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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界限好像早已沿着一个已经存在的公共空间被描绘了出来，不过，没有这样稳固地保护，这一空间就不能长久地存在下去，就不能比行动和言语持续更久。当然，不是从历史意义而是从比喻和理论的意义上可以说，似乎是那些从特洛伊战争中生还的人希望行动的空间永存（这一空间来自其伟业与痛苦），以便他们在战后各自疏散、返回原先的家园时能阻止它的消亡。）
确切地说，城邦不是地理意义上的城邦国家，它是随言行一起出现的人的组织形式，其真正的空间存在于以共同生活为目的的人们之间无论这些人碰巧生活在什么地方。〃不管你走到哪里，你总是城邦的人。〃这句名言不仅成为希腊拓殖的口号，而且还表达了这么一种坚定的信念，即行动和言语在参与者中间创造出了一个空间，从而使得参与者无论何时何地都能找寻到自己的恰当空间。这是一个最宽泛意义上的展现的空间，在这一空间中，人们互相展现，木像其他生物或无机物那样生存，而且明确地展示自身的形象。
这个空间不是永存的。虽然所有人能言能行，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像奴隶、外邦人和古代的野蛮人，像摩登时代以前的体力劳动者或工匠、我们社会中的固有职业者或商人并不生活在这个空间中。更何况没人能够永远生活在这个空间中。被排斥在这个领域之外，就意味着被剥夺了现实性从人性与政治的意义上说这一现实性与展现是一回事。对人来说，世界的现实性是以他人的参与及自身向所有人展现为保证的；〃向所有人展示，我们称之为存在〃，一旦缺少这种展示，无论什么都会像梦一样飘然而至，又飘然而过，充斥的尽是我们自己而不是现实。
《人的条件》
汉娜·阿伦特著
第五章 行动
28．权力与展现的空间
只要人们以言行的方式聚集在一起，展现的空间就形成了。这一空间因而在时间上早于公共领域所有形式上的组织构造和各种不同的政府形式，即从中可以组织公共领域的各种形式。它的奇特之处在于和我们手工制品存在的空间不同虽然它不比促其产生的运动更持久，但它不仅连同人的疏散一起消亡就像大难临头，一个民族的政治体系即遭毁灭而且还连同各种活动本身的消失或受阻而走向消亡。人们聚集之地就是公共领域的潜在之所，但这仅仅是潜在的，而非必然的，更非永恒的。文明可能有兴有衰，强大的帝国与伟大的文化也可能在没有外来灾难的情况下渐渐衰败与毁灭在这些外部原因起作用之前，内部不易被人察觉的，但却是招致灾难的腐化往往就已经出现了所有这些都归因于公共空间的奇特性，由于公共领域最终依赖于行动和言语，所以它永远不会丧失其潜在的特征。首先破坏、继而毁灭政治共同体的乃是权力的丧失与最终的无能为力。权力不能像武器一样贮存起来以应付紧急状况，它只存在于其实现中。在权力没有得以实现的地方，它也就不存在。历史充满了这样的例子：财富不能补偿权力的丧失。权力只有在行动和言语还未分离的地方，在言语不空洞、行动不粗野的地方，在言词不用来掩饰目的而用来揭示现实、行动不用来侵犯与毁灭而用来建立关系和创造新的现实的地方，才得以实现。
权力是使公共领域（行者言者之间潜在的展现空间）得以存在的东西。这个词本身它在希腊语中的同义词是dynamis，就像拉丁语的potentia或德语的Macht（该词源于mbgen和m呛ich，而非Machen）表明了它〃潜在的〃特征。正如我们要指出的，权力永远是一种潜在的存在，不像暴力或力量，它们是一种固定的、可度量的、可靠的存在。虽然力量作为个体的自然属性可以被孤立地看待，但权力只有在人们一起行动时才会在人与人之间体现出来，并随着人群的离散而不复存在。正因为这一奇特性即权力与人只能被实现而不能完全具体化的所有潜能相联因此，不受物质因素（不管是数量还是手段）制约的程度之高，令人惊讶。