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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给她送了一杯茶进来，转了个身，却不马上离开，分明也很想坐下听听。
我说：“妈，厂里放电影。你闷了，就去看电影吧！”
母亲怏怏地说：“那好，我去看电影。索瑶，心里有多少委屈，都跟你表哥聊聊。他毕竟比你们大几岁，或许能帮你参谋参谋……”
母亲走后，她喝了一口茶，试探地问：“表哥，我不是在耽误你的时间吧？”
我说：“不是。”
我想，你讲，我便听。你不讲了，我也不多问。每个人某些时候，都会产生强烈的诉说愿望。在火车上、在旅馆之类的地方，许多人在诉说愿望的支配之下，向刚刚认识的人毫无保留地倾谈自己的一生，而且惟恐对方听烦了。诉说某些时候不但是人的一种愿望，也是一种快感。我觉得她已处在从愿望嬗变到快感的心理弧度上，我不好不奉陪。何况这是母亲给我的一项任务。由我完成，总比由母亲完成效果理想一些。
她又认真地说：“那，真耽误了你的宝贵时间，可完全是你自己的责任啦！”
我说：“难道你看出我听烦了？”
她笑了。
此时她情绪已经稳定多了。我暗自认为她开始时未免夸大其词。起码我听到此刻，还没有觉得她真的陷入了什么不幸的情感漩涡。她讲出的一切，在我听来，不过挺好玩的。如此而已。仅此而已。
“我一边走一边重看我那几首诗，自己也觉得真的不好。他为我改了十几处。经他一改，似乎有了点儿意味了。韵律工整了。但也强不到哪去。而且，他替我贴得相当细致。大概，他是想找个什么机会，再来当面退还我一次。我忽然惭愧起来。谴责自己把别人想像得太坏了。这件事，并没有使我原先的决心动摇。我对自己说，索瑶，索瑶，你已经替他的不光彩行径保守了很长时间秘密，你就保密到底吧！否则，你就成了一个卑鄙的人了！以后，我们再碰见，情况反了过来。不是他躲避我，而是我躲避他了。你觉得这可笑吗？”
我摇摇头。
“你信缘分之说吗？”
“我很信。”
“我从前不信。可是自从和他有了这种……关系（她似乎极不情愿用‘关系’两个字）我开始信了。可是我想不明白，大学里男同学那么多，对我表示过好感的也不乏其人，为什么偏偏是我和他之间，或者反过来讲，大学里女同学那么多，为什么偏偏是他和我之间……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
“人们所谓的缘分，究竟是由谁决定的呢？难道真有上帝吗？”
我早已习惯了大学一二年级的学生，尤其是那些放下尼采和萨特，转手就捧起琼瑶的女学生，提出比这类问题更天真更幼稚更没有意义的问题了。
我不加思考地说：“信其有便有，信其无便无。信其有，比信其无，看问题的方法也许更简单些。每个人都可以认为自己就是自己的上帝。却没有一个人临死的时候仍保持这样的自信。”
“去他的上帝吧！本来，过了些日子，我就把他给忘了。我还从来没向你提到过我的姐姐吧？”
“没有。”
“我姐姐在另一所大学读研究生。亲姐姐。比我大五岁。暑假期间，我和姐姐到黄山去玩儿。全国各地方的大学生们，似乎在支持国家的旅游业方面，热情都高涨得没比。黄山附近的农民，就有了第二职业。你去过黄山吧？”
表弟（17）
“去过。”
“几次？”
“一次。”
“我那次是第二次去了。第一次是跟同学一块儿去的。姐姐已经去过好几次了。但是我们姐妹从没一块儿去过。所以姐姐动员我，和她一块儿再去一次。你去的时候，见过农民怎么背旅游者上山的情形吗？”
“见过。背上负一把竹椅，请旅游者坐在竹椅上，把他们背上去。一次五元钱。”
“你坐过吗？”
“没有。”
