把现在日本民族好看的外表里面的丑恶的东西（是本质的东西还是一时的，这里姑且不论）形象化地暴露出来。因为我坚信，只有这样做，才是全面地看待日本的历史。
有些学生问我：“历史学家是人还是神？”我马上回答：“如果二者必居其一，就只能认为是神。”如果不确信是神，就会吵嚷新天皇如何如何，新元号又这个那个的。在这动乱中我去了中国，因此未被卷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