一小撮组织严密的人几乎可以无限期地统治疆域辽阔、人数众多的帝国。在历史上，小国穷国胜过强国富国也非鲜见。（大卫和歌利亚的故事只是从比喻意义上说是真实的。少数人的权力可以大于多数人的权力；但在两个人的竞争中，不是权力而是力量决定胜负。此外，还有智慧，即脑力和体力在同等程度上促成了这种竞争的结局。）另一方面，民众反抗强大的统治者可能产生出一种不可抗拒的权力，即使它在更强大的力量面前会放弃使用武力。称此为〃消极的抵抗〃显然带有讽刺意味。这是人们曾设想出的一种最积极有效的行动方式，因为它不会受到战争（战争中有赢有输）的还击，它受到的只是大屠杀在屠杀中即使胜者也遭到了失败，并被战利品所蒙蔽，因为没人能统治死者。
产生权力的唯一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是人们共同生活于一处。只有在人们共同生活的地方（行动的潜能因而木断地展现出来），权力才能同他们一起存在；城市的建立作为城邦国家，这些城市为西方所有的政治组织提供了一个范式因而成了权力产生中最重要的物质先决条件。行动转瞬即逝后使人们共处的（今天我们称之为〃组织〃）以及与此同时又能使人们通过共同生活而让生命得以延续的是权力。此外，无论是谁，也无论出于何种理由不管他的力量是多么强大，也不管他的理由多么充分只要他孤立自己，不投身于这种共处之中，那么他就会失去权力，成为无能为力的人。
如果权力不只是共处生活中体现出的这种潜能，如果它可以像力量一样拥有或者像暴力一样实施（而不是依赖于许多人的愿望和企图达成的木可靠的、暂时的一致意见）的话，那么，人类就可能变得全知全能。权力和行动一样是无限的；在人性及人的自然生存的意义上说，权力同力量一样是不受物质限制的。它的唯一的限制就是其他人的存在，但这种限制不是偶然的，因为人的权力同人类最初的多重性是相一致的。基于同样的理由，权力不受削弱，也可以被分割；互相制约与平衡的权力的彼此作用甚至更易于产生更多的权力，只要这种相互作用存在，并至少不导致僵局出现。相反，力量是不可分割的，虽然它也可受到他人的制约与平衡，但这里多重性的相互作用意味着个体的力量受到明确的限制这种限制是有限度的，而且也会被多数人的潜在权力所控制。把生产物品必需的力量等同于行动不可或缺的权力，只有在把它当作神的非凡天性时才是可以想像的。因此，在多神论看来，全知全能绝不是神的特征，不管神的力量如何优于人的力量。相反，对全知全能的渴望总是意味着多重性的丧失，除了乌托邦式的hurls。
在人类生活的状况下，唯一可以替代权力的不是力量它在权力面前无能为力而是暴力，只要一个人可以用它来反对同伙，一个人或少数人还可以通过获得暴力的手段来垄断力量。但是，尽管暴力能够摧毁权力，它却决不能取代权力。从这当中产生了绝非不常见的暴力与权力虚无（一系列的）相结合的政治联合体。激烈壮观然而却以完全无效的方式消耗自己的虚弱的暴力，它们既未留下丰碑，也未留下放事，也不足以载入史册。在历史经验与传统理论中，这种联合体（即使人们不这样看）因港主政治而著名。对这种政体的经久的恐惧不完全是由它的残暴引起的正如众多仁慈的磨主和开明的暴君所表明的那样，残暴不是其不可避免的特征而是由它谴责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无能和无效引起的。
据我所知，更重要的发现是由孟德斯鸠作出的，他是认真研究政体问题的最后一位政治思想家。孟德斯鸠意识到，港主政治的显著特征是它建立在孤立之上君主孤立于臣民、臣民由于相互间的恐惧和猜疑而彼此孤立因此，磨主政治不是诸种政府形式中的一种，它同人类基本的多样性状况相抵触。这种多样性状况意味着言行不分离，它是所有政治组织形式的先决条件。借主政治不仅能够在公共领域的某一特定部分，而且能够在整个领域防止权力扩张。换言之，它像其他政治体系产生权力那样自然地产生无能。这在孟德斯鸠的阐释中使得有必要在政治体系理论中赋予磨主政治一个特殊的位置：它不可能独自确立一种足够的权力，以在展现的空间（即公共领域中）长存；相反，它一经形成，就孕育了毁灭自身的种子。
