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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介于生死之间的生命最终都可以作为一个有〃开端〃和〃结局〃的故事来讲，这是历史的前政治和前历史状况，伟大的故事既无开头又无结尾。但是，为什么每个人的生活历程都在述说自己的故事、为什么历史最终成了人类的〃故事书〃其间有众多的行动者和言说者，但却没有真正的作者其原因在于它们都是行动的结果。历史上伟大的不知名人物（他已经令现代历史哲学陷于困惑）不只是在这样一个时刻人们把历史视作一个整体、并意识到历史的主体（即人类）是一个永远不可能成为积极行动者的抽象存在才出现的；他已经使自前古时期以来的政治哲学陷于困境之中，并加深了自柏拉图以来哲学家们对于人类事务领域所抱的一种蔑视态度。个人困惑的地方在一连串构成一个有着独特意义的故事的事件中，我们最多能够孤立启动整个行动过程的行为者，尽管这个行为者常常仍然是主体卿故事的〃主角〃），但我们不可能明确地指出他是故事最后结局的作者。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柏拉图认为不必认真地对待人类事务（即行动的结果），人们的行动就像由幕后操纵的木偶的动作一样，因而人类看来就像上帝的一种玩物。值得注意的是，柏拉图（他毫无现代历史观）本来应当是第一个首创舞台后行动者（他隐藏在行动着的人的身后操纵木偶并对故事负责）这一比喻的人。就这一事实而言真实的故事（与我们创造的故事不同）是没有作者的柏拉图的上帝只不过是一种象征，这样他就成了天命的预报者〃看不见的手〃、大自然、〃世界精神〃等等之类。有了这些，基督教和现代历史哲学家就试图解释这一难题虽然历史将其存在归功于人，但很显然，它不是他们〃制造〃的。（事实上，没有什么比我们在所有历史哲学中发现的那些幕后看不见的行为者的引入更能清楚地表明人类历史的政治本质了即行为和行动的故事、而非思想的趋势和力量，仅仅凭这一理由，就可以把历史哲学看成是〃伪装〃的政治哲学。基于同样的理由，亚当·斯密需要一只〃看不见的手〃来指导交易市场中的经济行为，这一简单的事实清楚地表明：不只是纯粹的经济行为包含在交换当中；当〃经济人〃在市场上展现自身时，他此时既非制造者也非商人、小贩，而是一种行动的存在。）
幕后看不见的行为者是一种来自智力困惑药发明，但它与实际经验不相符。通过这一发明，来自行动的故事被误解为一个虚构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一个作者确实在牵引着木偶的绳索并指导这出戏。这个虚构的故事暴露了一个创作者，就像每件艺术品清晰地表明作者是谁一样。这不属于故事本身的主角，而仅仅属于故事得以存在的那种形式。真正的故事和虚构的故事的区别恰恰在于后者是被〃制作〃的，而前者不是。只要我们还活着，我们所致力的真实的故事不存在一个看得见或看不见的制作者，因为它不是制作出来的。故事展示出的唯一〃人物〃是其主角，这一主角只是唯一的中介人，在这一中介人中，一个独特的〃谁〃最初无形的展示通过言行变为有形的展示。某人现在或过去是〃谁〃，只有通过他本人是主角（换句话说，他一生的传记）的故事才能了解；我们对他其他方面（包括他可能创作与留传下来的作品）的了解只是告诉我们他现在或过去是〃什么〃。这样，尽管我们对苏格拉底他没有写下只言片语或留下任何作品的了解少于对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的了解，但我们却更加准确和熟悉他知道他是谁，其原因在于我们知道他的故事甚于知道〃亚里士多德是谁〃，故事中有关他的看法我们耳熟能详。
故事展现的主角无需英雄的品质。〃英雄〃一词最早出现在荷马的著作中，当时仅仅是赋予每一个参加特洛伊战争的自由人的称谓而已，有了它就可以讲故事。勇气我们现在觉得它是英雄必备的品质的含义实际上在人们乐意言行、乐意将自我融入世界并开始一个属于自己的故事时就已经有了。这一勇气不是必需的，甚至主要不与乐意受罪相连；勇气、甚至无畏早在人离开私人隐蔽之地并表明自己是谁时就已存在了，在展现并揭示自我时就存在了。这种最初的勇气没有它，言行以及（在古希腊人看来）自由将成为不可能其程度不可谓不大，如果这个〃英雄〃碰巧是个懦夫，那么其程度就更大。
言行的具体内容和普遍意义可以在艺术品中采用各种物化的形式，这些艺术品颂扬某一行为或成就，并通过变形和浓缩，充分展示一些非凡事件的伟大意义。然而，言行特有的展现性特征即明确地展示行动者和言说者是如此稳固地同绵延不绝的言行联系一起，以致仅仅通过复述或模仿就能得到再现和〃具体化〃。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模仿风行干所有的艺术中，但实际上它仅适合于戏剧；戏剧这一称谓（源出于希腊语动词全。fi，〃行动〃）表明了演戏事实上是一种模仿行动。但是，模仿的成分不仅存在干行动者的技巧中，而且如亚里士多德正确指出的，还存在于戏剧的创作或写作过程中；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只有当戏剧在舞台上上演时，它才完全进入生活。唯有行动者和言说者（他们再展现故事情节）才能传达不全是故事本身，而主要是在演戏中展示自身的〃英雄们〃的完整意义。四就希腊悲剧而言，这意味着故事的直接的及一般的意义是由合唱队表现出来的。合唱队不是模仿，其演唱内容是纯粹的诗歌；而剧中行动者由于避开了普遍化，从而也就避开了一切的物化形式，他们的无形身份只有通过模仿其行动才能表达出来。这也是为什么说戏剧和政治艺术同等高贵的理由所在；只有人类生活的政治领域才能同艺术相媲美。同样，也只有艺术，其唯一主体才是与他人发生交往的人。
