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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这样在一半是希望，一半是绝望中痛苦的等待。
四
时间进入1988年，一切正如叶利钦所料，经济领域的改革没有取得什么实质进展。和改革前相比，人民的生活水平不仅没有提高，还所有下降。原因很简单，现行官僚体制根本不适合推行任何扩大经济自由的改革：禁酒令颁布了，但酗酒并没有减少，减少的是国家在生产和销售酒类产品方面的税收；企业自主权扩大了，企业的活力并没有增加，增加的是厂长和官员们的腰包。于是，戈尔巴乔夫开始把改革的重点转移到政治体制改革上来。
1988年6月28日，戈尔巴乔夫在苏共19大上的报告中指出，改革政治体制是解决所有复杂问题的关键。并提出政治体制的改革方向：党政分开。他建议成立新的最高国家权力机构：苏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再由大会选举出最高苏维埃。最高苏维埃为常设议会，“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并设立最高苏维埃主席一职。今后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只作为政治领导机构从事活动。国家的任何经济、社会问题，必须通过最高苏维埃解决。
经过争论，大会通过了戈尔巴乔夫的报告。根据新的选举办法，人大代表分选区差额选出，只要具有被选举权的公民，征集到一定数量的支持者签名，均可以参加竞选。
——叶利钦的头痛不治而愈。他知道，东山再起的机会来了。
新的选举法规定：人民代表不得在行政机关兼任除了总理以外的部级或以上职务——这简直是为叶利钦量身定做的，因为他的建委第一副主任的级别就是正部长级。不过这种小风险吓不倒冒险成性的叶利钦，他毫不犹豫的宣布辞去现职参加人民代表竞选。
当时，他可以选择在斯维尔德诺夫斯克州参加选举。他在那里当了十年的州委第一书记，政绩非凡。他让所有跟他父亲当年一样住在工棚的工人搬进了条件较好的新居，修建了第一条连接州首府和北部重要矿业城市谢罗夫的公路以及州首府的第一条地铁线路，农业发展也很迅速。他在十年里跑遍了全州56个主要城市，而且每个城市都至少去过四次，深入基层，和老百姓谈心。人们还对他始终乘坐地铁上下班印象深刻。总之，如果在斯维尔德诺夫斯克参选，他只需要在候选人登记表上签名，然后天天睡大觉，仍然会百分之百的当选。
但这不符合叶利钦的性格。一生中，他总是不断的去寻找新的挑战，如果没有挑战，他就会自己造出一个来。他最终决定在莫斯科参加竞选，尽管他只当了不到两年市委第一书记，尽管首都的竞选对手强手如林，尽管在这里苏共中央可以更容易的干预选举活动——所有这些都吓不倒他。选择莫斯科只有一个理由：他的目标绝不是一个人大代表，而是——克里姆林宫。只有在首都，他的竞选才真正具有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影响力。在莫斯科，即使失败，获得的政治资本也是在偏远的斯维尔德诺夫斯克全票当选无法比拟的。
以前那些痛苦的思索现在显示出它巨大的威力，叶利钦比任何时候都知道自己可以依靠谁，依靠什么。他知道，人民并不关心意识形态的争论，他们关心的是现状的改善，他们不会从根本社会制度的层面去批判现实，而是抱怨国家机关的低效，国家官员的腐败，商店里买不到东西，医疗条件、住房条件差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所以，他在竞选纲领中有意回避了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直接提出“反官僚、反特权”的口号，主张取消领导人的特权，取消食品的特殊供给、特殊医疗和特殊教育，让从普通人到总书记都能够平等的购买食品和其它日常生活用品，能够平等的享受住房、医疗和教育。1987年十月全会的失败现在也成了竞选的资本，他把自己树立成了不惜放弃高位、放弃特权来为人民说话的英雄。有了这个“资历”，谁也不会怀疑他反官僚、反特权的真诚和决心。
叶利钦的竞选手段也很得人心，他选择了群众集会作为宣传自己观点主要阵地。他明白在这种场合群众的热情是很容易被煽动起来的。他还把各种激进团体团结在他的周围，他们深入社会的不同阶层，为叶利钦四处奔走宣传。总之，他一开始就表现出非常先进的竞选理念。
