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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事哲学家从来不认为这是可能的但他丧失了用一般的、绝对的词汇来进行思考的能力，这样他同时理解并击败了传统哲学的标准和理想。我们现在用新的人和宇宙的两分法，或人的理解力和人不用真实理解就能发现和处理的一般规律这一两分法采取代传统的天地两分法）。不管这一不确定的未来到底是祸是福，有一点是确定的：即虽然它会极大地，甚至是根本性地影响现存宗教的用语和隐喻，但它既不可能取消，也不可能改变甚至转移信仰的未知领域。
虽然新的科学评《阿基米德支点科学》需要数世纪、数代人来开掘其所有潜力，而在它开始改变世界、为人类的生活确定新的条件之前大约只经历了两百年时间，但是，人类的头脑只经历了数十年时间（差不多一代人的时间）就从伽里略的发现和一些结论借此得以完成的方法及假设中得出了某些结论。人类思想在数十年内变化之巨，如同人类世界在数百年的变化一样，虽然这一变化仅局限于极少数属于科学家暨文学家学会的成员（这是所有现代学会中最奇怪的一个学会，是唯…一个在定罪和冲突的变化中生存下来、不进行革命、不忘记对那些不再志同道合的人表示敬意的学会人这一学会在许多方面借助训练有素的想象力，预示了所有现代人的思想的剧烈变化，这一变化只有在我们的时代才能成为政治上可展示的现实。国正如伽里略是现代科学的始祖一样，笛卡尔是现代哲学之父，尽管17世纪后主要是由于现代哲学的发展，科学和哲学比以往更明显地分道扬镳牛顿差不多是最后一个把自己的努力看作是〃经验哲学〃的人，并将他的发现提供给对〃天文学家和哲学家〃的反思，正如康德是最后一个也属天文学家和自然科学家之列的哲学家一样。但是，现代哲学将其起源和进展更多地归于一些具体的科学发现，而不是一些先前的哲学。这一在被抛弃之前一直是科学世界观的一种复本的哲学，在今天并未过时，其原因不仅在于哲学不管在哪里，它都是权威性的，它具有艺术作品一样的永恒性和持久性的本质，而且还在于在这一特例中，它紧密地联系着世界的最终演变，在这一世界里，许多世纪以来，真理只接近少数人，而现在则成了每个人的现实。
以现代哲学的主观主义（即从笛卡尔、霍布斯到英国的感觉论、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以及德国的理想主义和唯物主义一直到最近的现象学存在主义和逻辑或认识实证主义）忽略现代人的世界异化的和谐性是愚蠢的。然而，相信使哲学家的思想从旧的形而上学问题转向大量的反思（反思其感觉和认识器官，反思其意识，以及心理和逻辑过程）的东西是一种来自思想自主发展的冲动，或以各种同样的方式相信只要哲学牢固地坚守传统，我们的世界本来会变得不同也是愚蠢的。正如我们在前面说的，不是思想，而是事件改变了世界。作为一种思想的日心说体系与Pythagorean的猜测一样古老，像新柏拉图传统一样在我们的历史中长存，但它并未改变世界或人的思想。摩登时代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的始作俑者是伽里略而非笛卡尔。笛卡尔自己也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当他谈到对伽里略的审判和他的公开认错时，他一度想烧毁他所有的著作，因为〃如果地球的运动是虚假的，那么我的哲学的所有基础也都是虚假的〃。国但笛卡尔和一些哲学家由于他们将发生的事情提高到了毫不妥协的思想水平，因而对这一惊人事件显示了不相同的准确性，他们至少是部分地预测了人的新观点中固有的困惑，科学家为此困惑而忙忙碌碌，以致在我们这一时代之前，还是感到迷茫糊涂。他们开始著书立说，与自己的研究相冲突。自那时以来，从一开始就是悲观的现代哲学的情绪和直到最近之前还是洋洋乐观的现代科学的情绪之间的古怪差异得到了弥合。看来两者都未留下什么欣喜。
《人的条件》
