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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过来也使他fi］丧失了对个性和身份的自觉意识；也正因为如此，劳动中产生的所有〃价值〃超越了它在生命过程明显的功能，它完全是〃社会性的〃，在本质上与吃喝所带来的附加快乐没什么不同。社会性来自人同自然的新陈代谢活动，它不是建立在平等上，而是建立在相似上；在这一观点看来，以下一点再正确不过了〃从本质上说，哲学家在天资秉赋与性情方面同街头小贩并无多大区别，就像驯犬与猎犬没多大区别一样〃。亚当·斯密的这种观点确实更适合于一个消费者社会，而非交易市场中聚集的人群。这个交易市场使生产者的技能和品质得以展现，因而总是给差别提供了某些基础。
在一个以劳动、消费和共同表达为基础的社会里盛行的相似性与共同劳动的肉体经历密切相关在共同劳动中，劳动的生物性节奏促使劳动者融合成这样一个团体，以至于每个人都不再觉得自己是一个个体，而是都同其他人相连的一分子。当然，这也缓和了劳动带来的辛劳困苦，就像排队行军可以使每个士兵走得轻松一样。因此，对于动物化劳动者而言，这一点是非常正确的：〃劳动的意识与价值完全依赖于社会状况。〃即依赖于劳动和消费过程轻松自如地发挥功用的程度，而不受〃恰当表达的专家态度〃的制约。问题仅在于，最佳的〃社会状况〃正是那种有可能使人的身份得以丧失的状况。众人合一在根本上是反政治的；政治或商业社会盛行的是众人合一的反面一以亚里土多德为例这一反面不包括两个物理学家的结合，而是一个物理学家和一个农民的结合，〃总之，是不同的独特的人〃的结合。
公共领域中的平等必然是一种不平等的平等，在某些方面以及出于某些特殊目的需要被〃平等对待〃。如此，平等化的因素不是来自人的〃本性〃，而是来自外部，就像金钱（再举亚里士多德为例）作为一种使物理学家和农夫的不平等活动平等化的外部因素为人所需一样。因此，政治平等与我们在死亡面前的平等（死亡作为所有人的共同命运来自人的条件），与上帝面前的平等（至少，在基督教的解释中我们平等地面对人生与生俱来的原罪）恰恰相反。在这些例子中，无平等者可言，因为相似性随处可见；不过，基于同样的理由，这种相似性的实际经历（即生与死的经历）不仅在疏离状况中发生，而且在完全孤独的状况中发生。在这种状况中没有真正的交流，更不用说结盟与组织社团了。从尘世和公共领域的角度说，生死以及表明相似性的一切东西都是非尘世的反政治的、真正的超验体验。
动物化劳动者无力作区分、无力言语和行动，这好像被古代和摩登时代缺乏令人瞩目的、重大的奴隶反抗所证实。然而，同样令人瞩目的是劳工运动在现代政治中所起的突然而至、而又常常具有非凡成果的作用。欧洲的工人阶级（就其组织起来、因而成为人民的领导者而言）在现代史上写下了最辉煌、也许是最有希望的篇章。，不过，尽管政治和经济的界线，政治组织和工会的界线已经模糊，但这两者不能被混淆。保护工人阶级利益并为之战斗的工会有责任使自身完全融入现代社会，尤其有责任在经济安全、社会威望及政治权力方面得到显著提高。工人阶级的政党在大多数时间里一直是利益集团，这与代表其他社会阶级的利益集团没什么不同。差别只在于，在那些罕见的、决定性的时刻（即在革命的进程中），会突然出其不意地出现这种状况：这些人如果没有正式的党纲和意识形态的指导对在现代条件下建立民主政府具有自己的看法。换言之，二者的区别不是一个极端的社会与经济要求的问题，而只是对上种新的政府形式所持的立场。
历史事实工人阶级的政治生产力与从劳动活动的分析中得到的表面资料之间显而易见的差异，很可能在深入考察劳工运动的发展结果及本质后不复存在。奴隶劳动与现代自由劳动之间的主要区别不在于劳动者是否拥有个人自由行动、经济行为及个人不可侵犯的自由，而在于他是否有权参加公共领域的活动，并作为一个公民获得完全的解放。劳动史上的转折点是取消选举权的财产资格。一直到这之前，自由劳动的地位一直与古代不断获得解放的奴隶人口的地位非常相似；这些人是自由的（与外籍居民的地位相同），但不是公民。与古代奴隶的解放相比作为一条规则，当奴隶不再是奴隶时，他也就不再是一个劳动者；因此，奴隶制保留了劳动的社会条件，不管有多少奴隶获得解放，劳动的现代解放旨在提升劳动活动本身，而这在作为人的劳动者享有个人及公民权利之前就已是事实了。
