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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侵华罪行实录-第6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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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孩子迁往附近“人圈”的情况。尽管已过去了50多年,但他仍能记住当时村子里的情况,并能一一叫出那些人的名字来。 
    马永兴马永兴的口述: 
    去蓝旗营“人圈”的有:陈永贵的妻子1人。陈永来的母亲、弟弟、妹妹共3人。司俊林和妻子及两个孩子,共4人。司俊林当天不在家,是后去的。 
    去佟家沟“人圈”的有: 
    马永兴及其母亲、妻子、妹妹和两个弟弟,共6人。马永兴的父亲被日军杀害。 
    潘贵成及其母亲、5个弟弟,共7人,潘的父亲被日军杀害。 
    闫万德的妻子、二儿子、两个儿媳妇及3个孙子,共7人,其长子已参加了八路军,不在家。 
    闫景福妻子、父亲、母亲和两个亲戚,共6人,闫景福当天不在,后去的。 
    杨万忠的妻子、儿子杨茂如的妻子、3个兄弟和1个妹妹,共6人,杨万忠、杨茂如被日军抓走。 
    闫景顺之妻1人,闫景顺被逮捕。 
    汪祥之妻及二弟三弟之妻和1个孩子,共4口人,汪家三兄弟均被杀害,两个弟媳死在“人圈”。 
    司俊山之妻及两个女儿,共3人,司被杀害。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
大帽峪惨案(2)
    去白旗营“人圈”的有: 
    周万福之妻、父亲及两个孩子,共4人,周被杀害,80岁的父亲及两个孩子均饿死于“人圈”之中,周妻沦为乞丐。 
    曹万清之妻及女儿,长子万山之妻及两个孩子,次子万林之妻及1个孩子,共7人,曹万清、万山、万林均被杀害,两个孩子饿死在“人圈”。 
    曹林之妻、女儿及长子之妻,共3人,曹林和两个儿子被杀害。 
    去古石“人圈”的有: 
    韩大之妻、韩二之妻、韩三之妻及3个孩子共7人,韩大、韩三被杀。杨茂清杨焕兴张志田另外,那些去青杏沟和马圈子“人圈”的人名我就想不起来了。全家灭户的有张宝顺、胡德福、罗某、司俊雨等。司俊雨的妻子带着孩子去了蓝旗营“人圈”,但在那里被警察强奸后死亡,孩子也死在“人圈”。 
    解放后,有40户的村民又返回了大帽峪村,共121人。妇女占80%,孩子占20%。然而从“人圈”出来,现在还活着的仅剩下7人。 
    采访日期:1994年11月20日 
    这仅存的7人中,有的因病不能动弹,有的已语言不清,有的则住在外地,佟桂华就是当年“人圈”生活的见证之一。她身体看上去还挺硬朗,是儿子把她接到这里来的。 
    佟桂华(72岁)的口述。时间:1994年11月20日 
    佟桂华 
    我是闫树波的母亲,我丈夫叫闫景富。1943年正月初四,我们两口子和公公婆婆以及亲戚闫景才两口子共6个人,一起去了佟家沟的“人圈”。1944年8月27日,那天一下子就死了4口人,是拉赤痢死的。去的时候是6口人,死了4口人,从“人圈”出来时只剩下我们3口人了(生了个孩子)。 
    佟家沟“人圈”共有200户人家。因没地种,只好去靳杖子村给别人扛活儿。一天得两斤苞米来支撑全家人活着。住的是婆婆娘家的一个小窝棚,南北3米,东西5米,炕就占去了四分之一,让公公婆婆和亲戚两口子住在屋里,我们夫妇俩只好住在小草棚里。后来,又利用屋子东侧的墙壁,搭了一间两米见方的小屋,连站脚的地方都没有啊!大屋里住的4口全死了,小屋住的我们夫妇俩没死。 
    马永兴也说过,那年佟家沟“人圈”里患赤痢,共死了60多人,而且死的都是外来户。马永兴也描述了他家在佟家沟“人圈”时的居住情况。他家迁到佟家沟后,在别人的地里搭了一间小屋,东西45米,南北26米,然后将此屋分作两半,东侧是闫万德一家6口人居住,西侧是马永兴一家6口人居住。一提到“人圈”,马永兴就气愤地说:“那真不是人住的地方!”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
