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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的了解,现在是“以牢为家”,将来真要“以家为牢”了!
代我向怕父及各位问好。
敖 之 七十(一九八一)、十、十九夜
这封温馨的短信,是狱方惟一能检查到的李敖亲笔了,我把它收在这里,留做“二进宫”的一项纪念。
如上所述,与胡茵梦扯在一起的后遗症很多,最后一个后遗症是我写作甚稀,原因是花了大多时间在女人身上。不过这次坐牢前后,我完成了《李敖全集》八册,也算是具体“成就”,事实上这全是叶圣康、林秉钦的功劳。《李敖全集》出版时,遭到官方的干扰,内情有趣,值得一述。原来国民党钳制言论自由有一特色,就是以武夫(尤其政战系统的武夫)审查书刊。按说书刊纵该审查,似乎也轮不到武夫者流来捞过界,但是国民党的武夫则不然,从外放做“大使”到内定掌华视,赳赳者天下皆是也,又何况审查书刊哉?自从在台湾写文章起,我就与国民党武夫结不解缘。国民党审查书刊,单位不少,但总其成者,则在警备总部。警备武夫皆蛮干派,武而不三思者也。他们捣我的蛋,一直藏身在暗处。
但是因缘际会,倒也有露白者二起。第一次是一九六六年警总抢劫我的告别文坛十书后,由李国瑾中校出面,与我料理后事。李国瑾是王升红人李明的弟弟,李明程度本来奇差,李国瑾更不如乃兄,且面目可憎,一如乃兄。为人又阴险讨厌,一如乃师王升。给人印象,恶劣已极。希特勒说他宁愿拔掉两颗牙齿,也不要再和佛朗哥见面,我则愿意拔掉四颗,此生再也不要遇到这种政工人员!第二次是一九八0年。那年四季出版公司准备出版《李敖全集》第一梯次六巨册。在头两册付排的时候,警备总部负责书刊审查的人,找到了四季老板叶圣康,交给他一纸书单,提醒他书单上的李敖著作不要出版,因为都是查禁在案的。并向他表示,愿意与李敖先生见个面。在叶圣康的安排下,我与这位负责书刊审查的人吃了一顿午饭。这人自称叫张烈,是位者先生。他说负责书刊审查的人多是政工干校出身的,他自己也是,但他不是干校学生,而是干校教职员,负责书刊审查的,包括警总政六处处长曹建中,都是他的学生。他说警备总部的人,没人敢跟李敖接触,他却不怕,所以特地吃饭聊聊,以减少误会。他所说的警总的人没人敢跟我接触之事,我也早有所闻,看他言之凿凿,我也笑而信之。那顿饭局,只有三个人:我、张裂和他带来的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我本以为是来“监视”他的,但是看到他们互相交换唱酬的诗稿,似乎又纯粹是他的朋友。他们把诗稿拿给我看,上面写的都是滥套的旧诗,不过令我惊讶的是:军中却也有这么以守旧的方式附庸风雅的人!一顿饭吃下来,聊得倒也毫无拘束。张烈很客气的转告军方的查禁标准,除了政治上的禁忌外,“不要提到生殖器,也不要骂孔子”。关于书单上查禁的李敖著作,因为查禁在案,书名相同的绝对不要再用、篇名也要改过。所以《李敖全集、为了减少查禁的麻烦,把《李易安再嫁了吗?)改名为“李清照再嫁了吗?”,以为掩耳盗铃;关于“不要提到生殖器”,把文中“老祖宗们生殖器崇拜(phallicism)”的字眼,改成“老祖宗们什么什么崇拜(phaiiicism)的字眼,以为掩中文不掩英文……张烈口中的这些国民党查禁标准,最令我惊异的,不是别的,反倒是他说的那几句“不要骂孔子”的道统观念,对孔子,早在几十年前的五四时代,大家就有了“骂”的自由,像《吴虞文录》等是:早在千百年前的战国时代,大家就有了“骂”的自由,像《庄子》等是。可是到了台湾,国民党却反动得连了孔子都碰不得了。这种大开倒车,倒真令人称奇呢!不过,有趣的是,这位张烈老先生本人,虽然言之谆谆,但在执行起来,却也自形藐藐。大概一顿午饭建立了他跟我的交情,几个月后,他突然打了一个电话给我,说为了金庸的书,他跟曹建中起了冲突,甚至发生了武斗,他气得不干了,现在到中国广播公司做事去了。临移交前,他把《李敖全集》全六册都放行了。所以,我如果在出书前内容有所“插播”,也没有什么关系了。我很感谢他这一“密电”。原来禁与不禁之间、找与不找麻烦之间,还可因人而异,有这么大的分寸,警总之有弹性,固似女人之裤腰带也!张烈以后,警总又藏在暗处,做“狗×衙门”——只进不出了。
照例每月查禁我的书,累积起来,有九十六册,足可进“金氏世界记录”而有余。其间叶圣康有一天碰到曹建中,曹建中跟他大骂李敖。叶圣康说:“处长对李敖恐怕有所误会,何不由我安排,见见李敖?”曹建中闻言色变,连忙摇手说:
“我才不要见他,没有人敢见他。见过他,他什么都给你写出来,你洗也洗不清!”我闻之大笑。
《李敖全集》虽然刀下余生,可是序却没有了。本来是有序的,那篇序标题《李敖全集自序》,在全集还没印好前,先发表在《四季杂志》第十期(一九八0年四月二十日)里。不料一发表后,由于措辞激烈,被查禁了,四季出版公司为了全集得以顺利出版,就在《李敖全集》前面,删除了这篇序,所以,四季版《李敖全集》,是一部没有序的大书。序和正文,身首异处,相隔千里,正像关老爷的下场一样!