汉娜·阿伦特著
第六章 VitaActiva与摩登时代
38．笛卡尔怀疑的产生
现代哲学是以笛卡尔的怀疑作为其开端的，这种怀疑不是作为人类思想的一种固有的控制，以防思想的欺骗和感觉的虚幻的怀疑；也不是作为一种以人的道德和偏见以及时代为背景的怀疑主义的怀疑；更不是一种在科学研究和哲学猜想中作为批评方法的怀疑。笛卡尔的怀疑在范围上具有深远的意义，其企图是如此具有根本性，以致不能由这些具体的内容来决定、在现代哲学和思想中，怀疑占据了中心位置，就像这一中心位置以前一直由希腊的惊奇（对万物之所以为万物抱以惊奇）占据一样。笛卡尔是第一个将这一现代怀疑概念化的人，这一怀疑在他之后成了一种开动所有思想的自我显示的无声火车头，一种所有思考都以其为中心的看不见的轴心。正如从柏拉图利亚里士多德到摩登时代，概念性哲学（以其最大和最权威的代表性）一直是惊奇的表达一样，自笛卡尔以来的现代哲学继承了这一衣钵，并将怀疑扩散化。
笛卡尔怀疑就其激进的和普遍的意义而言，最初是对一种新现实即一种数世纪来仅局限于一小部分政治上无足轻重的学者的真切的现实的回答。哲学家立即就明白，伽里略的发现不仅仅意味着是对感官证明的一种挑战，而且〃对其感官的强暴〃（在这种状况中，人们的确仅需在其官能之间作一选择，并使固有的理性成为〃其原始性的情妇〃）在阿里斯塔克斯和哥白尼看来再也不是理性。不是理性，而是人制造的工具望远镜事实上改变了物质世界的观点；不是沉思、观察和猜测，而是技艺者的制造和生产产生了新的知识。换言之，当一个人只要他感到他用肉眼和思想的眼睛看到的东西是真的，相信在他的感觉和理性前展示的是现实和真理时，他就受到了欺骗。旧式的对感觉真实和理性真实的反对，对低下的感觉真实能力和优越的理性真实能力的反对与这一挑战相比，与这一明白无误的含义真实和现实都不是给予的，它们都不以原有的面貌出现，只有与现象冲突，去掉现象，才能提供一种求得真知的希望相比，显得苍白无力。
理性和对理性的信仰不是取决于单一的感觉认识的程度，况且每一种这样的认识可能是种幻觉，而是取决于这一无可置疑的假设的程度，即感觉作为一个整体，由通常的感觉、第六感和最高的感觉形成并主导，使人适应他周围的现实，这一程度直到现在才被发现。如果人类的肉眼能在许多代人被骗相信太阳围绕着地球转的程度上背叛人类，那么思想的眼睛这一隐喻就不可能坚持长久。尽管它是含蓄的（当被用来作为感觉的对立面时更是含蓄的时候）但它还是建立在对肉眼视觉的最终信任上。如果存在与现象永远分道扬镳，而这一点确实是所有现代科学的基本假设，那么就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相信的了，对任何事情都必须加以怀疑。好像德漠克利特早期的这一预言思想战胜感觉只有在思想的失败中才会终结变成了事实，除了现在一种工具的观察看来既战胜了思想，又战胜了感觉。
笛卡尔怀疑的杰出特征在于它的普遍性，包括思想和经验在内，没有什么能逃避它。当基尔凯戈尔不是从理性正如他认为的而是从怀疑产生信念，因而将怀疑带入现代宗教的心脏时，没有人能比他更诚实地揭示这一怀疑的一些真实层面了。珍它的普遍性从感觉证明扩散到信仰证明，因为这一怀疑最终居于自我迹象的丧失之中。所有的思想总是从本身明白的东西出发的，这不仅对思想家，而且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明白的东西。笛卡尔怀疑而且是不单纯地怀疑人类的理解力可能不向每种真实开放，或人类的视觉也许不能看见每一件事，但人类的理解力可理解的事物并不构成对真实的证明，正如可见性并不构成对现实的证明一样。这一怀疑对真实存在之类的事表示怀疑，因而发现传统的真实概念不管是建立在感觉认识或理性之上，还是建立在相信上天的启示之上，都基于这一双重的假设，即真实的东西会主动地出现，人类的能力足以接受它。国真实反映其自身是异教徒和希伯莱古代共同的信条，是基督教哲学和世俗哲学的共同信条，这就是为什么新的现代哲学如此激烈地（事实上以与仇恨相联的暴力）转而反对传统，并使热忱的文艺复兴和古代的重新发现寿终正寝的原因。
