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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4-10李敖系列之14李敖快意恩仇录-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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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是痛苦的,毕竟我那时太年轻,没有多少力量突破环境,但我一直要突破,所以非常辛苦。如今回首前尘,我真庆幸我永远不再是中学生了。
  
  大寒纪
  
  一身惨绿,四境深蓝 我行方踽,一片大寒
  一九五四年我十九岁,以高中二年级肄业身份考大学,误入台大法律专修科,就是后来的法律系司法组。入学日期,是一九五四年九月十四日。在课堂上,我极为顽皮,喜欢挑老师的错。当时司法行政部部长林彬老师教我“刑法总则”,有一天他讲到李大钊的死,讲错了,我立予纠正,他很有雅量更正。还有一位孙嘉时老师,做过建国中学校长,人很浑,又教的是“三民主义”,更是我纠正的对象,两人甚至在课堂上吵起来。教我英文(“英美法学名著选读”)的是曹文彦老师和桂裕老师。桂裕老师学问渊博,又高寿,四十年后我办《求是报》时,还有信给我。最有趣的,是他的英文满口上海腔,并且念出的重音多于应有的重音,把自由Liberty念成“瘌屄利台”,我听了大笑,教我“中国司法组织”的是徐世贤老师,他也高寿,他一辈子做的最大好事是配合他的老师林彬创办法律专修科,一辈子做的最大坏事是提拔了一个大酷吏大浑蛋——他的女婿李元簇是也。教我“国文”的是曲颖生(显功)老师,燕京大学出身,写过《韦庄年谱》,他谦虚有礼,对我的国文程度一再赞扬,日后还请我到他家吃过饭。教我“经济学”的是王作荣老师,那时他三十二岁,初来教书,还是生手,有一次画曲线图“巷”住了,竟画不出来”。他是很有才华、也很有启发力的。表情虽然严肃得像张扑克,但也会突然笑一下。我有次劈头大声将他一军:“三民主义到底有没有缺点啊?”他应声脱口而出:“当然有啊!”
  我追问:“缺点在哪里啊?”他厉声回答:“我不敢讲啊!”然后突然笑一下,全班为之哄堂。我离台大法学院后三十四年,几次看到他早起独自快步十大马路上,风雨无阻。有一天在敦化南路和平东路口两人对面碰到,我问他还记得他有个学生叫“李敖”吗?他说,人家说李敖是他学生,没想到今天有缘重逢。后来石齐平约我们见面,自此偶相过从、吃饭聊天,我义助章孝慈举办拍卖预展那天,他还亲临送花捧场。他跟高新武他们打笔仗的时候,我还参战卫护过他。一九八九年四月四日,他有信给我:
  敖之兄:
  近因散步路线缩短至居住附近地区,难有把晤机会,甚觉怅然,承赠大著及在世界论坛报所发表之专栏,雄风依旧,文采灿然,仍有大才小用之叹也。承支持,顺致谢意。荣实无意与人争一日之短长,陆啸钊兄请代致意。荣近出版财经文存一本,错字大多,现正在改正再版中,俟出书,当奉上二位各一本,以求惠正也,即颂
  著祺
             弟 工作荣 拜 七八、四、四
  可以看出他在礼数上的周到,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十九日,他还特别下帖子,在天厨餐厅请了一桌酒席,有石齐平、傅栋成等多人,延我坐上座,因为我是他最老资格的学生。归来我有日记如下:
  工作荣请于天厨。
  王作荣对我说:“当年以为人老了那样我一定不那样。结果今天就是那样。”
  我说王老师应为支持李登辉“赎罪”。大家大笑。
  石齐平说李敖说坐牢的时间上帝不算。王说:“上帝不算?有这种好事我也去坐牢。”
  很不幸的,后来为了他支持李登辉,写了许多马屁文章,犯了我怒也犯了众怒。最后一次,我们在湖北一家春吃饭,我当面指着他说:“老师啊,请你搞清楚,现在恨你的人比恨我的还多。”此后为了我公然陆续举证指责他不该支持李登辉,两人关系疏远了。不过在他胃癌开刀时,我还是到医院看他,留名片而去。他出院后,对我敬而远之,礼数也不见了、信也不写了、饭也不吃了。师生之谊,竟为一个杂碎李登辉而绝。王作荣老师当年介绍李登辉入国民党,他们关系甚深,他告诉我一个秘密:人家说李登辉曾以《出埃及记》中摩西自比,这不是真的,因为李登辉曾告诉他:摩西其实是蒋氏父子,他们“出中国记”,来到台湾。王作荣问你不是摩西你是什么?李登辉神秘一笑,答的竟是:“我是那和华(上帝)!”
