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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受伤害的程度是难以形容的。
她心头腾地燃起对“尼尔采”大的憎恨，还有对芸的友爱的大怀疑。
她愤怒之下推倒了书架。
那一天她没出门，没吃东西。
她病了。夜里胃疼得缩成一团。觉得是胃在疼，也可能是心口疼。
第二天她病了……
素在没人照料的情况下病了三天。第四天她往“尼尔采”住的地方打电话，没人接，打手机，关机。她没有别的想法，只不过想痛骂他一顿拉倒。
却被芸紧急传呼了四五次。她没给芸回电话。她怀疑芸在她和“尼尔采”的关系中，实际上扮演着什么很对不起她的很可耻的角色。
素决定和芸断交。
她回到那平房所在的院子里，见芸伫立门外，一脸的惴惴不安。
她说：“你来干什么？”
芸反问：“你怎么不回我电话？”
她说：“我不愿再见到你了。”
说着开了锁，看也不看芸一眼便进了屋。芸无视她冰冷的态度，跟进了屋。芸一进层，就紧紧搂抱住她，流着泪说：“你不回我电话，可吓死我了！你平安无事就好！就一万个好！就大吉大利！”
素使劲儿推开芸，怒视着芸说：“你那个‘尼尔采’哪里去了？他是个王八蛋？！”
贵人（17）
芸低了头回答：“他被公安局押送到一家精神病院去了……”
素愣住了。
芸告诉她——“尼尔采”是在四天前天将明未明的时候，被巡逻的公安人员拘留的。当时他徘徊在一座立交桥上，看上去有从桥上往下跳的自杀倾向。他们审讯了他一通儿，听他的回答怪异荒谬，判断他可能有精神病，便将他押送到了精神病院。经院方进行精神测试，果然是精神分裂了，而且早已分裂了。只不过患的是潜伏期较长的那一种，在潜伏期难以被觉察。但已转化到了发作期。一旦发作，每有自残或伤害他人的暴力行为……
芸说公安局从“尼尔采”的手机上获得了她的电话，以为她是他的亲人，已传唤过她了。否则，她们蒙在鼓里。
“素，素，天地良心，我当初把他介绍给你，真的不知道他精神方面已经有问题了呀！如果我知道我能那样做吗？我又图的什么呢？我可是百分之百好意啊！我……连我自己也曾和他有过一段那样的关系啊，我……我对不起你，你恨我……我也没办法了……”
芸亦泣亦诉，终于的泣不成声，一转声往外就跑……
素横伸双臂挡住了芸，随后紧紧搂抱住芸。
她们一阵有声一阵没声地哭了个痛快……
十几天后，素租住的房子到期了。她没再租住。芸将她接到自己那儿去住了。
芸鼓励她一定要好好备考，一定要争取考上。
芸发誓地保证：“素，你放心吧。今后，在北京只要有我住的地方，就有你住的地方；只要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只要我芸还剩下一百元，一百元是属于咱俩的！我妹妹已经嫁人了，嫁了个经商的，我爸妈的日子已经不必我再挂念着了。我要当你是我另一个亲妹妹。怎么说我也是每月有一份钱的人，你要给我赎过的机会啊！”
她们一块儿买了些吃的用的衬衣衬裤去精神病院看过“尼尔采”一次。
院方说，除了她们，再没人看过他。说他儿子真的患了白血病。说他肯定是由于收到那封告知的家信，受到严重刺激，精神才一下子彻底分裂了……她们没有见到他本人。
院方说，他属于一名接受福利治疗的病人。一入院病情骤重了。为了有效地治疗，她们还是别见他为好。
往回走的路上，芸说，“尼尔采”其实真的是一个本性挺善良的人。诗也曾真的写得挺有才情。如果一个中国人靠写诗能维生，他是不会变成疯子的。
素默默点头，表示同意芸的话。
“你还恨他吗？”
素默默摇了摇头。
有天下午素和芸照例到图书馆去，远远的就见那儿围了一大群人。走近后听围观者们议论——是历史系的一位博士，从图书馆三层的一个窗口跳下来，摔死了。一所北京的大学曾表示愿聘他任教，不知为什么，又不聘了。本校也曾考虑留他，但一直拖而未决。他想不开，留下封信轻生了……
