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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不是绝对的，民主的权力也必须收到限制，尤其表现为不能借民主之手践踏弱势群体的正当权益。
凡是在学生阶段住过集体宿舍的人可能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大家都做一件事，比如半夜跑出去买方便面加餐之类，但都不愿意去。于是有人提议：“我建议让某某人去，同意的人请举手。”显然除了被提名的那个人以外的人都会举手，于是大家就会说：“你看，少数服从多数，你一个人反对无效，该你出去买。”这往往是一种玩笑，“少数派”如果坚决不去，大家也没有什么办法。但这种玩笑，反映了我们一种潜在的观念——多数对少数拥有强制性的权力。实际上，我们之所以需要民主，乃是为了防止暴政，为了保护每个个人的基本权利不受政治权力的侵害。如果民主产生的权力也去侵害个人的基本权利，那么这就不是民主，而成了“多数人的暴政”，这种所谓的“民主”最后也只能走向个人独裁。
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也是一样：人生活在社会里，按照不同的标准划分，既可能是多数，也可能是少数。如果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是绝对的话，当权者就可以不断的变换划分标准来打击反对自己的力量，把所有的人都变成少数，最后把民主送进坟墓。二战后，纳粹集中营的一个幸存者马丁？内莫勒有一段回忆，引起过全球无数人的共鸣：
“在德国，当他们（纳粹）把魔掌伸向共产党人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人；
当他们把魔掌伸向犹太人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当他们把魔掌伸向天主教徒的时候，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天主教徒；
最后，他们把魔掌伸向了我，这时，已经没有任何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
在这个社会里，只有每一个人的权利都得到保障的时候，我们自己的权利才能得到保障。民主的权力跟其它所有的权力一样，都不能是不受限制的，它主要表现在选举国家机构和对全国性全地区性的重大公共事务的表决上。实际上，这是对本文第一点的扩大解释，立法、司法、行政的分权是“小分权”，而在国家中还应该存在一种“大分权”，即政治权力、经济权力、文化权力的分立。民主解决的是国家政治权力的合法性问题，而在经济权力和文化权力当中则没有多大的发言权。当然，不论小分权还是大分权，所有的权力都有一个共同的界限，那就是个人的基本权利。对这个界限的划定需要涉及复杂的政治哲学理论，如果硬要用一个简单的方式来说明的话，我想可以用一下这个并不精确的表述：
“人人生而平等。未经事先制定的公正的法律，并按照公正的司法程序，由独立的司法机构进行公开的审判，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财产和生命。”
（注：自由既包括法律明文规定的言论、出版、结社等自由，也包括其它一些无须法律规定的自由，比如说，刮胡子还是留胡子的自由。）
之所以说它不精确，主要是由于对“公正”的定义没有做精确的界定。而且在很多国家已经取消死刑的情况下，“生命权”是否会成为一种绝对不可侵犯的权利也存在争论。但我想，对一个非政治学或法学的专业人士来讲，如能能真正体会并牢记这句话，他从中获得的东西已经很多了。
四、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有着对民主的正确认识和坚定信念。
英国人韦尔斯在他的《世界史纲》中检讨罗马共和国失败的原因时指出：建立一个稳固的共和国家“某些条件是必不可少的。……其中首要的一条就是应在所有人心目中形成一个共同的政治观念，这个观念就是把国家看成每个人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并把维护这个国家当作一种义务。”而魏玛共和国的灭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典型的缺乏民主传统国家进行民主尝试失败的范例：人民为迫害犹太人欢呼、为冲锋队的暴行欢呼、为独裁者上台而欢呼，而对公民的基本权利被取消、宪法被逐步破坏却保持了沉默。因为极权主义、国家主义等观念几百年来已经深入人心，而自由、权利、宪法等概念对他们来说太陌生了，这些东西是否存在跟自己的生活似乎毫无关系，只要希特勒许诺解决就业、恢复德国的大国地位，谁管他采用民主还是专制的手段呢？是的，在没有强大的民意基础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民主，是无法持久的，最后只能滑向混乱或绝对专制的深渊。
