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枚举。
对于那些已被赶进“人圈”的农民们，日军又以“细菌试验”等秘密手段，让他们患上传染病后大量地死去。其死因则可以说成是中国人不卫生所致。此外，每天农民们进出“人圈”都要受到军警的监视，而且每人都必须随身携带按有本人指纹的居住证以备检查。由此一来，非本地居民根本无法生活，他们的下场只能是饿死、冻死或病死。
日军对兴隆县百姓的残酷虐待行为，一直持续到1945年8月15日的战败，才算最后结束。
以前兴隆县不属于热河省管辖，只是后来日军划定国境线时，才将其强制纳入到伪满洲国的版图之中。由此我认为，兴隆悲剧的起因或许就是那条西南国境线吧。虽然其他县里也有国境线，但与之不同的是，兴隆县的周围有41座1000米以上的高山，况且这里又是伪满洲国的西南偏远之地。如此良好的地理环境，正是日军进行各种军事、政治等试验的理想场所。也正因如此，他们才敢随心所欲地在兴隆进行各种试验，其中就包括细菌、毒气、气球炸弹等生化武器。总之，凡是在其他的地方不敢公开的试验项目，全都拿到兴隆来了。
铃木元之的证言中也引述了其堂兄林铁雄讲过的一句话——“其实，西南国境线一带本来就是日军频繁进行细菌战及其他项目的理想试验基地。”引自铃木元之告发安达诚太郎的资料（1953年9月26日），（1）—119—2，235，2，第21号，载于《人体试验》第250页。
由此可知，兴隆的悲剧还表明，在日中全面战争期间，凡是兴隆所试验的结果都被日军广泛应用于中国的其他战场上了。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
人性破坏
西南防卫司令部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把丧失人性始终贯穿在新兵的训练之中，以此来组成一支支魔鬼部队。据《我们在中国究竟干了些什么？》中记载：
“铁拳制裁训练”并非上策，所以教官们便不断地用殴打、脚踢、掌嘴等方式来对新兵进行“自尊心制裁”。教官们故意用皮制拖鞋的底部去抽打他们，给他们的脸上留下鞋印，目的就是让新兵脸上的那种自尊和自信表情永远消失。
“新兵们都有父母。当他们降临到世间后，父母们也都倾心培养教育他们具有人性和人爱之心。但魔鬼训练营就宛如一架巨大的搅拌机，一切人性和人爱之心都统统地在这里被搅得粉碎。剩下的只是一个冷酷无情的躯体。当他们用刺刀杀死了绑在柱子上或者是装入口袋里的活人后，新兵们的训练科目便就此结束”。引自（日）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编：《我们在中国干了些什么？》第166页。
新兵们自然不会甘心忍受这种最底层的压迫生活。一年训练后，这些已丧失了人性的士兵们便会通过压抑转移法，去面对所有的人。这就是日军保持军人心理平衡的一种魔鬼训练方式。
承德市档案局的王克君局长让我查阅了该局保存的一些日伪时期的历史资料。他说：“重要资料都送到北京的中央档案馆去了。这里现存的主要是人员花名册之类的东西，所以可能对你用处不大。”我查阅后确认，这是一些有关热河及兴隆日军的人员配置和宪兵名册的基本资料。此外资料中还夹杂着几份用日语写成的命令文件。其中清晰可辨的是，上面特意注明：“誓死不许动摇”等字迹。这反过来则证明，当年伪满洲国军中就曾发生过动摇之事。此时此刻我才理解了，当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们打出的悲壮救国口号——“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真正含义。
对于这100余册的合订本，我也只能是走马观花地翻阅一下而已。不过，我发现后面大部分是特务名册。由此可知，日军当年已在热河省建立了庞大的特务体系。这些以出卖情报为生的中国败类在各级各界乃至各村都有。为了表示忠诚，这些人不惜向日军出卖自己的同胞，甚至有人还提供出了妇女的名单。但日本投降后，这些特务汉奸都得到了应有的惩处。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