  一九九八年七月六日《商业周刊》有专文报道《李敖谈王作荣-王作荣晚节要保就得大义灭友》,其中有几段说:
  四十年前,曾经是王作荣学生的李敖对他的老师做了一番深入的剖析,他强调:“工作荣应该为过去支持理登辉而赎罪,以自己下台巡李登辉下台!”……
  虽然李登辉与王作荣渊源深厚,但是李敖却以王安石的诗勉励自己的老师:“公自平生怀直气,谁能晚节负初心。”政坛也曾流传一则笑话,保险公司对工作荣有三不保:“灭灾不保、人祸不保、晚节不保”。
  为了晚节,李敖说:“起来吧!王作荣,现在的你不是真正的王作荣,王作荣有王作荣的干法。”他以一个历史上的例子说,十二世纪时有一位英国主教名叫贝凯特,他勺国王年轻时代是酒肉朋友,也曾当过储君的家庭老师,后来国王登基,将贝凯特纳为心腹,并封为坎特伯利大主教,等于是一言九鼎的宗教头子,但是为了维护主教的权力,竞与国王闹翻了,国王干脆派人杀了他,不料却引起公愤,最后只好罚杀贝凯特的武士在他的坟前看坟,以平息众怒。李敖认为,王作荣应该要有贝凯特的骨气,为了台湾,请弹劾李登辉下台……
  李敖要求王作荣要“大义灭友”、“敢打老虎”,成为台湾第一位弹劾总统的监察院长,以留名青史,效法凯撒被刺时,他最要好的朋友、刺下最后一剑的布鲁达斯所言:“不是我爱凯撒少,而是我爱罗马多。”
  工作荣桃李满天下,可是他曾对家人说:“李敖是我眼中惟一的天才。”……
  整体而言,李敖认为工作荣“炮轰”李登辉有四大原因,首先是王作荣自己老了,再加上健康不佳,想在最后留名青史;其次是知识分子的良知在发酵,使王作荣一直处于天人交战中,深恐一世莫名毁于旦夕;再则是湖北人的凤派性格发酵;最后则是外省人给他的莫大压力……
  “有知识分子的风骨,但也有湖北人滑头的性格”,这是李敖对工作荣性格的定论。在心态上,李敖以过去对老师的尊敬,仍不忘期盼工作荣:“要以高风亮节,给李登辉难看!”
  绝不可能“又要做好官,又要做好人!”
  这是我对身为监察院长的王作荣老师的最后诤言。回想四十四年前的师生因缘,恍然如昨。被改写的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名言有道是:“吾爱柏拉图甚于余物,吾爱真理甚于吾师。”西哲风范与决绝,惟我有焉。
  我在一九五五年六月二十七日自动办理退学,那时法律专修科已确定改制司法组,但我毅然决定离开了,后来谈到台大法律系司法组,发现我的辈份甚高。“名流”中,司法组一九五六年次有苏秋镇、纪镇南、胡述兆:一九五七年次有李敖、陆啸刽;一九五八年次有吕传胜、许家深;一九五九年次有朱石炎、翁岳生;一九六0年次有张麟征、张德铭;一九六一年次有施性忠、林奇福、古登美等。
  在法律专修科那年的四月二十五日,正好是我二十岁生日,生日后两天,爸爸死了。我因反对传统“把活人弄成死人,把死人弄成鬼”式的丧礼,力持丧礼改革。台中一中我敬重的国文老师鄢曾荫先生婉为劝我说:“李敖你读书明理,按古礼,不能这样干吧?”我说:“按古礼,按《易经》是‘丧期无数’;按《墨子》是我母亲要殉葬;按《礼记》是我父亲不能火葬……今天我要真行古礼,更不得了了。”他见我学识渊博,我的礼比他还古,为之语塞。爸爸死后,有一位老先生特别奔走,料理后事,他就是人称“沈二爷”的沈铭三先生。沈二爷因为辈份是外祖父级的,我们称他“二大老爷”。他是典型的中国正派仕绅,爱护朋友,对朋友的忠心可靠,给我极深刻的印象。他跟爸爸的交情极深,他生在一八八七年(民国前二十四年,我则是民国二十四年,正好前后各二十四年),比爸爸年纪大,他对国民党来了以前的政治社会,有着微妙的眷恋。