“早已经不是五元了。我去那次，已经十五元了。现在可能更贵了。姐姐说，她前几次去，是登上山顶的。这一次，应该‘坐’上山顶才对。‘坐’上山顶比登上山顶，一定会有很不同的观感。两种不同的游览兴致都满足了，以后就不来了。再放假该到峨眉山去欣赏佛光了。和我在一起，姐姐一向是以决策人自居的。姐姐雇了两名背夫，她将我唤到她跟前时，两名背夫都蹲在地上，等待我们坐到竹椅上去。姐姐先坐了上去，催促我也快点坐上去。我见那另一名背夫身体瘦小，犹犹豫豫不敢坐上去。怕他半路力气不支，把我摔落山谷里。而那背夫却固执地蹲着不起来。他像奴仆一样低着头。他说：‘小姐，请放心大胆地坐吧！虽然我瘦，但是有瘦人的干巴劲儿。我每一步都走得谨慎，会绝对保证小姐的安全的。’他说话的口音，完全是山里人的口音。在姐姐的催促下，我终于坐了上去。两名背夫一前一后，始终保持几步远的距离。姐姐在前，我在后。姐姐不时回转身为我照相。姐姐每拍一次，就要求背夫们停一次。‘索瑶，笑一笑！’‘索瑶，看镜头！’‘索瑶，指远处！’我每一次都得按姐姐的话作各种状。登了一个多小时以后……”
我纠正她是背夫们登了一个多小时后。
她说：“随你怎么认为。我知道你是怎么看这类事的。我既然毫无保留地讲给你听了，就不在乎你怎么看。我从包里取出易拉罐饮料喝。背姐姐那名背夫，坐得离我们很近。背我的那名背夫，坐得却离我们挺远。似乎并不太愿意和我们坐在一起。姐姐笑指着他说：‘索瑶，我的，要比你的，看样子可靠多啦！你可要提防点噢。别在我光顾看山景的时候，让他把你给背回家去！’她的背夫听了嘿嘿笑。姐姐取出一听饮料，给了她的背夫，又指着我的背夫问：‘你们一个村的？’那背夫摇头说不是。说不知另一个背夫是哪地方来的。说他去年前年这时候都来过。还说，小伙子人挺厚道，和黄山的背夫们都混得挺熟。哪次来黄山干这行，都挣个六七百的。说如果不是因为他人缘好，当地的背夫们哪容他来撬行，早就把他臭揍一顿赶跑了！我又取出一听饮料，走过去送给他喝。他摇摇头，将身子一转，背朝着我，故意不看我。我见他赤裸的瘦背上，被竹椅压出了几道深深的紫红的沟。我想幸亏我才一百斤多一点儿。他这是瘦马硬驮啊！我绕到他对面，又将那听饮料递给他。他低垂着头说：‘小姐，谢谢。我若渴了，有自己带的水喝。’这次，他的话，不是用山里人的口语说的。我听到的是一个熟悉的人的话。我震惊极了。可是我怎么也不敢相信。我请求道：‘老乡，抬起头吧！’他说：‘小姐，我不敢抬头。”我说：‘别叫我小姐，我是大学生。’他说：‘对于我们背夫，男的一律是先生，或者老先生。女的一律是小姐，或者夫人。大学生也不例外。’我急了，说：‘你为什么就不敢抬起头看我一眼呢？’他说：‘你当然不可怕。我不过怕你太吃惊。’我这时已经完全能断定他是谁了……”
我也早就想到了。
可是我不知该对她说什么好。也不知该对这位“表妹”予以同情，还是该对“表弟”予以同情。
我恍如从天上看到深渊，于酷暑之际中寒。觉得某种现实在恶作剧之间，将人戏耍得真是够可以的。仿佛有一股冷，在我和她都不经意间，悄悄地充满了室内。
“我喊叫起来：‘肖冰，你抬起头！’他终于抬起了头。他漠然地望着我。好像奇怪我怎么知道他的姓名。他注视着我问：‘小姐，有何吩咐？’……那会儿……我……我……”
泪水顿时从她眼中泉涌而出……
她伏在沙发扶手上，呜呜哭了……
那一种哭是心灵的哀泣……
我仍不知对她说什么好。
我瞧着她哭，一时竟无话可说。
母亲真是把这一位“表妹”和那一位“表弟”当成了什么至亲家的孩子。也许这母亲般的关心也是上了年纪的女性们的本能的自我价值的证明吧？“表妹”的伤感情绪，竟搅得她没心思看电影，门一响，我知道她回来了。“表妹”的哭声，不但引得母亲脚步急促地出现在我面前，而且动了气。
“让你劝个人，你都不会！你光会听着别人哭吗？我走时，她都情绪好了。怎么这会儿工夫，反倒哭得泪人儿似的了？你出去吧！索瑶，索瑶，别哭了！赶明儿他再来，大娘替你数落他……”
母亲洗了条湿手巾，替她擦脸。
我说：“妈，还是你先出去吧。你也不了解情况，乱干预个什么劲啊！”
我不管母亲生气不生气，将母亲“请”了出去。