不义之战
可以说，我在调查兴隆惨案的过程中就已明确感到，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那场战争确实是一场非正义之战。正因为如此，日本人在那场战争中所表现的也只有是颓废、残忍及丧失人性。那么有谁愿意将自己的儿子、丈夫、父亲、恋人及朋友送上这种非正义战争之路呢？又有谁愿意去屠杀那些异国他乡的无辜百姓呢？此外，那些为不义之战而死去的人果真就获得名誉了吗？他们死得其所吗？正因为他们死得毫无价值，所以活着的人们才想方设法地去弄清当年那场战争的真相。当然也有人会认为，死者至少是为国家献身的。然而，如果人们知道当年那场战争，完全是因为国家与军队的疯狂行为而引发的不义之战的话，那么人们必定会大声疾呼：“还我父亲！还我丈夫！……”
那么他们死的意义究竟何在呢？其实靖国神社就是一个蒙骗白白送死者的场所。如果那里的亡灵有知的话，他们肯定也会咬牙切齿地对此进行诅咒。我想，那些死无价值的亡灵们惟一能发出的警告就是：“抚慰我们灵魂的最好方法，首先是承认我们的死毫无价值，同时切勿再让年青一代为无益的国家权力去充当炮灰吧！”我认为，他们已经牺牲了自己的躯体，理应得到这种呼吁和平的发言权。尤其是在战后50周年的这个夏季，日本人更有义务去倾听亡者的这一忠告。
兴隆县的老人们一见到我就说：“你是相隔50年后我们所见到的第一个日本人。”我向他们表示道歉，并说是日本人在那场战争中使你们蒙受了巨大的苦难。对此，他们则回答说：“那已经是过去的事了。”不过，我这个日本人的道歉却令他们感到欣慰，同时他们也敞开了心扉，向我诉说起了当年的痛苦经历。
他们是那场战争的幸存者。至今，他们仍能屈指数出那些死难者的名字。而他们自己却是靠相互抚平伤口生活下来的。他们当然不会忘记那些日本鬼子的名字、面孔及声音的。对这些幸存者而言，那种痛苦的经历已深深地刻在了他们的记忆中，并将终生难忘。而如今我们能做到的，则是调查和验证那些历史事实，让更多的人铭刻在心。与当年那些持枪荷弹，未经允许便肆意闯入别人家园的日本人相比，如今的日本人则是为建立新的友谊而来。为此我衷心地希望，这份兴隆惨案的调查报告或许能为今后的日中友好尽上一份绵薄之力吧。
无论是兴隆县的老人还是年轻人，他们的目光都是那样纯朴清澈。尽管目前他们仍很贫困，但人们却都昂首挺胸地生活着。这就是当年抗日根据地的那种不屈不挠精神，而它将永远生生不息地相传下去。
邓一民主编校
石德璋校译
王建中吴云译日本军侵略中国实录（节选）
（日）“中国和平之旅”写真集编辑委员会
严密警戒与监视：上图为碉堡，下图为铁丝网。这是日军在热河制造的“无人区”。将农民全部迁出，周围围起高高的围墙。
“无人区”当年在沿万里长城，即“伪满洲国国境线”一带，有许多抗日游击队的根据地。这些抗日游击队不但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支持，而且有的农民还自带武器参加了抗日队伍。日军为了切断当地老百姓与抗日游击队的接触，以防这里成为抗日后方阵地，于是就强制农民集中到“集团部落”里，即中国人称的“人圈”。村民搬走后的地方就划定为“无人区”。
这个“无人区”东起山海关西至独石口，东西长约1000公里，面积有5万平方公里。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
“三光作战”村
河北省丰润县潘家峪
8月9日我们考察团行程的第三天，上午7点半，大家分乘两辆大巴士离开北京的驻地，向唐山市进发了。虽说是在清早，却感到闷热。天空上笼罩着晨雾，能见度很低。
巴士开出不久，导游孙盛东先生以严肃认真的口吻说：“各位朋友注意啦！有一件事情拜托大家，我们现在去的地方是不准外国人进入的地区，这次是经特批才准许我们去的。请大家把相机关好，绝对不要拍照。”这时我们才看到前面不远处，不知什么时候冒出了一辆公安局的前导车。顿时，拿着相机想拍照中国风景的团员们感到有些失望和紧张。