芸转身就跑。
素跟着跑回芸住的地方——那一天素知道了芸人生的一大隐私——芸和那位历史系的博士彼此深爱。她既隐瞒着他，也期待着他工作以后，有钱将她的肉体从她不情愿的契约中赎出来……
芸因而也病了一大场，多亏有素照料。
芸刚从巨大的悲伤中缓过，素刮了一次宫。
她说不清楚究竟是哪一次忘了服药导致的了。
是芸陪她去的医院。
两天后竟是冬季考研的日子。
芸坐在床边，素躺在床上仍看书，面无血色。
芸夺下了书，忧郁地问：“素，两天后，能行吗？”
素低声而坚定地回答：“行。”
两天后芸陪素到了考场外。
那一天北京特别冷，寒风凛凛。
目光镇静地望着那些男男女女的竞争者，素在心里对自己说：“芸，一切谢了！”
没人注意她的脸色是多么苍白，也没人注意她的样子是多么虚弱，更没人会想到，她两天前经历了一次怎样的肉体和心灵的苦楚……
她不由得回望芸，并且缓缓举起了手，向芸伸出食指和中指。
芸也向她作出了那样的手势。同时，向她微笑。
那是激励的微笑，也是怜悯的，好像会因寒冷被冻僵在嘴角。
素毅然地一转身，步入了考场……
第九部分
我又叫了一声“妈”，心内倏然泛起难过，喉间像被什么东西哽住，说不出话。母亲一共养育了我们五个子女，我算是有点出息的——成了作家，我是母亲精神世界中的一豆烛光，是母亲心灵的安慰。可我身在北京，又是对母亲尽孝最少的一个儿子。甚至可以说，自从我到北京后，就没有对母亲尽过一个儿子的孝道。只不过隔几个月往家中寄点钱。
黑纽扣（1）
今年五月，我完全是被长久萦绕心间的乡思所驱使，回到了哈尔滨。七年没回去了。七年没见老母亲了。
弟弟、妹妹、弟媳和妹夫们都还未下班，家中只母亲一人。母亲正做晚饭。狭小的厨房没窗子，一盏度数很低的灯卑微地忽闪着——电压不稳。灶烟和锅汽形成厚重的昏暗。昏暗中，母亲双手抖抖地端着米盆，像烟汽中的一个虚影，木然地望着我。显然，母亲一时看不清我的脸。
我大声说：“妈，是我回来了！”心中竟很激动。
“是……绍生吗？”母亲从来只叫我小学时的名，这名是户籍警在我诞生的时候按照氏族辈字给我起的。母亲从来也没叫过我上中学后自己改的名——晓声。仿佛她不喜欢这个名，不认可她的儿子叫这个名。我不知这是为什么。也没诘问过。
“妈，是我！”一回到家中，自己说话的语调就很自然地归复了东北口音，连我自己都感到奇怪。
“哦，哦……”母亲转过身去，想找个放盆的地方。
我走进屋，刚搁下提包，母亲便跟入了，双手仍端着米盆。厨房极乱，母亲大概是没处放盆。
我赶紧从母亲手中接过米盆。里屋并不比厨房大多少，也不比厨房光明多少。只有一张桌子可放东西，桌子上同样杂乱地堆放了许多杯、碗、小孩儿玩具。三对夫妻，三辈人，十一口，生活在仅二十余平方米的低矮而阴暗的空间，有条不紊和清洁就只能成为一种奢望了。我原地转了三百六十度，最后将米盆暂放在床上。
“你……怎么也不预先来封信，我们也好把家收拾干净点……”母亲歉疚地说，目不转睛地端详着我。
母亲是更瘦小、更憔悴、更苍老了，脸色很不好，蜡黄里泛着青灰。眼病分明没治愈过，眼边红红的。衣服也挺肮脏，衣襟上一片锅底灰。整个看去母亲像一截枯槁的树根，从泥土中抠出来不久。
我又叫了一声“妈”，心内倏然泛起难过，喉间像被什么东西哽住，说不出话。母亲一共养育了我们五个子女，我算是有点出息的——成了作家，我是母亲精神世界中的一豆烛光，是母亲心灵的安慰。可我身在北京，又是对母亲尽孝最少的一个儿子。甚至可以说，自从我到北京后，就没有对母亲尽过一个儿子的孝道。只不过隔几个月往家中寄点钱。
“孩子，你瘦多了……别那么拼命写，妈不指望你出名，只愿你身体好，没病没灾的……”母亲说着，侧过身，撩起肮脏的衣襟拭她那发红的眼角。
