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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个村子。它们是后申峪、小后申峪、烟筒沟、杨树沟、栅子沟、苇子坑、东石湖、大石湖、灰窖子、营东峪、营南峪、清水湖、黄土山、石门山、山神庙、椴茂台、界牌峪、米铺、菜场、桃园和窝龙山，当时只剩下这座山神庙没烧，可如今也没庙了。
当时，山神庙村共有60户人家。警察到村后，让村民们迁到五道河“人圈”去，但谁也不去。妇女和孩子们也都背起装满锅瓢碗筷的筐子，到深山老峪里住进了山洞。因没粮食吃，人们便下山掰些苞米，或把整个南瓜烤熟，切去蒂部，往里撒点盐大家分着吃。当庄稼收获前，日军突然闯来，把苞米地和菜地全毁了，以后又来毁了三四次。即使这样，大家仍坚持不下山。老年人和孩子们都送到长城对面的亲戚家中寄养，那里也是我们中国的地盘啊。1942年日军共来这里四五次。每次烧过房后，人们又重新搭起草窝棚，而且窝铺一次比一次小。一般的规律是，太阳一出日军便可能进山，所以人们在这之前就躲藏起来，到了夜晚才返回。乡亲们就这样躲躲藏藏地一直到第二年的“大扫荡”。
1943年正月，日军开始实行连续扫荡。为了寻找食物，夏福民和其叔叔夏齐清两人下山途中，在山洞中被捕。敌人把他二人带到大黄崖川的苗儿洞严加拷问。敌人说他俩是八路，但夏福民摇头否认，说我们是庄稼人。敌人不相信，便将夏齐清的衣服扒光后，吊在树干上像杀鸭子似地用木棒狠狠地打。不一会儿，夏齐清便被活活打死了。夏福民当年18岁，他趁敌人不注意时悄悄地溜了，在亲戚家躲了几天后又逃回了山中。
1944年5月1日，夏福民参加了八路军，并在部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夏顺清在1942年至1943年期间，曾任村干部。是1942年在村里加入共产党的。1938年，宋时轮部队撤走时，曾留下一批干部创建根据地，为将来建立政权打下了基础。1942年末，承（德）兴（隆）密（云）第三区抗日政府在小黄崖成立，经第三区区委会书记张敬之的介绍，夏顺清成为党员。
我发现在谈话过程中，夏顺清总是静静地听着他二人的叙述，偶尔才插上一两句。
我（夏方清）也当过民兵。日军来后，不光杀人，连鸡、猪什么的也都抢走了。当民兵那年我17岁，组织上派我站岗放哨。站在山上能看清日军的行动，所以人们都把放哨的叫做“活电杆”。那时我常在六道河山顶上放哨，一看到日军出动了，就立即冲着下一个山头的人高喊：“羊来啦！”下一个山头的人也依次向别的山头传递下去，不一会儿，消息就传到了小黄崖。羊和洋是同音，而洋人指的是外国人——日本人，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鬼子来了”的意思。再后来，这种“活电杆”又换成了“消息树”的形式。人们只要看见山顶上的树被放倒，就马上隐蔽起来，东西也都“坚壁清野”起来。我说的“坚壁清野”是指一点儿东西也不让敌人抢去或烧毁，全都藏起来，等日后我们回来再拿出来用。
夏方清曾当过儿童团长。当年村里也有过妇救会。如今，这里已成为有200户计772口人的村庄。
采访日期：1994年11月19日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
栅子沟
离开山神庙后，汽车沿着小黄崖川边的土路，向其上游的栅子沟驶去。途中还路过了清水湖村。据介绍，当年日军把山神庙村和清水湖村同时烧毁了。因村民们坚决不去“人圈”，并始终住在山上，故而村里被杀害的人也很多。1943年一月二十二日（阴历），300多人的讨伐队突然袭击了清水湖村。当敌人发现扑空后，便顺着雪地上的足迹追到了南沟。他们在山顶上架起机枪，向躲藏在沟里的人群扫射。人们接连倒下，连怀抱婴儿的妇女也未能幸免。据统计，包括米铺村民的10人在内，南沟牺牲者为22人，其中还有8名儿童。1944年又有十几名村民被害。小小的清水湖共有126口人，先后被杀害的就达46人。