《人的条件》
汉娜·阿伦特著
第五章 行动
26．人类事务的脆弱性
行动与制作不同，它在孤独的状况下是不可能的。孤独意味着被剥夺了行动的能力。言行需要周围其他人的参与，这和制作需要自然物质作其材料，并需要一个安放其最终产品的场所一样。制作面对世界，并同它不断发生联系；言行则面对他人的言行网络，并与之不断发生联系。坚信茕茕孑立，把他的力量归功于孤独的〃强者〃的普遍性论调，要么是纯粹的迷信（它建立在我们能在人类事务领域中〃制造〃某物的幻想之上，例如〃制造〃制度或法律，就像我们制造桌子和椅子那样，使它们〃更好〃或〃更坏〃）；要么是对所有行动（政治的和非政治的）有意识的失望，加上这样一种乌托邦希望：待人如待〃物〃是可能的。当行动处于危急关头时，每一生产过程所需的个人力量就变得毫无价值，不管这一力量是智力的，还是一种纯粹的暴力。历史充满了强者软弱无能的例子，他们不懂得如何从伙伴中获得帮助并与其合作。人们通常把他的失败归咎于命中注定低人一等，并在杰出人物面前产生自卑感。然而，尽管这些观察肯定不错，但这些文字未触及问题的核心。
为了阐明什么处于危急中，这里我们也许可以记起希腊语和拉丁语同现代的一些语种不同，它们有两个不同但却相互联系的词，用这两个词可以表示动词〃行动〃。两个希腊语动词archein（〃开始〃、〃领导〃，最后意指〃统治〃）和prattein（〃通过〃、〃获得〃、〃结束〃）对应于拉丁语中的两个动词agers（〃启动〃、〃领导〃）和gerere（其最初意义是〃生产〃）。这里，每一行动看起来好像都被分成了两部分：一个人创造的开端以及许多人通过〃开始〃和〃结束〃一桩事业，并经历其全过程而获得的成果。这些不仅以相同的方式相互联系，而且其用法也很相似。在两种情况下，最初只是表明行动的第二层意义（即〃行动之结果〃）的词语Prattdn和gerere成了人们用以表示行动之一般意义的用语；而表明〃行动之开端〃意义的词则成了带有特殊意义的用语（至少在政治用语中是如此）。当人们在特殊意义上使用archein时，它正要意指〃统治〃和〃领导〃；而agers则指〃领导〃而非〃启动〃。
这样，开创者和居重要地位的领导者（在荷马那里，即请多国王中的国王）的角色变成了统治者的角色；行动最初的相互依赖性，开创者和领导者为求援助而对他人的依赖以及其追随者为寻求行动的机会而对他的依赖，分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功能；作为统治者特权的发布命令的功能和作为臣民义务的执行命令的功能。这个统治者是孤独的，他的力量使他与其他人隔离，就像开创者（在发现另外的人加入之前）在开拓之初是孤独的一样。然而，开创者和领导者的力量恰恰表现在他的开拓性和甘冒风险性中，而不是在实际取得的成就中。就一个成功的统治者而言，他也许会将事实上属于众人的成就宣布为已有一些从不允许阿伽门农（他是一个国王而非统治者）做的事。可以这么说，通过这种宣布，统治者垄断了那些没有其帮助、他将一事无成的人的力量。这样，也就产生了对非凡力量的错觉，强者所以强是因为孤独，这种失误也随之而来。
由于行动者总是在其他行动者中行动、并与这些行动者相联，因此，他不只是一个〃行为者〃，而且同时也是个受难者。行动和受难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一项行动所开始的故事就是由行动导致的业绩与痛苦组成的。尽管行动可能出其不意地开始，但是可以这么说，由于行动通过中介进行，其间每个反应都成了连锁反应，每一过程都成了新过程开始的起因，因此，这些行动的结果是无限的、难以确定的。既然行动只是对那些有行动能力的人起作用，那么反应除了作为一种回答外，就一直成了一种自行其是并对他人产生影响的新行动。这样，人们之间的行动和反应就再也木会在一个封闭的圈子中进行，再也不能牢固地局限于两个参与者。这种无限性不仅仅是政治行动独有的特征，就狭义的无限性一词而言，似乎人们相互关系的无限性仅仅是相关者之数量无限性的结果，这一人数上的无限性可能受到忽视，其原因在于人数的无限性会促使人们顺从于一种有限的、可把握的环境状况；在限制性最强的环境中的一项最不起眼的行动，也会蕴含这种相似的无限性，因为一项行动，有时甚至是一句话就足以改变所有的局面。
此外，行动不管其特定的内容是什么，总是在确立各种关系，因此它具有这样一种内在倾向：迫使取消所有限制，穿越所有界线。虽然人类事务的领域中存在着各种限制与界限，但它们从未提供一个框架，以使新生的每一代人在其融入社会时能够用它来抵抗外部力量的袭击。一般来说，人类制度与法律以及与人类共同生活有关的所有事物的脆弱性，来自人类出生的状态；这种脆弱性与人类本质上的脆弱性无涉。界定私有财产、确定每一居家的范围，保护并使一个民族的物质认同成为可能的领土界线，以及保护并使个体的政治存在得以可能的法律，所有这些对于人类事务的稳定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原因恰恰在于，这些限制性、保护性的原则不会从人类事务领域中的各种活动中自行产生。就像领土的边界从未完全有效地预防过外来的攻击行动一样，法的限制性规定也不能完全有效地防止来自政治体系内部的攻击行动。行动的无限性只是其建立多种关系的非凡能力（即行动的特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