楸木林惨案
    从蓝旗营经半壁山稍向西一点有个叫小子庄的村子,而进入潵河支流向北一点便是楸木林村。楸木林的北沟称为得山,翻过这里可通过“无人区”。楸木林也是八路军游击队经常往来的一个必经之地。前苇塘村“人圈”遗址楸木林村“人圈”遗址我听了白江朝(75岁)和白恩培(80岁)所讲述的一些亲身经历。随后,兴隆县党史办公室的佟先生又向我介绍,白江朝是白瑞林的孙子。他二人讲述的都是听老一辈人讲的。而白恩潮的口述则是亲身经历,作为资料的价值比较高。兴隆县党史办公室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曾编写了《十万骨骸的碑记》一书,其中就收录了白恩潮的口述,那年他76岁,现在白恩潮已过世。白江朝白恩培白恩潮的口述: 
    1943年1月,村里来了一个八路军伤病员,为了把他秘密转移到沟门子,借了贫农白泽仲的一头毛驴,由贫农李庆珍、张正顺二人护送,不幸在半壁山靳杖子被佛斧来村特务阚少贵、金明贵截获,送往半壁山警察署,严刑拷打。我军民坚贞不屈,先后死于日寇魔掌。 
    兴隆县日本宪兵队潘大胡子,发现楸木林一带有抗日活动,这回又捉住了八路军的伤病员,遂下了血洗楸木林的狠心。 
    1943年2月9日(农历正月初五),天刚蒙蒙亮,四五个日军带着讨伐队长刘其昌和30多个讨伐队员闯进了村。一开始说是开会,把人们驱赶到村口,四周架起了机枪。那天我有事外出刚进村,一看这阵势,就想躲一躲,不料被两个讨伐队员看见,我第一个被反剪双手绑了起来。随后特务们从各家搜来一团团绳子,凡18岁以上的男人都一个个绑了起来。后来绳子不够了,又一人拴一支胳膊地拴成长串,一个瘸子被拴在最后。村子里顿时女人哭,孩子叫,哀声四起。人们被讨伐队用枪托驱打着出了村。我走在最前面,那瘸子走得太慢,被一枪托打翻在地,逃了一条活命。 
    敌人从楸木林绑走44人,押到屈占九家的大院,那儿有日寇七八十人早已站着排,举着枪,枪上插着贼亮亮的刺刀;还有150多个伪讨伐队员,在那里四处游动。我进院一看黑压压的足有1000多人,听说这是日寇从东边抓来的。院子里放不下了,不少人还被圈到了东跨院儿。 
    一个日本人对大伙咕噜了一阵后,翻译说:“皇军说,叫你们检举谁是八路军,谁是共产党,谁给八路军送过多少米?多少鞋?多少袜子?说吧,不说,统统的死了死了的有。”院子里死一般的寂静,一个姓常的特务拿出一本账,站在日本人的旁边嚎叫着,叫着谁,谁就站到前边。姓常的叫了足有三十六七个人的名,没有一个答理他。敌人恼羞成怒,一个指挥官模样的人手一挥,一群日伪军像恶狗似的一拥而上,白井文被吊在窗钩上,敌人用荆条狠抽,逼问谁是八路军?谁给八路军送过粮?白井文咬紧牙关一声不吭;白瑞存被打得满地翻滚,脑袋上鲜血涌出,血肉模糊;白玉升被敌人踩着脖子,用镐把乱打;白殿潮被捆在梯子上往嘴里灌凉水;还有的被踩着胳膊腿,往鼻子里灌煤油。尽管敌人施以非刑吊打,但没有一个招供的。 
    敌人红了眼,拿出了“三绞废命”的绝刑。“三绞废命”就是在人的脖子上套个绳圈,后边插个棍子,第一绞把人的舌头勒出;第二绞把人的眼珠子绞出;第三绞直到人的七窍流血而死为止。当场就绞死3人,第四个轮到贫农白瑞林的头上。每绞一下之后又松一松,问他说不说?白瑞林一直摇头,就这样白瑞林也被活活绞死。 
    天色黑了下来,敌人打累了,也饿了。这时过来一帮伪警察,手里拿着镐把,朝我们劈头盖脸地打来,一人两镐把,打到我这儿,我一躲,两镐把都打在肩膀上,要是躲闪不及,准得打死。 
    院内渐渐静下来,我看这阵势,要不逃走,绝无生路。我用脚踩了傅老二的脚一下。对着他的耳朵小声说:“给我解开绳子咱们跑吧。”他说:“行吗?”我说:“不跑没命了。”他偷偷给我解开了绳子,我也给他解开了绳子,他又给傅玉来解开,傅玉来又给路荣贵解开,路荣贵又给崔得生解开,崔得生又给崔永明、崔永亮解开。我们7个人个个憋足了劲,一下跃上墙头,翻了过去,撒腿就跑。没跑出去多远,就听后边响起枪声,崔永明中弹倒地,我们6个人总算死里逃生。全村剩下那37人,有的死在屈家大院;有的被敌人拉到兴隆、承德、锦州等地处死,无一人生还。 
