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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星期一（二十四号）以后，我的右手就有点不对劲起来（不属于阿Q摸了小尼姑头以后的那种不对劲），它不会忘记它在饭桌旁边摸到了什么，也不会忘记后来在绍兴南街的汽车里摸到了什么，那细嫩的、光滑的、柔软的、温暖的、香味的、使人不能自制而要渴望吮吸它的，是什么？喂，“小Y”，别以为它是你的，它是我的。如果你一定说它是你的，那么你是我的，所以一代换，它还是我的。
为了它，我觉得我有几分阿Q－身为一个失败者，我竟有几分胜利的感觉。这不是嘲弄，不是得意，而是幸福，一种“黏”在可爱的“小Y”的身边的幸福。（我想到在“统一”楼下我偎在你身边那一幕，我好恬适，只有在你身边才有这种恬适，你在那时候第一次承认我是你的情人，忘了吗？）
五月以后，我的情书还多着呢：
△今晚跟殷海光聊天两个多小时后，回来收到你的限时信，知道你也“撞车相报”，为之心焦。唉，“小Y”，你好叫人操心，你一离开我，便会有不安全的事发生，你说多槽！你说你该不该时时刻刻跟我在一起，让我保护你？你说该也不该？我昨天提议你陪我睡觉，你竟目为笑谈，想想看昨晚你若陪我睡，“春风几度”，包你今早容光焕发，精神饱满，哪会有撞车的事发生呢？你呀，都是因为你不听话，所以落到撞车的下场。还是快快听话，到我身边来吧（我又想起，你何不到我家里来养伤，让我来照顾你？明早打电话时，我会这样提议）。真关心你的伤势，真关心。（一九六七年五月七日）
△你送我的三个柿饼，今天已到了不得不忍痛丢掉的程度了，我只好把三个封套留下，柿饼丢掉，我好心痛，痛得敢说不在你的伤口之下。你的伤口怎样了？怎么也不写信告诉我一声？你是不是以叫我操心为乐？还是跟你那位同室操“车”者正在一块儿楚囚对泣？别忘了哭的时候请专用左眼，右面那一只，为伤口起见，总以避免洒泪为宜。（一九六七年五月九日）
“小Y”不愧是女作家，她显然喜爱“少女情怀总是诗”的境界，并且倘佯其中，愈久愈好，而对我这种一直喜爱她肉体而想倘佯她身上的人，显然有些落差。有一天，我和她亲热得被她认为太“过度”了，她生气走了。我也故示冷淡。三个月后，我写了一信：
Y：
因为你的通讯地点改变，所以这封信只是试投。三个月不见，你还是一个沉醉于情欲二分怯的小孩子吗？我不觉得你有进步，如果你有进步，你早该回来，用身体向我道歉。我并没有如你所说的“重新陌生”，但我非常不高兴你三个月前的态度，你把我当成了什么？“重新陌生”的也许是那个又把“你”当“您”的人，把“大李”当无名氏的人。有时候，你简直是小孩子，需要taming，我不知道你还挣扎些什么，反抗些什么，你难道以为你会成功吗？至于我，当然如你所说，有“冷酷的面目”，就凭这副面目，我才混到今天，女人和国民党才不能把我吃掉，否则的话，我还能用“男子汉”的招牌骗人吗？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四号，
狂童之狂也者
第二年五月，“小Y”写了一篇文章，历数她的情人，在“号外”一节写到了一个人，那就是我：
我在街上碰到你，你问我要去哪里，我说，我还不知道。
你问我是不是在等你，你的脸上闪着很多开玩笑的表情，没想到我竟认真地点起头来，我说是的，我喃喃地说是的，我在等你，号外。
我从来不曾肯定什么，就像我不能肯定我的等待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惟一能肯定的是：我是等你吧。
刚认识你的时候，你笑着问我，你该排在第几号？我笑着，我的笑代表了我的惊愕，我想了一下才说，你排在十三号吧，或许我曾给了你为男孩编号的感觉；我没问你，也没认真的解释。你呵呵地笑了两声，你说你连十三号都不是，你是号外。对吗？
我开心地笑起来，我不要说不对，从此，我便认真的对自己喊起你号外来。
