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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圈”里，人多住房狭窄，生活困苦，卫生条件极差，加上天气又闷热，到1941年春天，这里流行起了瘟疫。症状是发高烧、鼻孔和口中出血，而且身体发红，当时，没有一家能躲过这种病的。只要一家有一人患病，那么全家也就都得上这种病。尤其是老人和孩子发病率最高，凡患上这种病的几乎都死了。两个沟的居民竟死了400多人，有的是全家死绝。有人说这是回归热或再归热病，但究竟是什么病谁也说不清楚。当时既没有医生也没有药品。据说煎犀牛角汤喝可以退烧，但药店里的犀牛角全被日军买光了。为了躲避这种病，日军和警察都撤走了，因此“人圈”又再次解体，乡亲们也都回到了自己的村子。
1939年11月安子岭·双炉台第一次集家范围
第三次集家并屯于1941年秋开始，此次行动规模浩大。“人圈”设在距半壁山7里地的靳杖子，羊羔峪等地均划为禁居禁耕地带，也就是所说的“无人区”。“无人区”包括65个自然村，面积为625平方公里。
1943年，村民们在“无人区”内种植了玉米，日军发现后便全部给割掉了。后来村民们又偷偷地种上了，结果又被日军全部毁掉。
1943年12月，日军开始了为期两周的大扫荡，有247名无辜百姓被杀害，有被狼狗咬死的，有被剥光衣服冻死的，有被活生生烧死的。我的哥哥张忍生因病卧炕不起，被日军发现后给杀害了。躲在炭窑里的十几个人都被熏死在里面，只有王世富一人从出烟口逃了出来。1943年的扫荡共进行了27次，最令人心酸的是大搜捕时死者不下1000人。
1941年以前，羊羔峪没有发生过瘟疫，而且以后也没再发生过，只是那年流行过一次。
张福廷在集家并屯时，曾是羊羔峪的村干部。解放后又担任过兴隆县委副书记。原先听说羊羔峪有三个人了解当时的情况，但到村中采访时发现，三人中一位已死亡，一位不在家，另一位已不能说话。又听说张福廷现住在承德，便赶到承德采访了他。如今，他仍在孜孜不倦地撰写着兴隆的历史。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
水泉子
一到水泉子，便看见几名村妇正在泉边洗衣物。泉旁竖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刻着：“爱国泉李运昌1987年建”。
1942年6月，李运昌等八路军干部聚集到水泉子召开军事会议，部队共500多人，要在这里停留5天。正当村干部们紧张地为部队筹措粮食之际，这一带发生了干旱，烈日当空，泉水干涸。听说此事后，李司令员亲自挖石舀泥，引出了泉水。此后，该泉称为爱国泉，在此立碑一是感谢村民们为抗日做出了贡献；二是证明在日军实行“三光”政策下和“无人区”内，抗日游击根据地依然存在。我采访的那户人家，就住在那口泉的坎儿上。
张兰（75岁）的口述，采访日期：1994年11月12日
这一带是“无人区”，日军发现人就开枪。烧、杀、抢的“三光”政策太残忍了。见什么烧什么，一点儿也不留。房子烧了，人也烧死，有人看见家里起了火，想去取东西，结果被日军扔到火里活活烧死了。一看到日军就得藏起来，他们走后才悄悄返回，光我家就被烧过两回。鸡、狗都被杀了，骡子和马也被抢走了，什么都没剩下。
张兰1944年冬天，来了三个大队的日伪军，在这一带连续扫荡了半个月。那次炭窑里一下子就被烧死了14人，其中还有一个孩子。那年庄稼都被烧光了，大人孩子只好捡烧剩下的吃，连野菜、树皮都吃光了，是八路军给了我们粮食。庄稼烧了，后来我们又种上了。早先，羊羔峪是个300多人的村子，被杀的有百来口人，逃到山里的有70多人，但去“人圈”的不多。
张兰反反复复地念叨着：“杀光、烧光、抢光，什么都不剩了……”
他家的房下堆着炭，如今这个村仍以烧炭为副业。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