    一个55户的山村,就有30多户没了男人。 
    见证人的叙述是活生生的事实,惨案发生后的第二天,抗日人民政府的区长王佐民便来楸木林看望村民。这样一来,村民们纷纷参加了抗日游击队。 
    据白恩培讲,当时被捕的共99人。另外,《兴隆“无人区”里的抗日根据地》一书中,也记载着:楸木林原有80户村民,99人被捕,38人被日军杀害。另据《楸木林民众回忆录》中记载:白恩培的兄长白景舒是从兴隆被释放回来的。据他讲,日军把给八路军送3斤以上粮食的村民都给杀了,3斤以下的就释放了。被释放的共3人,其中就有白瑞林的儿子白贵朝。白贵朝亲眼目睹了其父白瑞林惨遭日寇杀害的场面,而白江朝则是从其父白贵朝那里听说祖父白瑞林惨死经过的。 
    一般认为,村的户数多少与是否是自然村或是行政村有关。至于被捕者人数上的差异,也是常理之事。当白恩朝等44人被捕后,或许敌人又抓走了一些人。至于谁被抓或谁被害,只要村里活着的人将数字凑到一起就准确了,一个人记忆可能会有偏差。我从佟先生那里了解到,兴隆县党史办公室就是采用这种方法来统计人数的。因此我认为,被捕者是99人这个数字较为合理。 
    潮河行——“人圈”的生活 
    兴隆县城以西有个叫前苇塘的村镇,而潮河则发源于前苇塘以北的深山之中。潮河从这里一路向西,经过小关门长城后,在密云汇成大河。另外,经滦平南下而来的潮河主流,与流经张家口地区赤城县城南下,尔后向东去的白河在密云水库汇合,并再汇集其他支流形成潮白河及新潮白河,最后经天津东部进入渤海湾。中国的河流确实令人不可思议,从其发源地开始,它总是在想不到的地方与想不到的河流相汇合。 
    流经兴隆县的潮河边上,有二道河村和三道河村。这里所称的二道或三道,其实是指潮河第二个拐弯和第三个拐弯处的意思。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潵河边上也有个叫做三道河的村子。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
五道河
    五道河是从南边狗背岭流过来的潮河支流汇合之地。当年这里也设置过“人圈”,关的都是狗背岭一带山区的村民。 
    谢金山今年84岁,满族。当年,他从马兰峪迁移到兴隆县。在马兰峪时,因为没有土地生活贫困,便于1920年来到兴隆县北火道村,后又于1932年转到五道河来。他从13岁时起开始喂猪,14岁半放羊,到17岁后便一直给地主做长工,是个典型的贫苦农民。他是个和蔼善良的老人,常年的人生磨难,使他的性格变得谨小慎微。 
    郭玉成(75岁)、谢金山(84岁)、周德广(村民组长)的口述: 
    郭玉成(左)、周德广谢金山日军是在1942年2月10日开始划定“无人区”的。原先,五道河村共有15户计100多口人。当山里的村民被迁到这里后,就变成了60户计400多人的村子。外来户共45户300多口人。干的都是农活儿,另外还得出劳役,为讨伐队运物资。这里规定是太阳出来就外出干农活儿,太阳落山才回村,一到夜晚村大门就紧闭不开。日本人允许这里耕作农活儿。 
    所谓“无人区”是统称,其实它包括三种形式:即禁居住禁耕作地带、禁居住可耕作地带和“人圈”。禁居住可耕作地带在禁居住禁耕作地带和“人圈”之间,有3公里左右宽。 
    村里所收获的粮食全部上交给日本人,然后再从他们那里领取配给。但因配给通过中间几个环节的层层盘剥,最后分到村民手里的就所剩无几了。 
    粮食配给是每人每天7两(合350克),老人是3两(合150克),大都是红高粱。不足部分只得采野菜和野果来充饥。由于总吃这些东西,人的身上就浮肿。1943年闹了一次瘟疫,一下子死了30多人,都是吐血后就咽气了。 
    大搜捕时从本村里抓走七八个人(一一列出人名),全都被送到北票下煤矿去了。外村来的就地杀了7人。另外,饿死了20多人,冻死了七八个人,主要是王绍清的妻子和孩子。 
    住的是草盖的马架子窝铺,地方不大却住着三代人,也没厕所。 
    布的配给是按粮食上交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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