然而，劳动者事实上的解放还有一个重要的附带影响，这就是这一人口的全新部分或多或少突然被允许可进入公共领域，也就是公开出现；幽与此同时，不被纳入社会，不在社会一切重要的经济活动充当任何领导角色。可以说，这些人又被排斥在公共领域之外。在人类事务领域中展现自我、惹人注目，它的一个重要作用也许再也没有比这个事实所作的解释更准确的了：劳动者，当他们登上历史舞台时，就感到有必要穿上自己的服装，在法国大革命中他们甚至从服装中产生了自己的名字。借助这套服装，他们将自己与其他所有人作了区别。
劳工运动之所以在其早期遭受挫折这一情况在资本主义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如东欧，还有意大利或西班牙，甚至法国仍然如此在于它反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这些运动之所以能在一个相对较短暂，且常常处于极端不利的环境下争取到巨大的潜在力量，乃是由于这一事实：不管所有的高谈阔论与理论观点怎样，他们是政治舞台中唯…一支不仅捍卫自己的经济利益，而且在进行一场成熟的政治斗争的阶级力量。
《人的条件》
汉娜·阿伦特著
第五章 行动
31．制造对行动的传统替代
在最初对有形产品和可见利润以及后来对顺利行使职责和社会交往的关注方面，摩登时代不是第一个谴责政治活动，尤其是言行的空虚无聊的时代。国对行动三方面受挫行动结果的不可预见性、行动过程的不可逆性与行动者的不可知性的愤怒几乎和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一样由来已久。总有一种寻找行动的替代物的企图，以期人类事务领域能够避免众多行动者固有的随意任性和无道德责任感，这对行动者以及同样对思考者来说一直是一种巨大的诱惑。历史上解决此问题的方法的千篇一律恰好证明了问题的简单性。一般来说，这些方法总是倾向于在一种活动（在那里，一个同所有其他人相疏离的人自始至终控制着自己的所作所为）中避免其不幸的结局。这种以制造代替行动的企图在反对〃民主制〃的整个观点中非常明显，这一观点首尾贯一，论证有力，有可能变成一种反对政治要素的观点。
行动的不幸结局来自人类的多样性条件，这种条件对展现空间，即公共领域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取消这种多样性与取消公共领域本身无异。从多样性危险中获得拯救的最显而易见的方法是实行君主制，或一人统治这种统治有多种形式：从反对所有人的绝对专制到仁慈的专制统治，以及到民主制的一些形式。此时，多数人形成一个集体性组织，人民成了〃众人合一〃，因而使自己成了一个〃君主〃。国柏拉图提出了哲学王的解决方法（用哲学王的〃智慧〃克服行动的复杂性，好像它们是一些可解决的认知问题）仅仅是决非最少专制色彩的一人统治的变种而已。这些政体形式的问题不在于它们的残酷（它们通常并不残酷），而在于它们运转有效。如果磨主懂得自己的职责，他们也许会在每一件事件的处理上都表现得仁慈温和，就像庇西特拉图那样，他在古代的统治甚至可以同〃克罗诺斯的黄金时代〃相媲美；对现代人来说，他们的统治措施听起来非常〃温和〃和仁慈，尤其当我们听到尽管这并未成功古代的佩里安德斯，即科斯科的港主企图废除奴隶制时，就更是如此了广但是，他们一般都把公民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并坚持主张，尽管〃统治者应参与公共事务〃，但也要过问私人事务。国当然，这不啻于督促个人勤俭努力，但公民从这政策中看到的只是企图剥夺他们参与共同事务必需付出的时间，而非别的什么东西。正是这些专制政体显然不持久的优点（稳定、安全和有效率）才是人们应当加以留意的，如果这是因为这些优点为权力不可避免的丧失铺平了道路的话（即使实际的灾难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发生）。