我喜欢同你说话，喜欢同你开玩笑，喜欢听你说笑话，可是，这只是我喜欢而已，你的回应是淡淡的，有时候我对自己说，号外也许一点也不喜欢我吧！号外一定不会喜欢陪我在风中散步，号外也不会和我在雨中撑一把伞，号外多么不同，但这种不同是当然的，因为他不喜欢我。
号外，你一定也有过很着迷的时候，只是，我遇到你的时候嫌晚了一些，而对我来说，遇到你却是太早了一些，那时，我还不懂得抓住一点点自以为是的爱情，虽然，那种爱情也没什么用！
我应该有很多你的记忆，但是，我抬起眼睛，觉得一切都很茫然。我站在阳光照不到的地方，阳光和你一起消失，我实在该走近你，但我还是不走近你的好，我怕听到梦碎裂的声音，梦的破碎在无形中我还经受得起，我怕我还要固执一个没有回复的爱情，我又望见你的年轻在阳光底下焕发着，我轻轻地闭上眼睛，我让心一阵接一阵地抽着痛。你让我懂得什么叫心痛。
号外，如果我对你有过幻想、有过渴望，那么让我的幻想、我的渴望就这样死去，死去从你身上，让我的爱情连同我的幻想、我的渴望一同埋葬，埋葬在你身上。
（也许，你真的是号外吧，还好你说过你是号外，不然，在大街上我该如何站立，如何排列呢？）
写“号外”时候的“小Y”，人已在香港。终于有一天，她回来了，她返台度假，她想通了：“我实在该走近你。”我们手牵手，依偎着，一起走进阳明山“新荟芳36”，在温泉旅馆中，她给了我处女所能给出的一切。－“我的幻想、我的渴望就这样死去，死去从你身上，让我的爱情连同我的幻想、我的渴望一同埋葬，埋葬在你身上。”最近，她一语成愿，真的埋葬在我身上。当我“强奸”她的时候、当她迷茫中喃喃说“我要死了，我要死了”的时候，回想起来，那的确是一种“死去从你身上”，我仿佛觉得：这可爱的小处女，正在被蹂躏中同我一起死去、一起死去。在灵肉边缘、在生死线外，人间还有更好的死法吗？
根株纪
种桑江边，根株沧海 求仁得仁，大屌不甩
我主持的《文星》杂志是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被官方封杀的，自此四年的文星风云，慢慢走向落幕。这时我三十岁。第二年开始，官方大规模的查禁我的著作，不管是文星出版的，还是我自己出版的，都在封杀之列，同时，由于胡秋原、徐高阮等的陷害，我被警备总部约谈，严然一“匪谍”矣。这时我三十一岁。一九六七年，虽然官方麻烦不断，个人困难重重，但我还是义助殷海光。这时我三十二岁。
一九六八年，我以贩卖旧电器维生，暗中支援其他出版活动，并义助柏杨。这时我三十三岁。一九六九年，我又义助彭明敏。这时我三十四岁。这四年岁月，我整个的感觉如同陶渊明《拟古》九首中的最后一首：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
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
本不值高原，今日复何悔？
陶渊明诗里说他在长江边种桑树，种了三年，刚要收成的时候，忽然山河变色，桑树“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一切成绩，都漂失了，但他并无悔意，因为“本不值高原，今日复何悔”？本来就不在安全地带种树，又有什么好后悔的呢？
这诗旧解都说以桑树喻晋朝，但我觉得喻自己的努力；才是正解。自己的努力，在乱世之中，一切都泡了汤，泡了汤并不后悔，因为本来就志在牺牲，又何悔之有？《逸民传》里记鬼谷子对苏秦张仪说：“二君岂不见河边之树乎？仆御折其枝、风浪荡其根，此木岂与天地有仇怨？所居然也。子见崇岱之松柏乎？上枝干于青云、下枝通于三泉，千秋万岁，不逢斧斤之患，岂与天地有骨肉？所居然也。”正因为所居之地，是易遭“斧斤之患”的所在，所以柯叶之折与根株之浮，也就毫不意外了。这首诗有强烈的“求仁得仁”味道，意态悠远可喜。陶渊明《归园田居》五首中第三首也是我最喜欢的：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陶渊明写他在庐山种豆的种种辛苦，最后晚露弄湿了衣服，旧解“夕露沾衣，喻贫贱之来伤人也”，但我觉得不计一切牺牲以维持素愿，才是正解。我甚至觉得，这首诗该引申解释做志士仁人为素愿奋斗，有时会灰头土脸、会牺牲自己的名誉，但名誉毁了也不足惜，只要能救国救民就好了。对我个人说来，我在文星的努力，也正有陶渊明这种诗情。
