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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殷海光死去一周年,殷太太在教堂为他做礼拜的前夜,我有长信给她:
殷师母:
海光先生去世周年,明天你们在教堂的仪式,我仍比照去年——不参加了。我这种不参加我不赞成的方式的态度,想早蒙您的谅解。
关于海光先生后事,去年九月十四日我曾有千字长信给您。其中关于遗著方面,我曾建议:“格于现状,需在保密及无保证条件下进行。”‘虽近不情,然非此不足有效。”当时也许您考虑得大周到,所以蹉跎经年,反无成绩,我的建议与自告奋勇,也就白费。
在那封信中我又忧虑海光先生死后恐被利用,结果都不出我所料。海光先生死后,“党化”者有之(如去年九月十七号国民党的The China News说他“He wrote editorials forthe Central Daily News for a while in Nanking”,但却只字不提他在《自由中国》的壮烈举动!),“国化”者有之(如把他描写成固有文化的回头浪子!),“神化”者亦有之(如把他收归上帝名下,做信教者的死证),其他歪曲他、窄化他的,更属不少。海光先生一生,困学知变,认识他,理当从他健康时期的理智表现着眼,这一时期的高潮,当然是《自由中国》时代。这一时代过后,海光先生日渐孤立,幢康情形日坏,尤其死前一大段日子,接近他的人,谁都可以摆出一堆笔录语录之类,俨然得海光先生真传,其实在我看来,这些非造谣即乱命。胡乱传布一个思想家心神衰退时的吃语,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我为海光先生悲哀!
去年九月十五号晚上,您向我说:“李敖你是斗士,可是殷老师不是了,他已属于上帝。”如今一年过去了,感情的因素应该平静些了,殷师母,我向您说,您错了。海光先生仍然是斗士,只可惜能够陪他一起斗的人大少了,能够认识他这一斗士性格的人也太少了。所以当同他一起斗争的朋友坐了牢,包围他的,都是比他软弱的人,或是对他这一斗士性格缺少帮助和鼓动的人。大家不阻挠他,即倚靠他,以致海光先生精神负荷日益加重,同时他又是不善于调节精神与身体均衡的人(两次被我强制送进医院,即为一例),又最容易被小人利用,以致好恶无定,愁绪难排,最后终告不起。
我常常想,海光先生当年若陪雷震先生一起坐牢,也许他还不会死。这次接雷先生出狱,看到他气概非凡,器字轩昂,更印证了我这一假设。海光先生和雷震先生一样,他们都是斗士型的伟大人物,斗士的生涯就是斗,不停的斗,劝他不要斗的人,动机尽管好,可惜是妇人之仁,爱之适足以害之。海光先生英灵不泯,在斗士的行列里,他是先烈,他将永生!我们没死的人,虽然遗憾要分别采取不同的方式来纪念他,但对死后的海光先生说来,却并没有被“分裂”-海光先生仍是完整的海光先生,有人以为抓到了他的什么,其实只是利用死尸而已。真正海光先生的灵魂,不是二流以下人儿所能了解的!
一九七0、九、十五李敖
附上糖一盒送给文丽,一年不见,她一定长得更高了。
当然,殷太太不会回我的信,我也不会参加她的宗教仪式。那时我已经一天二十四小时被治安当局跟踪,我自然也不会去看殷太太了。
二十年后,有一件妙事发生了。一九八九年八月二十四日下午,我家来了不速之客,来的是殷海光的太太夏君潞,是由陈宏正陪她来的。殷太太与我二十年不见,如今重晤,大家都很高兴。二十年前殷海光老师来过我家多次,可是殷太太并没来过;二十年来殷太大自美返台一次,这是第二次,是应自立报系举办所谓“纪念殷海光先生逝世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而来的。殷太太抵台前,陈宏正到我家跟我说:“殷先生的朋友学生每人出一千元,联合请殷太大吃饭,盼你参加。”
我说:“我才不要同这些人吃饭!他们有几个配称殷海光的朋友?又有几个配称殷海光的学生?今天国民党尸居余气了、局面没有危险了,他们这些懦夫,才敢钻出来打殷海光的旗号了,试问当年殷海光挺身与国民党相抗的时候,这些人又在哪儿?当年我挺身声援殷海光、冒险为殷海光印书、出钱为殷海光治病的时候,这些人又在哪儿?至于殷师母,她与殷海光共患难那么多年,是我尊敬的女性,但是她把殷海光硬推进教会,并且不能辨别谁是真正在殷海光生前死后有爱于殷海光的人,未免令人遗憾。她上次回台湾,为什么不来见见我这位真正的义人。她整天在教会里找义人,其实真正的义人是不进教会的。”殷太太毕竟是有服善之勇的女性,她居然带着洋酒为礼,登门来看李敖了。她不介意我写文章攻击过她,她的度量宽大,也非常人所及。二十多年前殷海光生病,他的朋友学生袖手旁观,惟有我肯在自己负债的艰苦下援之以手,送他住院看病,出院后,殷太太特别亲手做蛋糕送我。接下殷太太送来的酒,我特别回忆二十多年前她亲手做蛋糕的往事,她还能记得。她说:“李先生,你的为人,上帝最知道。你并不孤单,上帝是和你在一起的。”我听了,哈哈大笑(一星期后,我在电话中告诉了黄三这段话,并说:
“三三你看,二十年后,她终于把殷海光从上帝手里放出来啦!