我重新坐下，说：“你接着讲。”
索瑶说：“我打了他一耳光……我觉得，好像不是我在他头顶上高高坐过。而是他在我头顶上高高坐过。总之，我感到从没被那么严重地侮辱过。恨不得纵身一跳，跳到山谷里摔死自己！我怎么会想到那会是他？如果我知道那是他，我会心安理得地高高坐在他头顶吗？可他分明知道他背的是谁。却还照背！这不可能只为了挣我的钱。我想，当我高高坐在他头顶的时候，他心里其实是快感的。这样的事完全可以避免。而他故意使之成为一种现实。用他存心制造的这一种现实，将我摆在丑陋倍出的位置上，使我自己审判自己。他站了起来，仍那么素不相识地望着我，仍用那么一种冷冷的语调说：‘小姐，如果我使你不满意，你可以不给我钱，但是你无权打我。’我干瞪着他，气得浑身发抖，眼泪刷地淌下来了，却说不出话。姐的背夫跑了过来，对我吼：‘你凭什么打人？有理讲理，打人不行！你不道歉，老子也扇你！’样子变得特别凶。姐姐也跑过来了，也对我嚷：‘索瑶你干什么？无缘无故的，你为什么要打人家？你说话呀！’我对姐姐说：‘我恨你！’姐姐就扇了我一耳光。这时前前后后的游人，聚拢在我们周围了。另一个背夫，向人们哇啦哇啦地叫喊：‘我们是按劳取酬的人，不是奴才！自从这黄山开放以来，还没见过敢扇我们嘴巴子的呢！何况没做错任何事，没摔了她，更没对她耍流氓！……’一时公理都站在那背夫一边。我没法解释。也向人们解释不清。我能怎么对人们说呢？能说：‘他是我同学，所以他背我，我就该扇他’吗？
表弟（18）
“‘还戴着校徽，是大学生呢！’
“‘长得倒文文静静的，怎么这么野蛮！’
“‘不能轻易放她走，记下她是哪所大学的，一定要向她学校反映这件事！让她记住应该尊重劳动人民！’
“‘罚她款！重重地罚她！把她身上所有的钱都罚了！’
“人们都对我表示出极大的义愤。我想，大学生坐在背夫头顶的情形，肯定的，早已在某些游人心底引起强烈的反感了。只不过没有时机释放。他也没想到事情会弄成这样。也和我似的，不知所措。还有人向我举起照相机准备拍照。姐姐一把用手捂住了我的脸。姐姐掏出钱包，往他手中一塞，扯着我便走。人们却仍不肯罢休，吵吵嚷嚷的，挡住我们的去路。他终于开口了，他说：‘她们是我的姐姐和妹妹，这是我们兄弟姐妹之间的事，你们别乱起哄！’他说完，扛起他的竹椅，径自下山去了。人们都发愣，呆呆地望着他的背影。我和姐姐，也趁机赶快溜了……我和姐姐，第二天就返回北京了。在火车上，姐姐显得比我更心事沉重，不断地向我问他。姐姐担心他回到学校，会将这件事在同学间张扬开，对我形成精神压力。我说那他倒不至于。姐姐问我为什么对他有这样的信任？我就将我和他认识的过程交待了一番。姐姐听后才放心了些。嘱咐我：‘你回学校一定要尽快地，主动地接触他一次。大学不是君子国，不能掉以轻心。要把话和他摊开了，挑明了。得警告他，你的态度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还说，我如果自己没这个勇气，她亲自到我们学校去一次，替我和他进行一次谈判。我坚决地反对姐姐的建议。回到学校后，我也没听姐姐的话，主动去找他。但我总觉得，心中笼罩着一片阴影。开学前几天，同宿舍的一个女生风风火火地从外面一进入宿舍就大声说：‘索瑶，你还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哪！校园里沸沸扬扬地都快开锅了，你不知道哇？’我问发生什么事？她说：‘新闻系的同学放大了一张照片，放得老大老大。能有桌面儿这么大！照片上，是咱们校的一个女同学，坐在一名黄山背夫的头顶上。不，你别误会，是背夫背负的竹椅上。她在上边笑。背夫在下边笑。都笑得咧嘴露牙的！照片旁贴着几页大白纸，钢笔字、毛笔字、彩色笔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