刘云（76岁）口述：
刘云1938年，日军开始实行小规模集家并屯时，把沿小黄崖川的山神庙村、栅子沟村、大好地子村的村民都集中到栅子沟，以便在这里建一个“人圈”，但谁也不愿意去“人圈”。
栅子沟正好处于距五道河30里（15公里）、距三道河28里、距大好地子村24里的交界处。所以，这里就成为通往抗日根据地的入口。但是，1942年村子被烧毁后，这里也就变成“无人区”了。当年，日军和讨伐队曾在这里驻守，还杀了20个妇女、两个男的和两个孩子。现在，栅子沟是个自然村，户数是100户，而行政村则应是500户。当年，包括杨树沟、东石湖、灰窑子、营南峪、营西峪、营东峪和苇子坑在内，被敌人杀害最多的是苇子坑的村民。
1943年1月23日，驻守六道河的刘其讨伐队，驻守三道河的宋庆讨伐队以及驻守北双洞的石振讨伐队，突然包围了栅子沟的南大门——苇子坑，一次就杀了60人。整个苇子坑村不过70多人，全家灭户的就有5户。1943年冬天，敌人把躲在栅子沟南山中的20多名老人、妇女和孩子抓下山来，然后从人群中拉出村干部的父亲佟文荣、干部家属夏全清和老师崔善亭，把他们绑在大树上毒打，让他们说出自己的儿子在哪儿？三人闭口不语，恼羞成怒的敌人点燃了放在他们脚下的柴堆。佟老人的胸口挨了7刺刀后，被敌人投到火堆里烧死了。尽管夏老人在烈火中已不省人事，但还是被敌人抛到巨石上摔死了。而崔老师则是在被带到三道梁那里用刀刺死的。妇女和孩子们被敌人押到山上的破庙里，趁敌人不注意时，她们全都逃了出来。1944年敌人在杨树沟又杀了十几人。当时，朱玉山的母亲有病不能走动，只好把她放在一个挖好的坑里，哪知还是让敌人拖出来给杀害了，同时耳朵也被削去了。
1943年时，这片山上曾住过100多人。那时游击队带领民兵，曾给“人圈”的百姓送过粮食。要说“无人区”的生活那可真算是“野食穴居”、“背篓家庭”呀！
采访日期：1994年11月19日
山中的窝铺一半地上，一半地下，低矮狭窄，地面的落叶厚6尺（2米），人们能在这里居住，并吃着用石板烧熟的饭。当听到这些描述后，我不禁感慨万分——在那样残酷条件下的“无人区”内，他们竟然有着如此惊人的生存能力！
横河上游行——瘟疫状况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
大水泉
离开兴隆县城向北，过了土城头再折向东行驶，便来到了獐猖山北边的大水泉乡。当地有一股从庆丰一带流淌出来的潺潺泉水，在这里与獐猖山南部而来的横河相汇。
乡政府前面有一个自由市场，乡下人来这里出售农产品，城里人在这里摆上卖服装的摊点，商品充足，人声鼎沸。
这是我的第三次兴隆之行。此次的采访重点，是要了解当地人所说的瘟疫究竟是什么样的传染病。陈平的《千里“无人区”》中称：因鼠疫所致，大水泉死亡人数为400多人。陈平：《千里“无人区”》，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79页。而兴隆县编写的《十万骸骨的碑记》则记载为：1943年，因伤寒等瘟疫流行，全县死亡者达6000余人。见中共兴隆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十万骸骨的碑记》第124页。为此，我想实地调查一下它的真正病因。
李合（89岁）、管瑞枝（68岁）、孟庆宽（70岁）三人的口述：
日军是从1940年开始“扫荡”这里的，实行烧杀抢的“三光”政策，村里死了很多人。
右起：李合、管瑞枝、孟庆宽我家（管瑞枝）有3口人被杀害，死的是我母亲和我的两个哥哥。
我（李合）家共8口人，死了两人，伤了两人。被日军杀害的是我母亲和我的大哥。我大哥叫李永，是在白马川被敌人杀死的。敌人还取走了大哥的心脏，煮熟后当了他们的下酒菜。二哥李贵的身上溅上了别人的血后倒下不动，没被敌人发现，才免于一死。
大水泉“人圈”是1943年2月建成的，里面住着300户2000多口人。到日本投降时，圈内人口是700多人，死于瘟疫的有600多人，被日军杀死的有700多人。那时，西北沟门就有个死人堆。这里一直驻守的是满州国军。