从人类事务的脆弱性逃向安定和秩序的稳固性，这使以下一点有可取之处：自柏拉图以来的大多数政治哲学被轻易地理解成各种旨在为逃避政治寻找理论基础和实际方法的尝试。所有这些逃避的标记是统治这一概念，也就是这一概念：当一些人有资格发布命令，而另一些人被迫服从命令时，人们才能合法地在政治上生活在一起。这一普遍概念早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就有了，他们认为每个政治社会都由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组成（在这一概念上接着建立了流行的政府形式的假设一人统治或君主制，少数人统治或寡头制，多数人统治或民主制），此种概念的基础与其说是对人的蔑视，不如说是对行动的怀疑；它来自寻找行动的替代物的渴望，而不是来自不负责任的或专横的权力欲。
从理论上说，从行动逃向规则的最简洁、最深刻的论述是在《治国者》一书中。在这本书中，柏拉图区分了两种行动：archein和prattein（〃开始〃和〃获得〃），这两种行动在希腊人的理解中是相互联系的。正像柏拉图所注意的，问题在于保证开创者完全控制自己开始的行动，并在无需他人帮助的情况下将这一行动进行到底。在行动领域中，当怀着各自动机与目的的其他人再也不主动从事事业，而习惯于俯首听命时，另一方面，当具有主动性的开创者不让自己介入行动本身时，就不能获得这种离群索居的控制。这样，开始（archein）和行动（Prattein）就可能成为两种完全不同的活动，开创者成了〃不用行动（Prattein），只是统治（archein）那些有执行能力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政治的本质就是〃知道开始以及何时在最重大的事务上进行统治〃；行动本身完全被消除了，成了单纯的〃执行命令〃。南柏拉图首次对知道但不行动的人和行动但不知道的人作了区分，而没有落入俗套地把行动与开始和结果连结起来；这样，知道要去做什么和正在做什么就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行为表现了。
自柏拉图自己直接用统治者同被统治者的区别来鉴定思想与行动的分界以来，很明显，柏拉图的这种区分是以家务活动作为其经验基础的。其间，如果主人不知道要做什么，又不给那些一无所知的奴隶下达命令的话，那么什么事情都办不了。的确，在这里懂的人不必去做，做的人也无需思考，无需有知识。柏拉图还十分清醒地意识到：当他把公认的、赞成一种秩序良好的家庭的原理运用到家庭的管理中去时，他已经给城邦提供了一项具有革命性变革的建议。囤（通常的一个错误在于把柏拉图看成似乎主张废除家庭和家务；相反，他希望扩展这种生活方式，直至每个公民都被容纳到一个家庭之中。换言之，他想取消家庭共同体的私人特征，正是出于这一目的，他建议废除私有财产和个人婚姻的法律地位。）囫按照希腊人的理解，统治和被统治之间的关系、命令和服从之间的关系就其定义来说是同主人和奴隶之间的关系一致的，因而排除了行动的所有可能性。因此，柏拉图的主张（在公共事务中，行为规则应该来自秩序良好家庭中的主仆关系）实际上意味着行动不应当在人类事务中起任何作用。
显然，比较专制君主致力于在公共领域排斥除了他以外的任何人，柏拉图的计划为人类事务的一种永恒秩序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尽管每个公民都部分地参与公共事务，但他们的确像一个人那样采取〃行动〃，没有一点内部纷争，更不用说派系冲突了：通过规则，除了身体的展现外，〃在其他所有方面都众人合一。〃囫从历史上来说，统治这个概念（尽管最初来自家务活动及家庭领域）在组织公共事务方面起到了最关键的作用；对我们来说，它永远与政治有关。这使我们不应该忽略这一事实，即对柏拉图而言，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