令人奇怪的是，暴力摧毁权力要比它摧毁力量来得容易。虽然潜主政体总的特征在于臣民的无能，他们丧失了一起言、一起行的人的能力，但是软弱无能并非其必然的特征。相反，如果统治者〃仁慈〃，使其臣民摆脱孤立状态的话，那么在这种环境下，手工制作与艺术便会兴旺发达。另一方面，力量（自然赋予每一个体的、不能与他人共享的礼物）能比对付权力不管从历史上来说是通过勇敢地认同战争与死亡，还是从禁欲的角度来说是通过以自给自足与消极遁世的方式承受所有痛苦烦恼更有效地对付暴力。在上述两种状况中，个人及其力量的完整未受触动。事实上，力量只能被权力摧毁；因而在多数人联合起来的暴力中总是处在危险的境地。当弱者为了摧毁强者而联合起来时（但不在此前），权力就被侵蚀了。权力欲就像从霍布斯到尼采以来的摩登时代对它所作的或是颂扬或是谴责的理解那样远不是强者的一个特征，它像妒忌与贪婪一样也是弱者的一种恶习，甚至可能是弱者恶习中最具危险性的一种恶习。
如果可以把潜主政治说成是用暴力代替权力的一种未造企图的话，那么作为潜主政治名符其实的对立面的暴民政治，其特征在于它是一种用权力代替力量的更有希望的企图。权力的确能摧毁一切力量；我们知道，只要主要的公共领域是社会，那么就永远会有这一危险：那些不学无术的人通过〃共同行动〃的变态形式（既引诱又威胁，还有派系斗争的诡计）被推到了前台。对暴力的极度渴望（摩登时代一些最富有创造力的艺术家、思想家、学者以及工匠们的特征）是那些社会试图骗取其力量的人的一种自然反应。
权力维护公共领域和展现的空间，因而它自身也成了人类技能的生命线，这一技能除与言行相联，与人类事务、人际关系之网及其产生的故事相联，否则就会失去它最终的政治理由。没有人类的交谈，没有人类的居所，世界就不再是一个人类技能的世界，而只是众多毫不相关之物的堆积（其间每个孤独的个人都可以随意往这当中增添一样东西）；没有提供人们住所的人类技能，人类事务就像游牧民族的漂泊不定一样空虚和无效。《传道书顺言的忧郁的智慧〃虚无之虚无；一切皆空……阳光下没有新的东西，……既不存在对先前事物的回忆，也不存在对后来事物的回忆〃并不必然来自一些特定的宗教体验；但是，不管何时何地，只要不再相信世界是一个适合人类展现自我以及人类言行的场所，那么，这一智慧肯定是免不了的。没有能给世界之呈现带来新开端（这一开端是每个人基于出生就能做的）的行动，那么〃阳光下就没有新的东西〃；没有言语去物化和记忆（不管如何短暂）向外展现和闪亮的〃新事物〃，〃就没有回忆〃；没有人工物品的持久长存，就没有对后来事物的回忆。没有权力，通过公众言行产生的展现空间就会像生动的言语与行为一样瞬即消逝。
历史上也许没有能比像对权力的信任更短命了；没有什么能比柏拉图和基督教对参与展现空间的不信任更持久了；也没有什么东西最终在摩登时代能比坚信〃权力腐败〃更能博得众人的认同了。伯里克利的话（正如修昔底德记叙的）就其极度的信心而言也许是独特的人们可以在同一时间里以相同或相似的姿态（可以这样说）展现和保留其伟大性，这样的行动足以产生dynamis，无需为了使dynamis留在现实中而改变技艺者的具体化。尽管伯里克利的演说符合并明确表达了雅典人内心深处的信念，但那些懂得其主旨在演说结尾处才表述出来的人总是以事后认识的可悲聪明来阅读这篇演说。然而，对dynamis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的信念尽管也许不长久当最初的政治哲学形成时，这种信念便到了末日但是，这种信念的存在足以使行动上升到viaactiva等级的最高层，并指出言语是区别人类生活与动物生活的决定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