公路两旁是连绵不断的玉米地，道路崎岖不平，巴士在环绕群山间的公路上摇摇晃晃地行驶了一个半小时后，终于到达了第一个目的地——潘家峪村。
在农家的小院里，葡萄架上结满了果实，好一派恬静的田园风光。谁会想到就是这么一个平凡的小山村，竟会在1941年遭到日军“三光作战”的摧残。
这是对村民进行大屠杀时地主住宅的遗址（这不是战争当时的原样，战后已修复。）
发生大屠杀时地主居宅的进口张凤云先生的证言（1927年出生）日本兵追杀村民时用刺刀刺在门扇上的遗痕——用手指的人就是张凤云
迎接考察团的是幸存者张凤云先生，现年64岁。当年他家共有11口人，被日军杀害的有7口，其中包括他的祖父母、兄、弟、妹妹等。现在他和妻子及四儿子一起过日子。
据张先生介绍，1941年1月24日深夜，日军突然包围了潘家峪村，天还未亮时，就把村民们赶到村旁的一处池塘里集中起来。因为是冬天，池水已经结了很厚的冰，人再多也掉不下去。这时，日军便向村民审问起了抗日游击队的情况。因审问无结果，日军一怒之下，从人群中拽出几个人立即就枪杀了他们。
此后，日军又将村民驱赶到位于村中央的地主大院里，先把已准备好的干草、松枝等易燃品倒上汽油点燃。随后，站在院墙上的日本兵一齐向院内射击，大部分村民无处可逃当场牺牲。只有少部分村民从大院里冲出去，和日军展开了搏斗，最后也都被日军枪杀或刺死，院里院外村民的血流成了河。
天刚亮，日军再次开始扫荡村庄，这次敌人抓了约30名老人和孩子，带到离地主家不远处的一个山坡上，用刺刀挑死后，把全部尸体扔下山坡。当天，牺牲的村民人数竟高达1230人！
向访华团介绍大屠杀情况的张凤云先生
29人借助逃生的粮仓
因张先生当时只有13岁，正好倒在被杀的村民身体下面才幸免于难。其他幸存者中，有的是从被手榴弹炸开墙的豁口中逃生的；另有29人则是躲在未被点燃的粮食仓里，才奇迹般地生存下来了。包括他们在内，此次大屠杀的幸存者共有百人左右。当时这座地主家院落已被烧得残垣断壁，面目全非。而现在的房屋和院落是后来重建的。惨案已经过去50年了，在此期间，也曾有几个日本团体到这里考察过，因张先生是幸存者之一，且又口齿清晰，故每次都由他担任讲解。他说：“死者中还包括30名儿童和35名怀孕的妇女，在村内全家被害的有33户。就在日军撤离的当晚，八路军便赶到了这里。请看，纪念馆里挂着的照片，就是当时拍摄下来的。”随后张先生又接着说：“我们坚决反对的是日本军国主义，但对来自遥远的日本朋友能前来考察则表示衷心的感谢。”
远远地围着在看访华团的当地人
这些日本教师听了张先生热情而又意味深长的解说，顿时陷入了一片沉思之中。
张先生现场解说之后，又领我们参观了设在村口处的祭祀牺牲者的祠堂和阶级教育展览馆。那里的所见所闻，再次证实了张先生刚才讲解的内容。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
纸制牌位
祠堂和阶级教育展览馆都在“潘家峪革命纪念馆”的同一处宅院里。步入正门二三十米的地方是祠堂，进入室内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写着小字的纸制的“牌位”。“这里记录的都是被害者及其家属的名字，”张先生介绍说。这是一座进深5米、宽20米左右的长方形庙宇，正前面的墙壁上镶着玻璃框，里面贴着牌位。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女儿云头5岁，女儿石头7岁，女儿百头10岁，儿秀弟16岁，儿秀志20岁，潘印元50岁，妻刘氏51岁等人的名字。从年龄上推测可知，这是从双亲到5个孩子共计7口人全部被害的一家。据介绍，全村中像这种全家遭灭绝的共有33户。当团员们沿着墙壁转着观看牌位上的那些死难者的名字时，不知谁喊了一声：“唉！太残酷了！”供着牺牲者的祠堂
在祠堂内解说的张先生
照片作证
大家献花、默哀后又走进了旁边的阶级教育展览馆。在这里大家的心灵又一次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因为刚才幸存者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