与叶利钦相比，他的对手们的就显得十分落后了——大会小会一个接一个的开，在会议上对叶利钦发起攻击，然后由大会做出一个结论，再去找《真理报》这样的官方媒体公布会议精神，全然不理会会场外面的世界已经沸腾。他们组织编写了揭发和批判叶利钦的“黑材料”，逐级传阅。材料中，编写者仍然认为“违反中央政治方针”、“有个人野心”、“破坏团结”等口号还可以用来破坏对手的形象。他们提不出什么有煽动性的口号，即使有，也被那种八股文式的公文风格所淹没。总之，他们习惯了苏联式的选举，根本不知道“竞选”为何物。
这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的较量。最后，叶利钦以89。3％的绝对优势当选莫斯科第一民族选区的人大代表。这样高的支持率，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这当然要归功于他在主持市委工作期间务实高效的作风给市民留下的深刻印象，他正确的竞选口号和竞选方式，但更应该归功于他所处的时代。人们对这个制度已经完全丧失了信心，他们呼唤新的东西。俄罗斯是一个充满激情的民族，但自从斯大林以来，这种激情被压抑得太久。他们生活中唯一的刺激只剩下了浓烈的伏尔加酒。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每个领导人上台都要宣布改革一番，但人们从未从这种改革中得到过多少实实在在的好处。现在，不管什么道路，只要能够改变现状，他们都愿意试一试。叶利钦在十月全会上的表现让人们相信他是一个坚定的反对派，所以有不少莫斯科在投票给叶利钦的时候就是这样一种心态：自己不是投票支持叶利钦，而是在投票反对现政权。
不过，尽管支持率居高不下，叶利钦入选最高苏维埃的过程还是遇到了一点小麻烦。由于苏共代表团结保守势力联合抵制叶利钦，他在代表大会的得票是1185票赞成、964反对，根据选举法，他的反对票过多，未能入选最高苏维埃。莫斯科的激进派别组织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宣布这一结果是对千百万人民呼声的蛮横无理的蔑视，甚至提出了举行政治总罢工的口号。此时，戈尔巴乔夫同志已经如愿以偿当上最高苏维埃主席，他觉得这种尴尬局面有损自己精心打造的政治改革的完美形象，于是他和叶利钦达成了妥协——劝说一个最高苏维埃代表放弃资格，再由大会投票通过叶利钦直接顶替。因为“顶替”是一个议案，只需要简单多数即可通过，而不必考虑反对票数，所以落选后第二天，叶利钦就再一次沉而复起，成了最高苏维埃代表。
两起两落的经历使叶利钦彻底看清楚了自己力量之所在，看清了貌似强大的苏共虚弱的本质——只要有人民的支持，自己就完全就可以与之对抗到底。在这种信心的鼓舞下，叶利钦马不停蹄，向苏共发动了一浪接一浪的强大攻势，让他的对手们毫无喘息的机会。
五
1989年7月，最高苏维埃会议召开。会议期间，叶利钦与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一起，联合了近300名全国人民代表，组建了“跨地区议员团”。叶利钦当选该议员团的两主席之一。他明确宣布：成立跨地区议员团，就是为了打破以前在苏联议会中苏共领导下团结一致的局面。跨地区议员团的成立，标志着苏联出现了历史上第一个反对派的议会党团。
1989年9月，叶利钦以苏联人大代表的身份访问美国，公开宣布不再信仰共产主义，而希望把美国的民主制度引入苏联，得到了美国总统和议会的大力支持。在与美国总统布什的会晤中，他直言不讳自己夺权的野心。他声称：“戈尔巴乔夫还有最多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来推行他的改革，如果再不能取得成效，那就需要另一位更加坚定的政治家来领导改革。”
1990年1月，叶利钦联合各种激进观点的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组成“民主俄罗斯”组织。煽动俄罗斯民族主义，认为苏联用大量的俄罗斯资源去发展那些贫穷的加盟共和国，阻碍了俄罗斯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俄罗斯联邦应该对本土资源拥有绝对的支配权，成为完整的主权实体。