天桥峪
洪水过后沟里不能行车，只好步行。一行人沿着河边穿过抗日烈士纪念碑，去采访住在小天桥沟大砬篷的伊永恒家。所谓砬篷是指山上的崖石像屋檐那样伸出来一点儿，人们可以在底下避雨。
伊永恒（88岁）的口述，采访日期：1994年11月12日
伊永恒
那时，我家的房子已被日军烧毁了，只得住在砬篷。那天我有事去了黑河，全家被杀死6口。其中有我父亲，我媳妇和孩子，嫂子和她的两个孩子，我父亲是被烧死的。山上的庄稼都被烧光了，我们只好又补种了苞米，唉！能少收点儿总比没有强啊，省着点儿吃吧。房子烧了，就用茅草苫上，再烧再苫。你看，当时我们就住在那边。
他指了指对面的岩石，可我没有看清他所说的砬篷在哪儿。
告别伊永恒后，我们便下山。途中碰到一个年轻人，说明来意后，他邀请我去见见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叫伊俊江，过去也曾住过砬蓬。乡下人说路不远，其实路并不近。乘车摇摇晃晃地走了近5公里的山路后，又下车走了一段山间的羊肠小道，这才到了他的家。
伊俊江（66岁）的口述，采访日期：1994年11月12日
伊俊江记得那是1943年9月11日，日军来了200多人。开始我家住在天桥峪，后来家被烧了就住进了山里的大砬篷。全家共15口人，那年我15岁。那天全家被杀的有14人，其中有父母、一个姐姐、两个妹妹、两个哥哥、两个弟弟、爷爷奶奶、姥爷姥姥，还有一个姨。当时我的脚中了弹，上颚也被子弹打穿。他们以为我死了，就没再理我。后来，趁他们不注意，我就逃了出来。不久，我也被赶进了设在靳杖子的“人圈”，一个月后我又逃回到山上。
他撩起裤腿儿，让我看了看他脚上的枪伤。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
靳杖子
1941年秋靳杖子第二次集家范围
1939年和1940年的那两次集家并屯失败后，日本人不死心，又于1941年秋，将这一带的百姓全都集合到靠近潵河边上的靳杖子村，成立了一个大“人圈”。靳杖子是通往半壁山镇的重要通道。
王贺林（76岁）和徐少成（64岁）的口述：采访时间：1994年11月12日
王贺林徐少成
1942年至1945年曾在“人圈”里住过。“人圈”四周是高高的围墙，不能随便出入。有人跑到河边去了，但被日本人拖回来用大枪狠揍了一顿，人都给打伤了。大墙外面是深沟，但没水。墙高8米左右，南北有门，东西没门，都有警察把守，早8点开门，晚5点关门，和监狱差不多，没有一点儿自由。
“人圈”里没粮食，人们只好吃野菜、树皮和野果什么的。也没穿的，一条裤子我穿了三年半。男人光着身子出去，女人只得互相借裤子穿。住的是草窝棚，一下雨就漏。人和猪挤在一起住，哪是人过的日子啊，简直是活受罪！
日本人不让种苞米，怕苞米地里藏着八路军。不让种庄稼可怎么活呀？王贺林家靠他哥哥每天打柴卖柴后，换点儿食盐什么的生活。我们靳杖子村原来住着五六十户人家，集家并屯后一下了变成了150户。一户按7～８口算，也有1000多人口呐。每天都死5～６个人，都是饿死、冻死或病死的。得了病也没药吃，只好等死。
日本投降时，村里还剩下五六百人。当外村的都走了以后，本村的只有五六个人了。大搜捕时，仅靳杖子村就被抓走300多人。当时日本人说是发配给，可人们一集合就都被抓走了。其中200人被押往承德、辽宁及东北等地，后来都死在当地了。
1943年大搜捕时，王贺林的父亲被抓走后枪杀在承德的水泉沟。同时，他的岳父母也被杀害。徐少成的父亲也是被抓走后枪杀在承德，其伯父伯母在山里被日军枪杀。
潵河行——大搜捕
潵河发源于八品叶，西经兴隆县的中部向东流淌，流经庙岭、半壁山、蓝旗营、三道河及龙井关后汇入滦河。当年，日军曾在潵河流域建立了50个“人圈”。
1942年晚秋至1943年期间，日军曾在兴隆县全境实施了惨无人道的集家并屯行动。2月5日，大批军队、警察和讨伐队在半壁山秘密集结，于7日（旧历正月初三）突然袭击了潵河一带的“人圈”，并从50个“人圈”中逮捕2000多人。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