我第二次政治犯出狱后,带头搞党外杂志,带领郑南榕、陈水扁等,风起云涌,跟国民党的武夫连续斗法十年之久,在斗法过程中,我甚至挖到并公布由警备总司令陈守山上将主持、由曹建中记录的“现阶段加强文化审检措施暨现存问题座谈会记录”,令他们大吃一惊,一起开会的出席人员,从国防部总政战部主任许历农上将,到国民党中央文工会主任宋楚瑜等等发言,均赫然在焉。有趣的还在后头,十多年以后,国民党从李登辉当道成主流派以后,当年当道的主流派,死的死、老的老、失势的失势、下台的下台,慢慢形成另一族群,我戏呼此辈“渐成人形族”一一原来过去做当道的主流派时,跟着主子做坏事,不成人形,现在式微了、官丢了、天良渐现,所以渐成入形了。举几个例,我曾写文章骂华视的头子武士嵩中将,一天他到我住的大楼来看我的邻居何世礼上将,电梯中碰到我,拉住我手向我表示佩服,并大骂国民党当权派,我在旁一直笑。比武士嵩更精彩的是许历农上将。
他当年做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时,是查禁李敖之流言论的主持人,固我宿敌也。不过此人人品不错,是个值得尊敬的敌人。他的毛病是头脑跟不上,以致把“救国救民”和“做蒋家鹰犬”分不开来。后来李登辉当道了,他毅然脱离国民党,加入新党,光明正大,挺身而斗,不失为一条汉子。他到我家来拜访两次,备致拳拳。一九九八年汪俊容和我同过六十二岁生日,在饭店吃饭,我的好邻居张善惠、林丽苹在座,许历农也来了。席上我说了一个故事。我说杨西崑“大使”从南非回来,一天带了一恨非洲朋友送他的雕刻精美的象牙给我,对我说:“二三十年来我一直佩服李先生,但因有公职在身,不便表达这一。佩服,现在退休了,人也快八十岁了,特地到李先生府上,送上这一纪念品,表达我二三十年来一直藏在心里的心意。”后来杨“大使”请我吃过几次饭。有一次吃饭时,他的夫人对我说:“告诉李先生一个秘密:这次选举,我们整个大楼住户,全体都会投新党的票,虽然我们现在还是国民党。”我答道:“杨‘大使’肯投新党的票,是很了不起的变化。可是容我说一句:杨‘大使’暗中投一票也只是一票而已。如果杨‘大使’肯公开站出来,像许历农那样公开站出来,以杨‘大使’的地位,登高一呼,可以为新党带来多少票呀!杨‘大使’可愿考虑考虑弃暗投明啊?”杨西良在旁听了,笑着摇手,说:“许历农那样明着干,我们可做不来。”我讲了这故事,又把话题转到汪俊容的老丈人、阮雅歌的爸爸阮成章中将身上,我说:“调查局的老人对沈之岳、阮成章前后两任局长评语是:‘沈之岳人面兽心,阮成章兽面兽心。’——因为阮成章长得浓眉凶眼、面目狰狞,所以人以兽面描写他。”我对阮雅歌说:“虽然你老太爷也和许老爹一样性好革命,但碰到李登辉而能继续革下去的将军们,今天只剩许历农啦。”这顿饭后几天,许历农夫妇请我们吃饭,阮雅歌笑着对我说:“大师呀,你要原谅我,我代你说了谎话!我爸爸躺在病床问我李敖对他的印象,我扯谎说:李敖说沈之岳人面兽心,阮成章兽面人心。我爸爸听了一直点头笑。大师呀,你可要原谅我。”我说:“等他病好了,真的能追随许老爹脱离国民党,我就真的可追认这些话啦!”-许历农的转变,使我感到:真的、真的、真的有些国民党大员,当他们不再是当道的主流派以后,他们有的真会跑来认同李敖了,他们对我“相逢一笑泯恩仇”,这种高速进步,多有趣啊!