日军投降时是八路军来接收这里的，大家都跑离“人圈”返回各自的家里。
瘟疫最厉害的是1943年4～５月，每天都死2～３人。一直持续到9月前后。仅孟庆宽一家就死了15口人呐。
这种病的症状是头昏、意识不清、呕吐、泻肚、不能进食、发疹。有的患病后当日就死了，也有的过2～３日，或5～６日死的，再长一点儿的也过不去10天。凡是死去的人，身上都出红斑点，中医说这叫“羊毛疔”。
采访日期1995年3月12日
王玉兰究竟是什么病？我也弄不明白，便决定一个月后再采访一次。我想，人们所说的瘟疫，大概是把几种病都混在一起了吧。这回我不问病名，只打听病状。
现将第二次采访管瑞枝、孟庆宽、王玉兰（77岁）的口述整理如下：
A所谓“羊毛疔”的病症是呕吐、高烧、全身疼痛、无力、食欲不振，身上出红点，患病后1～２天死亡。据当地中医诊断，原因是卫生条件恶劣，受心理性压迫所致。其治疗方法为用银针刺胃，用吸球，或是用火罐拔淤血。轻者可治愈，重者根本无效。
B高烧、呕吐、泻肚、脓血便（当地人称为红白痢疾）。
C发烧、出疹、脸部、脖子、眼睛均呈红色。此症儿童居多，也有少数大人起痘疮。
采访日期：1995年4月21日
厂沟
曹德安（66岁）、曹德恒（58岁，支部书记）的口述：曹德安曹德恒1943年集家并屯后，到了第二年的3～6月，这里闹起了瘟疫。症状是红白痢疾引起发烧，浑身无力。那时生活条件极差，凡是得上这种病的人几乎都死了。从发病到死也就两三天吧，总共死了200多口人（记载是265人）。见中共兴隆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十万骸骨的碑记》第124页。这个村集家后是200户，1000多人。每家都挤住着4～５户。曹德安的父亲和曹亮、曹德林都是患红白痢疾死的，这一家就死了3口。另外，曹德恒的爷爷和大伯则死于瘟疫。除红白痢疾外，这里还发生过疟疾，打摆子，一阵一阵发高烧。
日军从双庙和白马川调兵到半壁山，然后便开始向“无人区”进攻。
仅在厂沟，三年间就有23人被杀害，其中有的是被拉到石庙村后枪杀的。讨伐队驻在鹰手营子，那儿离厂沟约50里，每隔4～５天就过来几个讨伐队的人。那是1944年的秋天，由于这里没盐吃，有4个人搭伙到遵化买盐去了，没想到走到半道上，就被讨伐队抓着给枪毙了。唉！只要进了“无人区”，被抓着就得死。
采访日期：1995年3月12日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
双庙
燕青（74岁）的口述：
燕青这里之所以叫双庙村，是因为村里有两座庙。1942年时，曾有100多人的日军驻在这里，其中有3～４个宪兵。
日军撤走后，1943年时，村里又开来了伪满洲国军。在双庙驻了两个连，在万人求驻了一个连，大水泉驻了一个连。仅那一年里，双庙村就住着200多人的伪满洲国军。到了1944年，邢昌盛的讨伐队又来了，其中还有一个日本人。在伪满洲国军驻守之前，讨伐队也经常来。不过这里没有打过仗。
双庙村的“人圈”是1943年春天建立的，共200多户1000多人住里边。村民和驻军吃的都是河水。
1943年开始流行瘟疫，1944年瘟疫闹得最凶，前后共死了200多口人。没听说日满军得这种病，兴许他们有医生也有药品吧。
当地的大夫把它叫做伤寒病。一般是2～３天就死。我的儿子和我哥哥都是由于拉肚，不到7天就都死了，而我的女儿当天就死了。人一得上伤寒病，就头晕，意识不清，恶心，不能进食，浑身无力。后来连猪也得上这种病了，猪身上到处都是一个个的小坑。当地的大夫说这叫家畜伤寒（有关伤寒和疟疾的症状，请参阅笔者的附记调查）。
那年，由于白马川警察派出所的警长刘贵财被游击队枪毙了，因此，大批日军和警察包围了白马川村，当场把从南岭抓来的20多名村民杀死，并在场院上摆设刘贵财的祭坛。随后又抓走了三四百人。集家并屯后，被日军杀害的都是外村人，没有双庙村的。日本投降时“人圈”里只剩下七八百人了。
采访日期：1995年3月12日
4月份，当我再次到双庙村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