“妈，我不过就是瘦一点，可没什么大病……”我用谎话欺骗母亲。
我努力克制着，不使自己在母亲面前落下泪来。
“真的？……”母亲转身再次注目端详着我。她长长叹了一口气，然后低声说，“你这次回来，一定要去看看你小姨。”
我说：“过三五天我就去看她。”
母亲说：“不，你明天就要去看她。她……怕是没多少日子可活了……”
我不禁呆住了。
母亲又说：“你弟弟妹妹都去看过她了。连你妹夫也去看过她了。可她最想念的还是你，每次来信都提你……苦命女人，妈的命够苦了，你小姨比妈的命还苦……”
“小姨……她得了什么重病……”小姨才四十多岁，我简直有些怀疑母亲的话，讷讷地问。
“三月份你弟弟妹妹们把她接来家中住了一个时期，轮流陪她到医院去检查过，也没查出什么大病来。可她就是一天比一天瘦，不想吃也不想喝的，人瘦得快剩把骨头了……人啊，就怕是苦在心里啊！同学老师的，你都不要先去看，明天一定要先去看你小姨。”母亲异常忧郁地说。
我轻轻“嗯”了一声。
可怜的小姨！可怜的女人啊！
一种凄凉一种悲怆，在我内心里弥漫开来。
我装作疲乏的样子，倒在床上，眼眶竟有些湿润了。近几年来，还没有一件事，比这件事更令我感到难过。
我本来没有姨。小姨不是亲姨。
我七岁时，母亲在铁路上做临时工。挑挑抬抬，搬石运铁，卸煤扬沙。哪儿的活顶脏顶累，临时工们就被指派到哪儿去干，男女平等。母亲每天下班都很晚，常常是黑着一张脸，带着一身尘土回到家里。
那时我们家还没有搬到“偏脸子”这一带，住在安平街。房子，比现在住的还小，还破，还缺少光明。屋里的地面，要比外面的地面低一尺。为了防止下雨天雨水灌进屋来，门槛儿上面横钉了一块木板，进屋的人得高抬脚。门槛儿内叠了两层碎砖，算是踏脚的台阶。第一次来我家的人，不是头被上门框撞起了包，便是踩空“台阶”，吓一大跳。虽然有窗子，但一半埋入了地下。窗框被下沉的房子扯得不成形状，无法打开。碎了的玻璃因为窗框无形，也就镶不上，用牛皮纸糊着。这是私人房产。房东并不因它全不像个房子样就将房钱压得便宜些。里外两间，外间夏天做厨房。冬天为了取暖，再将铁炉子搬进里屋去，我们五个孩子和母亲挤在里屋一铺炕上，外间便放大白菜、土豆、萝卜、水缸、粮食箱子、劈柴和煤桶，也就没余地了。
记得是冬季的一天，从白天到黑天，一直下着很大的雪。母亲那一天下班特别晚，带回来一个陌生人。
黑纽扣（2）
母亲的脸，照例是黑的。“低头，高抬脚，慢点落脚，再慢落一脚……”母亲先进得屋来，引着这人的一只手，提醒着，将这人引进屋来。亏得母亲心细，这人没被碰了头，也没被吓一跳。那人的脸比母亲的脸更黑，因而看不出年龄。从脸黑这一点却不难得出肯定的结论，那人是和母亲同样做临时工的，和母亲一块儿卸过煤。头戴和母亲同样的狗皮帽子，身套和母亲同样长过膝盖的大棉坎肩儿。脚穿和母亲同样的棉胶鞋。
母亲从炕上拿起笤帚，一边扫落那人身上的雪花，一边说：“你瞧，我家就是这么个破烂样子，这几个都是我的孩子……绍生，快给我们倒洗脸水……”
那人的黑脸上惟独一双眼睛是干净的，眼神儿有点怅惘，有点拘谨。他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门口，分明因为我家比他想像的还不如，一时有些不知所措。
我舀了大半盆凉水，轻轻放在他脚旁。
他见屋里没个能从容洗脸的地方，就一声不响地端起盆，转身走到外屋去了。
母亲便也摘下帽子，脱掉坎肩儿，跟到外屋去洗脸。
母亲又进屋来舀了两次水。
我们几个孩子，则在里屋面面相觑，彼此交换着惊奇的目光。
终于，母亲和那人又走进屋来了。
我们的惊奇顿增十倍。“他”竟是女的，一个大姑娘！
我们家住的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