猪猡纪
既见休罗,又见猪猡 屠刀不放,照样成佛
我在上海,因为是外地人,知道外地人常常被本地人呼为“猪猡”;我在台湾,因为是外省人,知道外省人常常被本省人呼为“猪”;几十年后,且进而演变成“中国猪”,不但猪,且有国籍矣。其实这算什么,有一种猪叫“波兰中国”(Poland China),在美国培养成功,身兼二国之名,只是“中国猪”又算老几呢?
这种以猪视人的人,其实自己正是中国古典说法中的“豕视”,自己如猪者也,并不是说这种人长得像猪,而是头脑中是猪脑,是“侏罗纪”时代的头脑。我在台湾,每每感到到处是猪脑,而我自己仿佛活在猪猡纪里,因此不论振笔为文,或登台传教,我都寓有杀猪味道,此乃愤世使然、玩世随之,不足怪也。
我李敖在猪猡纪杀猪,打遍天下无敌手,最后人见人怕鬼见愁。其实所以能如此,凭有文名是不够的,而要有骁名、有悍名,这样才能有上述效果。关于我的骁名与悍名,有一个小故事。一九九一年,活了九十六岁的青年党头子李磺死了。他死前几年,李宁访问他,回来告诉我:“李敖你可真可怕,李磺谈到你的时候,都特别把声音放低,并且面露恐惧之色。你说你李敖多可怕!”我闻之大笑。
我在文星时,刘绍唐创办《传记文学》,托高荫祖介绍,拉我写稿。因为是东北同乡,且待我甚厚,我一直以“大哥”称之。我曾写信挖苦他说,你老兄“有功有过,功在很技巧的显出了(还谈不到揭发)国民党的许多糗事;过在挟泥沙俱下,也帮国民党做了大多不实的宣传与伪证。更可怕的,是你使这些丢掉大陆的罪魁祸首们、祸国殃民的大小浑蛋们,性能在你的杂志上自我陶醉而延年益寿,我认为他们集体能晚死二十年,除了漫无心肝的先天条件外,《传记文学》和‘荣民医院,两者,是责无旁贷的”。有一次刘大哥同我聊天,提到俞济时对他说:“你们搞历史办杂志的人写得很辛苦,可是,”俞济时说着把手一挥,“都是假的!”意思是说,真的你们不知道,我们也不告诉你们。俞济时是黄埔一期的“天子门生”,且是蒋介石多年的侍卫长,独得之秘,过于他人,可是他就是不说。但他通过周之鸣,想见我一面,我拒绝了,因为我深知此辈性格,他们是不敢说真话的。后来他回我一信,回信写好,还是先向情治首长报备后才寄出来,可见此辈小心翼翼的谨慎。所以,我早就打定主意,要杀猪,得自己想办法才成。于是,前后十年之久,我用“李敖的方法”完成了这一大业。
“李敖的方法”是用第一流的历史家的训练,博览群书,比对史料,然后试图用猪脑的角度去剖析猪,以得出真相。为什么要这样怪招呢?因为国民党是浑东西,我们不可能按照正常情况来知人论事,它不是人脑的问题,而是猪脑的问题。
因此,揭发黑暗国民党必须靠细腻的分析、准确的处理和深入猪脑的植入方式才行。像我颠覆国民党比雷震他们深入多了,我根本从思想上、历史上下手。国民党怕挖屁股,因为它有烂屁股;但国民党不怕遗臭,因为它是水肥车。雷震他们总是辛苦挖烂屁股,而我则根本上推翻水肥车,证明臭大便来源必是烂屁股,于是形式上没直接挖,事实上却臭气尽出。例如我知道,要颠覆国民党必须先从它的图腾开始。孙中山、蒋介石、蒋经国,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