1990年2月，叶利钦联合党内激进派，成了苏共“民主纲领派”，与利加乔夫为首的保守派和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中间主流派分庭抗礼，开始公开分裂苏共。
1990年4月，苏联第4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叶利钦领导的激进派提出的修改宪法的议案，取消了宪法第六条苏共领导地位的规定。
1990年5月，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成为苏联最大的加盟共和国的首领——在被解除莫斯科第一书记职务以后，他只用了16个月，就重新夺回了实权，而且这次获得的权力更大、更稳固。坐在白宫的办公室里，叶利钦又回忆起了七年级毕业时的往事——那帮家伙竟然因为他的轰动性发言取消了他的毕业资格。年仅13岁的他四处奔走，找区委会、市委会——他这才生平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区委会、市委会。他的不懈努力终于见了成效，市委甚至专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调查他班主任的行为。经过调查，他不仅拿到了毕业证，而且如愿以偿的让自己痛恨的班主任被开除出了学校。现在想起来，四十六年前的那场胜利甚至比入主白宫更令他兴奋不已。
叶利钦永不停歇的进攻，受到了来自苏共内部的猛烈反击，很多地区和中央的领导纷纷发表讲话批评叶利钦。但在一片反对声中，戈尔巴乔夫保持了一种明显的善意的沉默。是他把观点激进的叶利钦提拔到中央并委之以莫斯科第一书记的重任，在十月全会后给叶利钦保留了机会，在人大会议上又同意了叶利钦顶替进入最高苏维埃。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借助叶利钦对抗来自党内保守派的压力。作为党的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并不坚定，相反，他对西方的民主、市场经济、私有制有着和叶利钦同样浓厚的兴趣。他们最大的不同不在改革的目标，而在于改革的方式——激进的还是渐进的。如果没有叶利钦的激进路线，党内保守势力就会利用改革带来的危机把总书记赶下台——就像30年前，当赫鲁晓夫改革陷入困境时，勃列日涅夫联合党内保守势力发动政变一样。当然，这种走钢丝的策略只有在双方势均力敌的时候才能发挥最佳效果，它还有一个前提，就是斗争的双方都承认仲裁者的权威。不幸的是，戈尔巴乔夫遇上了有着赌徒气质的叶利钦，他总是不按照常理出牌，屡次在关键时刻打破平衡，把戈尔巴乔夫逼上绝境——在政治较量中，没有人会甘心被人利用，所有势力都是一种利用与反利用的关系，最后，只有真正坚强有力的一方才会获得主导权。
1990年7月召开的苏共28次代表大会上，叶利钦再次让戈尔巴乔夫领教了他变幻莫测的政治手腕。
由于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不久前宣布独立，在其它加盟共和国和一些重要城市，激进派纷纷当选上台，经济形式也在不断恶化，戈尔巴乔夫的改革遭到了苏共内部的强烈置疑。在这次会议上，保守派势力取得了优势。他们在大会开始的头一周组织了一次又一次攻势，苏共中间派和激进派领导人，包括总书记本人，都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激烈批评。最初几天，这个会场都被尖锐的批评声和作为施压手段的掌声所淹没。在这种情况下，戈尔巴乔夫寻求叶利钦的支持。第六天，叶利钦发动了反攻。他的发言极其尖锐，与之相比，十月全会的“放炮”恐怕只能算是毛毛雨了。
他提出了一系列令保守派瞠目结舌的激进改革纲领：
（1）在组织上，允许党内的各种纲领派别共存；
（2）党的名称改为社会民主党；
（3）放弃这次大会要通过的章程和纲领，只通过简明的苏共改革宣言，然后重新选举新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产生新的章程和纲领；
（4）军队、安全部门和国家机关的党组织解散。
然后，他发出了赤裸裸的威胁：
“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如果党不按照这个纲领进行改革，那么，用不了多久，党的官僚机构就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