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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哉？放眼看去，现代的越王勾践，他一生点名肯定的患难之交，只李登辉与李敖两人而已。其他的“彭明敏之友”啊，在彭明敏眼中，只是攀龙附凤西瓜偎大边的助选之徒而已，何足挂齿哟！
所谓只有李登辉和李敖是彭明敏点名肯定的说法，我有证据。彭明敏出版《彭明敏看台湾》，不但偷偷删掉了李敖的名字，还删掉了他返台前一篇重要的提到李敖的文章——
《中国时报》杨宪村专访：《口首前尘话蓬莱－与彭明敏在奥瑞冈的一场对话》，其中有耐人寻味的问答：
问：你在海外发生的几次不愉快事件，是否与你那种既细致又易得罪人的个性有关？
答：我不同意自己“容易得罪人”的说法，也不相信自己容易得罪人，我这个人重感情，对朋友忠诚，与人也好用处。我的个性不适合政治，搞权术花样我弄不来，违心之言也说不出口，像李登辉或作家李敖，很多人批评他们，但我都视他们为我的朋人，虽然我们彼此见解已有很多不同，但他们都是患难时期的至友。
彭明敏出书时删除了这篇文章，显然目的有二：一、暗中动手脚，消去他那源远流长的“李登辉情结”：二、暗中动手脚，把“患准时期的至友”李敖当然要一并清洁溜溜掉。他删除的用心是隐秘的、删除的手法是细腻的，但是，不幸的是，在明察秋毫的历史家眼里，他所有暗中的手脚都无所遁形。
在彭明敏没返台以前，我看到电视画面，看到他特别点出李敖的冤狱事件，认为闰民党政府应向李敖道歉。这是彭叫敏向国民党政府提供证据、诬陷李敖后十九年，第一次公开在电视机前宣示李敖非台独分子，我除了以迟来的感激来回应彭明敏迟来的平反外，内心深处，却想起“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第二十四节彼拉多的动作。彼拉多“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当吧”。彭明敏只手遮天成功了，他把黑手脏手全抹在国民党手上，王八蛋国民党固然活该，但我实在忍不住偷笑。从彭明敏纽约记者会看，仿佛他宣示“四十年来，为台湾民主努力付出代价的许多人士如李敖”等未曾“平反、复权”，他就不回来，事实上，他迟迟其行是在等对他有利的机会，他深知不回来就绝无机会。一九九一年四月二十九日，他写信给我，说“知心之间，无所不谈，毫无忌惮”，谈出台独分子在美国的真正内幕。他写道：
在美国搅“台湾政治”者（在美国或其他外国，怎能搅“台湾政治”，荒唐之至），煞有介事，其实都是拼命从事你所说的“意淫”而已（而且都是不能达到orgasms）。有的在美搅得声名狼藉，混不下去，便逃回台湾，自称“侨领”或“教授”（在台者不知所谓教授实是在美学界无人看得起的市立野鸡专科学校厮混误人子弟者），在台自立山头，自任“民主运动健将”，继续以似是而非的浅薄言论敛财骗人。在美国搅“中国”或“台湾”政治者，基本上都是con men，利用或abuse侨民“爱乡心”之切，自我膨胀，诈财骗人而已。令人感慨者，古今东西，地球似乎充满着无数suckers（包括所谓知识分子），那些conmen骗之不尽，吃了一批以后，马上又有一批自投罗网，海外这些con men之奇形怪状丑相变态很想为文分析之。