文星时代朋友中，有人是从头到尾看到“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的局面的，其中最值得一写的，是梁实秋先生。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一日，我在《文星》发表《老年人和棒子》，其中提到：老朽昏债卖身投靠的一辈我们不必说，即以最开明一代的老先生而论，从写“人权与约法”时代的胡适之到写“容忍与自由”时代的胡适之；从《人权论集》时代的梁实秋到《远东英汉字典》时代的梁实秋，我们多少可以看出他们转变的痕迹。弗洛斯特在他那首《预防》（Precution）里说，他年轻时不敢做一个急进派，因为怕他年老时变成一个保守派，我并非说胡适之与梁实秋已变成保守派，我是说，他们今日的“稳健”比起当年那种生龙活虎意气纵横的气概是不大相称的！写《老年人和棒子》的时候，我还不认识梁实秋先生，后来认识了，聊过许多次天，证实我那篇文章的论断，完全无误。梁实秋在台湾，虽然“安分守己”，却也被国民党猜忌过。他告诉我：他家被搜查过一次，“一天有人叫门，开了门，进来许多治安人员，问你是这家主人吗？我说是。他们说美国新闻处丢了一台打字机，有人说是你偷的，我们要来搜查。我说我是梁实秋，是大学教授，总不至于去偷美国新闻处的打字机吧？你们各位是不是弄错了？他们听了，拿出一张纸，上面画着我家的平面图，连说没弄错，就是你家。
于是不由分说，进了屋里，到处翻箱倒柜起来，闹了好一阵，什么也没搜到，然后要我具结他们没带走任何东西，就走了。
事后我写信给吴国帧抗议，可是一直没有下文。，，据我研判，国民党当年对梁实秋这番“戏弄”，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在查他跟民社党、跟罗隆基等的关系；第二个目的在警告他要识相，在台湾，知识分子有头有脸而非国民党如梁实秋者，毕竟不多，现在大家已经沦落到台湾来，对老子们要客气一点！偷打字机事件后，还有一次他被告到蒋介石那儿，幸亏他提出毛泽东在延安抨击他的文艺谈话）才得过关。他还告诉我：他译的那本《沉思录》（Meditations），作者是二世纪的罗马皇帝Marcus Aurelius，由于中文译名是玛克斯，竟被国民党官方认为是十九世纪的马克思而惹过一点小麻烦。他还告诉我一些秘闻，例如《查泰莱夫人的情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的一个中译本，擅挂他的名字，事实上根本不是他翻的；傅儒家里养了一对夫妻，事实上全和这位大艺术家有关系……他还谈到他很欣赏当时的柳腰歌星华伯保，事后我请萧孟能买了入场券送他，他欣然而往。这些琐事，都可看到另一面的梁实秋。梁实秋在一九二九年与胡适、罗隆基合著《人权论集》（上海新月书店版），靠着胡适，也对国民党有太岁头上动土的文章；后来又以民社党党员身份，靠着张君励，也对国民党不无失敬之处。如今沦落台湾，自然不敢造次。他在台湾三十八年，一直乖得要死，他毅然决然的从民社党中脱队了，遇到国民党要他捧场的地方，不论是为反共义士做宣传、不论是为文艺大会做样板、不论是让大官人向他颁奖赠勋，他都无不从命。有一次他跟我说，一次文艺什么会上拖他去，他感觉好像被人耍了，后来转而自思，被耍就被耍吧，也就即席安之。我听了，心里很难过，我觉得一代大儒，不可以软弱如此，但梁先生却如此软弱，他太令人失望了！当年郭良蕙出版了一部名叫《心锁》的书）台湾省政府新闻处以（52）公新一字第0三一九号函，予以查禁，同时“中国文艺协会”拦腰做上一票，趁机把郭良蕙开除了会籍。郭良蕙跑到梁实秋家去抱怨，梁实秋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