常常有人借口“中国人素质太低”来反对各种形式的政治体制改革。这种说法其实也没有大错。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数千年专制主义传统，并且直到现在种植农业所占人口都在全社会中占几乎半数的国家，要进行民主的变革，即使最激进的自由主义学者也不得不承认，它与美国从一片全新的大陆、全新的人民中开始的资本主义民主试验完全不是一回事。但是否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就应该停滞不前，等到某一天人民的“觉悟”突然提高了再进行改革呢？实际上，这是一个“不会游泳怎能下水”和“不下水怎能学会游泳”之间的矛盾。教育的发展和文化的传播对改变人们的观念固然重要，但实际上，没有什么东西比民主的实践本身更能锻炼人民的民主观念和正确行使民主权利的能力了。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说道：“美国人是通过参加立法活动来学会法律，通过参加管理工作来掌握政府的组织形式的。”并称赞美国的乡镇自治形式，认为拥有自治权力的乡镇，是北美殖民地在英国的“总督制”条件下保存民主传统、培养民主传统的基地。要改变某些人所谓的“中国人素质太低”的现状，不能仅寄希望于经济的发展和教育的普及，而应该从现在做起，通过完善基层民主，实现乡镇自治，在基层民主实践中提高人民的“素质”。
以上四点，是一个民主社会得以健康、持续发展非常重要的四个基石，但决不是仅有的四个基石，还有比如防止军事力量对政治的干预，社会多元利益集团的及其政治代言人的形成，对选举制度的设计，对总统制还是议会制、一院制还是两院制的选择等等，很多很多，难以尽述。这四点的列举，无非想提醒人们，“民主”两个字，远比“投票表决”要复杂得多，无论从实践上还是理论上都是如此。真正想为民主和法制的事业而奋斗的人，必须对此有清醒的认识，认真研究古代的和现代的民主制度、成功的和失败的民主制度、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并把所有的经验教训和中国的实践结合起来，循序渐进，才能真正取得成效。
戴高乐：被遗忘的民族英雄
“没有神秘感就没有威望可言。因为过于熟悉，尊敬之情就不会油然而生。只有象神像一样隐居深庙，才能显出凛凛的威风。无论是运筹帷幄，还是所思所为，都要令人捉摸不透。”
——《剑刃》 戴高乐 1932年
背景：
法国历史上长期是一个以分散的种植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封建君主专制国家。但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启蒙思想的传播，以及君主专制的日益腐朽，人民对反抗情绪与日俱增。1789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六为了解决国内财政危机，被迫在凡尔赛召开由贵族、僧侣、平民三个等级代表参加的三级会议。第三等级的代表控制了会议，不仅拒绝了征税的要求，而且要求制定一部限制王权、保障国民权利的宪法。并将三级会议改名为国民议会，后来又改名为制宪会议。在要求遭到国王拒绝以后，法国大革命爆发。制宪会议在1791年通过了一部君主制的宪法，规定了选举产生一院制的国民议会，拥有立法、征税的权力，但将最高行政权力留给国王。随着法国大革命的进一步发展，激进派于1792年推翻了君主制，建立了共和制，由经过普选的国民公会掌握全部权力，史称“法兰西第一共和国”。
第一共和国期间，不同的党派吉轮特派、雅各宾派、热月党人等轮流把持国民公会，政局混乱，对外难以抵挡欧洲其它封建国家的武装干涉，对内不能稳定社会局势，最后由军人出身的拿破仑？波那巴发动政变建立了自己的独裁制，又于1804年称帝，称“拿破仑一世”，第一共和国覆灭。