可见私底下，在“知心之间，无所不谈，毫无忌惮”的情况下，真的彭明敏是深知台独分子的卑鄙的。我的一贯立场是主张真正第一流知识分子影响政治而不涉足政治，我期望的彭明敏和我一样洁身自爱却战斗不衰。彭明敏自然知道。他在一九九一年五月十八日写信给我，说：“你言中了，在目前情况下，我实在无法考虑回去。（而且回去也想不出要做什么，你想我应该回去做什么？难道开餐馆、咖啡厅？）台湾情势似在恶化，怪事丑闻频频，令人深忧，有时忍不住想为文评论之。”一九九一年八月十二日写信给我，说：“通缉撤销，反而各种压力接踵而来，不堪困扰。你已经看出，不少人在打我的主意；又如你所说，报上看到台湾政客、政治那个样子，实在恶心之至。有时很想脱俗入山，不问世事了。”……从这些知心话里，可以看到彭明敏的另一面——努力去做为独来独往的伟大知识分子的一面。而这一面，举世除了向李敖“输诚”，也别无其人够资格。彭明敏此时不但一再写信来说知心话，还特请Irene lee从美国带来照片给我。Irene Lee留言给我说：“彭先生（明敏）嘱我带给您一帧我所拍摄的黑白近照，他说：‘平生君子之交得李敖，足矣。’”可见彭明敏和他眼中李敖的交情。不过，正如我预料的，彭明敏“脱俗入山，不问世事”是说说而已，他毕竟忍不住要回来了。一九九二年九月十八日，我有长信给他。十月二十一日，他写出在美也可能是此生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他说：
刚由日本回来，接到你的快信。很感谢你的关切。你所说的话，会铭记在心。确有人为了我的“晚节”而担心。但那是妃忧。多年在外流亡、折磨、锻炼，难道到此时还会出卖灵魂，“失身、失节”么？简直无法想象的。
这是彭明敏回应我婉转表达的规劝与疑虑的最后白纸黑字，接着就是回航了，完全不出我所料，他一回航台湾，立刻被俗人俗事包围，他不但不能“脱俗”，反倒陶醉其中了。看到电视上他站在车上，左右转头向群众挥手的画面，我想到蒋介石的“风扇头”，不禁失笑。
彭明敏回航后，立刻有了高速转变，最高速的，莫过于他对李敖这种患难之交的高速离心而去，他日夜忙着去交新朋友、去为政治交换而助选、站台。坞打电话给我，说他忙过了再见我面，我漫应之。到了选举开票之日，他通过谢聪敏想见我的时候，我却推托拒绝了。谢聪敏私下问我：“老彭奇怪为什么你不见他？”我说：“他是最懂礼貌的人，让他自己去找答案吧！”我又说，“彭先生晚来见我或不来见我，对彭先生不好；我不见彭先生，对彭先生好。”我想直到今天，彭明敏还不懂我那“听其自悟”的“以不教教之”之道。
正如魏廷朝所说，李敖不是放暗箭的人。我光明磊落，一切明着来。我曾在《时报周刊》等媒体上，公开表示了我对彭明敏回来以后的失望，不过讲话归讲话，我对他一直很客气。这样，直到他回来一年后，我抵不住陆啸钊的坚邀，才答应三人一起吃一次饭。那天主人陆啸刽和彭明敏先到陶陶园等我，我与彭明敏，在他回来后一年才见面，就是二十四年后才首次见面。我很礼貌的带了一件小礼物送他，那是一个小镜框，中有马萨里克（Masaryk）的一张照片。彭明敏很谦虚，他说：“你李先生太博学了，你考倒我了，这位是谁啊？”
我说：“他是捷克的国父马萨里克。他是名教授，当年带着学生领导独立运动，流亡海外，一九一八年他成功了，并且当了总统，一九三七年八十六岁时死去。他为捷克打下独立的基础，可是他无法解决与强邻的关系，最后捷克被强邻所灭。
他的故事告诉人们，第一流的知识分子搞独立是一口事，可是，纵使成功了，也与强邻问题解决不了，也是空忙一场……”
彭明敏若有所思地收下我的小礼物。饭后，他用他的胜利牌轿车送我回家。车中也没谈什么，好像二十四年前的知己之情都生疏了。后来他在凯悦大饭店席开一桌，请我全家，也请了陆啸钊，以及陈彦增、郭文华等人。事后我没有回请他们，我想起二十四年前我和彭明敏两人日夜相处的往事，对今天这种“恭而有礼”式的宴饮，实在觉得不自在。
两次饭局后，我和彭明敏又恢复了不相往来的状态。谢聪敏偶尔与我联络，我多次请他侧面影响影响彭明敏。谢聪敏说：“李敖啊，老彭已经被海外那些新贵们包围啦，连我都讲不进去，也不敢讲话啦！”我笑说：“就是皇帝，也是打到天下后，才清除功臣、不纳忠言呀！怎么还没打到天下，只回台湾得意几天就忘形起来了，连老朋友都冷淡了？这样笨，还搞什么政治？”谢聪敏说：“老彭就是那样，我又有什么办法？”
一九九四年八月二十二日，我看到彭明敏发表的《写在（台湾自救宣言）三十周年前夕》、又在头一天收到谢聪敏电传来的感言和电话、又看到报上他们的照片和庆祝活动，我忍不住在八月二十七日写了一封信，我严肃指出：