大帽峪惨案（1）
大帽峪是距离蓝旗营以西1５公里处的一个小村庄。当年，日军从这个只有42户的村里抓走了73人，其中69人被杀害。全村有9户灭绝，30户无男人。其后，日军又逮捕8人，在审问中将他们全部杀害。此外，村中病死、饿死及冻死者为62人。至日本投降止，大帽峪村共死亡139人，剩下的女人和孩子为102人，故该村被称为“寡妇村”。
大帽峪是八路军连接五指山及冀东的秘密交通点。村民们抗日决心高涨，全力支持八路军在此通行。
2月7日午后4时许，一小队八路军开进村子，他们打算等日落后穿过公路和潵河，向长城一带挺进。傍晚之时，有两个特务向村子这边走来，恰好被要去换岗的曹万章碰上了。来人问他：“村子里有八路吗？”村口的八路军便衣发现后，立即向特务开枪，击倒一人，另一人逃跑了。为了避开日军的报复，12名村干部和民兵立即随部队向北撤退，村民们也都躲藏起来。
当晚七八点钟，在日本宪兵的率领下，孙德英讨伐队共200余人立即包围了大帽峪。他们架起高高的柴堆点着火，把村子照得通明。村民以为是房子着火了，便纷纷跑回村子。就在人们各自准备从家里抢搬家当时，不幸全被敌人抓住了，用一根绳把全村人拴成一串儿，押到了蓝旗营。这里还捆绑着几百个人，他们都是从马圈子、南沟、杏树沟、榆树沟、佟家沟、鸠儿峪等十几个“人圈”中抓来的百姓。所有被抓来的人都关在一个大院子里。日本人命令不许蹲着，人们只得整整站了一夜。第二天整日既不给吃的也不给喝的。凡是大帽峪的人，脸上都打上红圈，左腕子绑上布条儿。到了第三天日军开始审问：八路军哪儿去啦？村里谁是八路？谁通八路？粮食在哪儿？敌人把汽油浇到马永兴的父亲身上，然后点着火，但其父还是什么也不说。这时，司俊雨抽手拿起身旁的一根木棍向记录官砸去，不料被日军用刺刀刺死。在敌人的拷问下，村民们都宁死不屈。第四天、第五天过去了，日军仍然一无所得。2月12日（正月初八）的夜里，日军用卡车把30名大帽峪村民押往兴隆，剩下的30名大帽峪村民全部被赶到一个新挖的大坑前，并让他们排好跪在坑边。敌人用玉米秆捆成火把照明，随后，日本军人拔出军刀，沾了沾事先备好的冷水，就挥刀将30人全部砍死。接着，又把30名马圈子和南沟的村民也都砍死在这里。但杨茂林却只身逃了出来，成了这场惨案的惟一幸存者。原来，当敌人押着村民去杀人坑时，他走在人群的前头，趁敌人稍不留神就逃了出来，但他的肩上还是中了一枪，那是被追赶的特务用手枪打的。而那些被押往兴隆去的村民们，有的在兴隆或承德被处决了，有的则被押送到营口和辽阳，从此杳无音信。
不久，大帽峪便被划为“无人区”，剩下的村民都被赶到其他“人圈”去了。
根据马永兴（72岁）、张志田（77岁）、杨焕兴（60岁）、杨茂清（62岁）的口述和有关史料记载，大帽峪惨案概略如上文所述。
大帽峪现在已有140户了。
大惨案后，马永兴的母亲领着孩子去了佟家沟“人圈”。马永兴当时担任村青年委员。
张志田的全家总共死了6口人，当时他曾任村长。目前他正患病，一激动就流眼泪。
杨焕兴是杨茂林之子，当听说我想看看他父亲的照片时，就特意回家把照片拿来。杨焕兴的爷爷杨万富也被日军杀害。
杨茂清当时才9岁，他父亲也被抓走了，后来惨死在承德。当年母亲曾带着他去给父亲送食物，但被端刺刀的日本兵给撵了回来。
采访日期：1994年11月12日
我们乘车前去参观当年的“人圈”和杀人坑现场。秋末的太阳落山快，当一行人到达杀人坑时，天已经暗了下来。这里共有三个正方形的土坑，边长都是17米，深2米。如今这里已变成一块低洼地。
因为我很想知道大帽峪惨案的情况，因此我决定改日再去采访马永兴。11月20日，这次马永兴又给我叙述了大帽峪村被日军烧毁后，女人们领着孩子迁往附近“人圈”的情况。尽管已过去了50多年，但他仍能记住当时村子里的情况，并能一一叫出那些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