拿破仑帝国于1814年被欧洲各国联军推翻以后，路易十六的弟弟路易十八复辟。1848年法国再次爆发革命，推翻君主制，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第二共和国宪法采取总统制共和政体，总统拥有独立的行政、军事大权，任期四年，不得连任。同年12月，拿破仑？波那巴的侄子路易？波那巴当选为法国历史上第一任总统。路易？波那巴于1951年发动军事政变，建立独裁制，又于1953恢复帝制，称“拿破仑三世”，第二共和国只存在了五年即告覆灭。
1870年，法国在与普鲁士的战争中失败，路易？波那巴自己也做了普军的俘虏。在经过长时间的斗争后，终于在1875年再次确立共和制，史称“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由于波那巴复辟帝制的教训，第三共和国宪法性法律又改总统制为议会制，规定总统不再由全民选出，而由参议院和众议院共同选举产生，总统只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政府对议会负责，如果政府的政策不能得到议会的支持，就要辞职。
第三共和国是一个长命的共和国，一直维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二战爆发后，希特勒在东线取得胜利，攻占波兰，又很快攻占北欧，随即迅速把战争的中心转移到西线。1940年5月10日，德军绕过德法边境的马其诺防线，从法国北面的“低地国家”荷兰和比利时突入法国。由于法国一直醉心与“祸水东引”的绥靖政策，缺乏战争准备，在北部的“齐格菲防线”更是十分脆弱，所以在德军现代化装甲部队的猛烈攻击下毫无还手之力。德军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占领了巴黎，把法国政府赶到了小城波尔图。而在政府中，也出现了以总理雷诺为首的“抵抗派”和副总理贝当为首的“投降派”的激烈争论。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
一
1940年6月17日的早晨，加莱海峡上空薄云片片，旭日初升，一架印着英国皇家空军标志的小飞机正在海峡上空飞行，穿过云层，向伦敦飞去。飞机上坐着一位脸色严峻的高个男子，他撩开窗帘，阳光从窗口徐徐照进来。清晨的阳光十分温柔，还不能撕碎海与天的朦胧，只把一道道光束穿过云缝，在浩瀚的海平面上留下灿灿鳞波。这是一个宁静、安详而美丽的欧洲的早晨，一幅上帝赐予欧洲的美景。
这个男人就是法国国防部次长、陆军准将戴高乐。此时此刻，他正在经历生命中最痛苦的思想的煎熬。窗外的美景并不能让他的心情有任何好转，反倒令他觉得，在这茫茫的大海中，自己是何等的无依无靠。在德国新型机械化化装甲部队势不可挡的冲击下，除了他之外，竟然没有一个内阁成员主张坚决抵抗。一个通过民主程序产生的政府，一个被世界各国公认代表法国的政府，即将按照国内和国际的法律程序宣布投降。他私自离开法国，乘坐英国人的飞机独自逃往伦敦。是他背叛了他的国家，还是这个国家的政府背叛了它的人民？
他曾经梦想要象拿破仑那样，指挥千军万马去击败法兰西的所有敌人，从而为自己赢得不朽的英名。为此，他违背父母的意愿进入圣西尔军校学习，并表现出非凡的军事才能，成绩优异，在各种模拟作战中几乎百战百胜。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以为自己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谁知第一次参加战斗就被流弹击中大腿，不得不返回后方疗养。后来伤愈复出，晋升为上尉连长，参加著名的凡尔登战役，正在和一名德军士兵拼刺刀，又不知哪里又飞来一颗流弹把他击倒。于是他就在德军战俘营里面度过了两年零八个月的战俘生活，直到一战结束。获释以后，他专心军事理论研究，认为法国应该学习德国，建立一支的高度机动的装甲部队，却遭到了政界和军界的一致反对，并由此严重影响了他的晋升，直至二战爆发，他还只是一个49岁的“资深”上校。直到德军的装甲部队已经扫荡了波兰和北欧，突破齐格菲防线后长驱直入，法国的领袖们才如梦初醒，匆忙把戴高乐提拔为准将，任命他为国防部次长，负责组建装甲部队。但此时就算拿破仑再世，也已经无力回天了，随着他仓促组建的第四装甲师被德军击溃，戴高乐的名将之梦，终于完全破灭。他望着窗外茫茫的大海，不由得感慨万千：自己19岁参军，现在已经50岁了，把生命中最宝贵的时光献给了法兰西军队，从一个热血青年成了一个半百老人，空负一身军事才能与报国之志，却总是阴差阳错，竟然没有打过一次胜仗，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