只有理解了一些新的发现对付的是一种对人类在世界和宇宙的信心更具灾难性的打击，而不是出于一种明确区分存在与现象的需要，才能完全理解笛卡尔怀疑的深刻性。因为在这里，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再也不像传统的怀疑主义那样是静止的，好像现象简单地隐藏和掩盖一种永远躲过人们注意的真实的存在似的。相反，这一存在极其活跃和充满活力，它创造了自身的现象，除了那些表明是错觉的现象之外。看不见的、神秘的力量不管会给人的感觉认识带来什么（虽然通过某些设计和灵巧的工具），这些力量总是由行动捕获的，而不是被发现的正如一头动物和一个小偷极不情愿和不想掉入陷阱和被抓住一样。这表明，这一极其有效的存在，其被揭示的本质必然是一些错觉，从其现象中得出的一些结论必然是妄想。
笛卡尔的哲学受到了两种梦魔的纠缠，这两种梦魔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整个摩登时代的梦质，这并不是因为这一时代受到了笛卡尔哲学的深刻影响，而是因为它们的出现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只要人们理解现代世界观的真实含义。这些梦魔非常简单，也人所共知：一个是现实即世界以及人类生活的现实，它受到了怀疑。如果可以相信感觉、常识和理性的话，那么很可能我们认为是现实的东西可能仅仅只是一种梦想。另一个涉及一些新发现所揭示的一般的人类的条件和人不可能相信的他的感觉和理性。在这种情况下，一种邪恶的幽灵比起上帝是宇宙的主宰来更有可能随心所欲地、恶意地背叛人。这一邪恶的幽灵老到的恶作剧存在于所创造的一种怀有真实概念的生物，这一真实概念赋予自身的仅仅是打算将一些永远达不到任何真实、对任何事都无法加以确定的官能。
确实，最后一点，即确定性问题，对现代道德的整体发展来说是具有决定性的。当然，摩登时代丧失的不是寻找真实、现实或信仰的能力，也不是相伴的对感觉和理性证明的不可避免的接受，而是以往与之相随的确定性。在宗教中，即刻丧失的不是对灵魂拯救的信念，而是真实的确定性，这在所有清教国家都已发生。在这些国家，天主教会的衰弱扫除了最后一个受传统约束的机构这一机构在其权威仍未受到挑战的地方并居于现代性的影响和大量的信徒之间。正如这一确定性丧失的直接结果是一种新的使生活变好的热情一样，好像它只是一种太长的缓刑期，真实的确定性的丧失也在一种新的、对真实的一种史无前例的热情中终结了好像人可以成为一个说谎者，只要他确信真实和客观现实不受异议的存在，因为这一存在确实会保存下来并揭穿他的谎言。国摩登时代第一个百年里在道德标准上发生的一个巨大变化受到了新科学家这一最重要的团体的需要和理想的鼓舞，现代的一些主要的美德成功、勤奋和诚实同时也是现代科学的最高美德。
学者协会和皇家科学院成了道德影响力的中心，在那里，科学家被组织起来去发现方法和手段。通过这些方法和手段，借助试验和工具就可以了解自然，从而使自然被迫放弃它的神秘性。这一巨大的I作只有人群中出类拔草者的集体努力而非单个人的努力才能进行，并规定了行为的方式和新的评价标准。在以往真实居于某种〃理论〃（自古希腊以来，它意味着关心、接受展现在其面前的现实的观察者的沉思的眼光）的地方，成功这一问题占据了主导地位。理论的测试成了一个〃实践〃问题不管它是否可行。理论成了假设，假设成功成了真实。不过，成功的这一标准并不取决于实际的考虑，并不取决于伴随或不伴随具体的科学发现的技术发展。成功的标准是与其应用性大相径庭的现代科学的实质和进步所固有的。在这里，成功并不是在资产阶级社会中蜕化的一种空空如也的偶像，它是自有科学以来一直如此的人类的独创性战胜势不可挡的力量的名副其实的胜利。
对普遍怀疑的笛卡尔式的解决，以及从两个相联的梦魔（即任何事情都是一种梦想，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