可是又把我给拖进上帝手里啦!”黄三听了,也哈哈大笑)。殷大太又谈到殷海光全集的事,二十年前,我是主张出全集的人,但是格于殷太太感情上的阻挠,未能实现。如今,二十年过去了,殷大太“感情的因素”终告解除,她同意全集由佳冠出版公司的赖阿胜出版了。我很高兴“已属于上帝”的殷海光,又属于了我们,虽然上帝已离我又愈来愈近了。在聊天中,我笑着向殷太太说:“这年头儿真变了!雷震死后十年,忽然冒出了许多雷震的知己,跑出来做雷震秀;殷海光死后二十年,忽然钻出了许多殷海光的朋友和学生,跑出来作殷海光秀-殷海光死后的朋友和学生,比他生前多,你说怪不怪?”殷太太听了,为之苦笑。二十年过去了,由于国民党的强弩之未,由于殷太太的一元复始,殷海光已不再被禁铜,已从封闭中解放出来。但是,各种利用他的秀局,却方兴未文。连吴丰山、张忠栋、杨国枢、胡佛、李鸿禧、何怀硕、郑钦仁等跟殷海光毫不相干的胆小鬼都敢抛头露面了,士林怪态,可真殷鉴不远呢!自立报系大做殷海光秀,由它的头了吴丰山接见殷海光夫人,即时表示:“任何国家或社会的光行者,在争取言论自由上总要忍受一些痛苦,一些煎熬。
现在,来自海内外数十位杰出的学者,一齐纪念殷海光先生的贡献,证实了人间自有公道。”其实,所谓“海内外数十位杰出的学者”,他们在殷海光受难之际、苦难之际、危难之际,不但没援之以手,甚至是殷海光的敌人的同路人,这些人今天以知己嘴脸,重现江湖,江湖之中,可没有这种不要脸。另一方面,当年真正对殷海光援之以手的人。二十年来一直为殷海光“吾道一,以贯之”的人,却被伪君子们视而不见并且大加排斥。伪君子们抹杀他们,上因为他们不是别的,而是“国家或社会的先行者”。如今先行者们如彼、伪君子们如此,正好证实了人间没有公道。
殷海光生在一一九一九年十二月,死在一九六九年九月,活了不足五十岁就得胃癌而死,可谓不善养生。殷太太回忆:
“一九七一年,九月里的有一天,我去看才出狱不久的雷震,他一见面就对我大声他说:“殷太太,你看,殷海光爱生气,就被同民党气死了!’”“雷震的话,让我想起海光生前的‘骂’。他喜欢骂人,尤其常常骂蒋介石。他被‘迫’离开台大后,每天吃晚饭时间,常对着我跟Abby骂蒋介石,又骂又气,又气又骂,然后饭也吃不下了-不久,他得了胃癌。殷海光真的给满腔的愤怒‘气病’了、‘气死’了。”殷海光这种搞法,不是骂人之道,而是找死之道。他曾告诉我,他师服的熊十力老先生最恨蒋介石,熊十力骂蒋介石,一边骂一边拿上有蒋介石照片的报纸,揉成一团,在自己生殖器下面擦,然后哈哈大笑,以化怒气。殷海光显然忘了老革命党熊十力的身教,结果一个高龄、一个短命,殷海光竟先被骂者而死。也许殷海光察觉出骂人时应该伴之以团报纸,但在饭桌前难以仿行。纵仿行成功,则得胃癌者将是女眷,因为她们“饭也吃不下了”。结论是:殷海光舍己为人、自我牺牲,还是自己得了胃癌。殷海光生前对黄三说:“我不要死,我要睁着眼睛看他们如何收场。”可是他不善养生如此,又如何活得过敌人呢?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二日,我在殷海光的病床边跟他聊天,我把“中国文化学院”(“中国文化大学,,前身)