……你们三十年前的宣言，明明争的重点是自由民主，自由民主解决了，一中一台根本不是问题。你们的运动，其实是争自由争民主的运动。这个运动成功了，台湾变成了如国民党牛皮所说的“自由民主的灯塔”，不愁大陆不在内外压力下向光明认同，一旦大陆也跟你学习，成了自由民主的国家，是分是合都不是问题。如今若不在自由民主运动上定性定位，还在一中一台上落墨着眼，是舍本逐未、是以虚幻的海市蜃楼代替务实的自救功夫。－自由民主运动和一中一台好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层次，但一实一虚，不可不弄清楚。你们既在三十年前做了先知，你们就有责任在三十年后矫正导向，能为三十年后的台湾导出正确的方向，才不愧为先知，才是你们的伟大……
我又写道：
彭老师文中指出“危险而无理智的‘中国情结’”是错误的，这话反面解释，“安全而理智的‘台湾情结’”，自是可行的。不过，依我的先知水平，（别忘了我也是先知！）我始终看不出来一中一台有可行性，一中一台论者三十年来，从未提出任何论证（理智的论证）证明如何达成一中一台、如何抵抗大陆，让他们放开黑手，让台湾去一台。有起码常识的人都能清楚知道大陆绝对有“犯台”的能力、都能清楚知道美国人不可靠，何况通达世情、通达国际大势的国际法权威彭老师及其门徒？虽然如此通达，却还高唱一中一台－只有空头主张、全无具体办法的一中一台，这不是好梦又是什么？这种一厢情愿（wishfulthinking）的思考模式，施之于贩夫走卒匹夫匹妇，犹可说也；施之于台湾人的先知，不可说也！
什么是一厢情愿？凡是提不出具体办法的号召，都属之。
彭老师大作指摘“当局”不肯“以台湾名义重新申请加入联合国”，试问一旦彭老师成了“当局”，你能如愿以偿加入吗？
加入联合国，“共匪”不亡，绝无可能，这是起码常识，彭老师太清楚了、太清楚了。别人可以一厢情愿打如意算盘以意淫联合国（其模式，与国民党意淫大陆——“反攻大陆”完全如出一辙），但是，彭老师怎可如此？这种“危险而无理智”，泛滥成灾，遂有“总统直选”等见诸彭老师大作，总统直选会带来独裁穹混乱，这也是政治学常识，别人争权夺利可以这样儿戏，前台大政治系主任怎可如此？
彭老师说“台湾当局数年来一些政策确在沿着我们曾经提倡的大方向进行着”，只是太慢。但是，纵太慢，也似有进境，可是，二十年后的王位先知本人呢？）十年来的进境又在哪卫？难道进境只在“总统直选”一类么？易卜生（Ibsen）一八八二年写《人民公敌》（An Enemy of the People），写那当时饱受打击的先知，后来易卜生自道，说当人民在十年后脚步跟卜先知的时候，光知自己又超出了人民十年。彭老师啊、聪敏啊、廷朝啊，你们超出的，又在哪里？
三十年前，你们是先知；三十年后，你们跟他们当然有不同，但不同又有多少？当人民跟先知人云亦云，先知堕入魔道自说自话的时候，这就未免太对不起当年的自己了。
最后我说：
你们是我共患难的朋友，素知我为人，我可以容忍朋友的无情，但不容忍朋友的大错误－大是大非上的错误。因此，虽然我与彭老师渐行渐远、与廷朝形同隔世，我仍忍不住要写这封信向你们进言。天下能被彭老师虚心受言的人，恐怕也不多了，我敢说我是最后的一位。印度诗人说感谢光明但别忘了在黑暗中执灯的朋友。－我久历人间冷暖，我从黑暗中来，也将回归黑暗而去，我不奢求别人的感谢，但不希望与我同行过的老朋友在光明中目为之眩。该说的话，总归还是不免一说。先“自救”方足以言“台湾自救”你们三位先知，三十年后难道全无“自救”之处吗？我真的不信啊！
信发出后，彭明敏、魏廷朝全无回音，理都不理；谢聪敏来电话，大意说老彭说政治是要夺权的，你李敖谈那么多是非干嘛！我说知识分子不谈是非只搞权力，是你们最大的堕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