的巧立名目说给殷海光听,在旁边的一个学生谈到“中国文化学院”的哲学系,我在这位哲学教授面前,开玩笑说:“你看,‘中国文化学院’也有哲学系,这个学院,除了‘水肥系’以外,简直什么系都有!”殷海光冷冷他说:“他们的哲学系,就是‘水肥系’!”看到殷海光躺在那儿,我心里想:学哲学的人要看得开才是,怎能得了胃癌这种病?胃癌的原因虽多,但老是心情不好是原因之一。哲学家怎可以老是心情不好?哲学家得了胃癌,就好像神父得了梅毒,斯人也,不可有斯疾也!不过,哲学家倒可以得梅毒,叔本华是也。但殷海光当然不会,他的胃癌,就是梅毒!殷海光生“梅毒”时,群医还没束手,群友群学生却先束起手来。那时候,“负债救人、义重如山”的,只有李敖一人而已。在整个的殷海光住院过程中,我只见过一个小书商赖中兴送过一把香蕉。我在殷海光病床边夸奖赖中兴,我说穷人有穷人的做法,穷人尽他全力只能买一把香蕉送殷先生,这种情义,不可埋没。赖中兴后来自杀了,在大人物们大做殷海光秀的当儿,我想起这个小人物,我真怀念他。并不是说一定有钱才能表现这一情义,东吴大学学生陈平景没有钱,但他为殷海光擦身捶背,几达不眠不休的地步,这种义人,又有谁能比啊?耐人寻味的是,赖中兴、陈平景都不是殷海光的学生,而殷海光的学生反倒如我所讽刺的:殷门弟子与殷海光的关系,多是“单向会”,多是靠殷海光提拔而不能有像样的反馈的。张灏、林毓生等等,无一例外。林毓生口口声声骂李敖,但是为了发表文章,却不能不托殷海光,到文星来借光。他们这些所谓学人,写起信来,骂《文星》“轻挑”(该是“佻”)、骂《文垦》,‘不上不四”(《殷海光·林敏生书信录》页七十七),但是为什么要到“轻挑”的、“不三不四”的杂志来投稿呢?这不显然是伪君子吗?何况,这种人的文章根本都写不通的,殷海光收到后,写信给他:“……你的作品和译文,我收到时当即看了一下,‘可恶’之声,脱口而出。盖因小的毛病大多,恐需花我三天修改,且需重抄。你应请我吃一顿好饭以补心血。”(《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页八十三)结果殷海光没有重抄,就给了我,我为之好笑!“殷海光的得意门生的中文,原来是这样子的!”我在《给书呆子上一课》一文中,曾经把这篇由殷海光逐字逐句修改的不通文章第一页制版发表,铁证如此,林毓生还能赖吗?不但文章不通,他们看家的方法学也是无所施其技的。殷门弟子不知天高地厚,以为会了方法学就一通百通,但在实际遭遇困境的时候,就不得不发出哀鸣。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国民党林毓生在美国,写信给《海光我师》,呜呜他说:“我最近读书,思想有一个新境界,愿意向您报告一下从前我对Methodology(方法论)有一项迷信,认为弄学问必先把方法搞好,这一方固然是受了Logical Empiricism(逻辑经验论)的影响,另一方面更是因为看到‘新亚书院型’的糊涂虫对方法学不了解,以致搞出自欺欺人的谬论的强烈reaction(反应),事实上,事情并不是这么机械,学问绝不是应该把方法学‘完’了以后再弄的,方法学如能学‘完’,也并不能一定使人成为大学者。”(《殷海光·林坑生书信录》页八十三)殷海光看了这一段,批注“不谋而合版”,可见这种方法学的万能论,在几年以后,就发现是“迷信”的、是“机械”的、“学问绝不是应该把方法学‘完’了以后再弄的”——他们念了那么多年的书,才恍然大悟到这一浅显的真理!但是,尽管恍然大悟,殷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