他不相信国民党,认为国民党自私、没原则、不可靠。当跟他同岁的国民党蒋介石弄出了签了《中苏友好条约》、让外蒙古独立的消息传来时候,他气愤地对爸爸说:“玑衡,你看,国民党在卖国!”后来局势逆转,国民党收缴全国黄金以发行金圆券时候,他基于对国民党的不相信,坚决不肯拿出黄金来兑换,他说他宁肯被查出来,黄金没收、人枪毙,他也不要给国民党来骗。沈二爷的不相信是正确的,金圆券很快就崩溃了,他保住了他的黄金,凭这些黄金,他有了逃难的本钱,最后逃到台湾来。爸爸死的时候,沈二爷在大热天里,四处奔走筹募“李鼎彝先生子女教育基金”,有恩于我,使我们能够完成学业,他因为是前安东省主席高惜冰的亲戚,得在彰化纱厂做个看门的小职员,八七水灾时尽忠职守,在水淹及桌的桌子上站了一天一夜。他得享大年,九十六岁才死。沈二爷没受过什么新式教育,爱看的只是一部书-明朝吕坤(新吾)的《呻吟语》。《呻吟语》是中国正人君子的教科书,在沈二爷身上,我看到了正人君子的一个典范。沈二爷使我对朋友之道,变得甚为古典,我变得喜欢交够朋友的朋友,这些朋友,都是旧式的。我对工业社会里的朋友之道一概不欣赏,我觉得那种友情现实、速成、而易消,因此我的朋友不多,我很挑剔。但成为我的朋友的,我就忠心耿耿,他们对我,也是一样。,不过随着各人际遇不同,也有的老朋友过分偏离,当然也就渐行渐远了。因此我才有一句名言:“新朋友,不交;老朋友,遇缺不补。”我对老朋友的限制名额式的珍重,由此可见。
  我是一九五五年二十岁进台大历史系一年级的。头一年误人法律专修科,原因是联考时总成绩被数学拉下来。所以这一年重考,必须加强数学分数。幸亏我台中一中的老同学胡家伦指导有方,他为我恶补一阵,结果数学考了(不如说背出了)五十九分,不但考上历史系,并且名列前茅。由于对中学教育和法律专修科的不满,考取历史系可谓一偿宿愿。
  进台大文学院的拱门,呼吸着远比中学自由的空气,我一度感到满足。可是,很快地,大学的生活使我深刻了解所谓高等教育的一面,它令人失望的程度比中等教育犹有过之,尤其是我身历其境的文法学院,其荒谬、迂腐已经到了不成样子的地步,六七个大学外文系的大一英文的教师甚至搞不清文学家萨罗扬(William Saroyan)是谁;而法律系的一些师生,却连大法官布莱克(Hugo LaFayette Black)都不知道!
  我在学院里生活,可是却对学院的空气感到十分不满,大学教育带给人们的不该是读死书、死读书、甚至读书死,它应该真正培养出一些智慧的才具,培养出一些有骨头、有判断力、有广博知识、同时又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但是,事实上,大学教育在这方面可说是失败的,大学生很少能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特立独行。他们只会抄抄笔记,背背讲义,然后走进教堂或舞会,在教堂里,他们用膝盖;在舞会里,他们用脚跟,他们的神经系统已经下降,他们不会用脑筋!
  大体说来,台大文学院四年,虽然不无阅历、不无师承、不无交游,但基本上、内心里,我是孤寂的、自负的。一方面我深感没有可被我取法的“大宗师”,一方面我又深感没有可与我并驾的“振奇人”,所以基本上,在心境上,我是一个独行者。虽然如此,我也抱着“暂与俗人偕”的态度,与人和光同尘,偶有鸿爪可记,也颇发噱:
  一、我重考改入台大文学院后,因抽签住校未中,又没钱在外祖房,只好在温州街七十三号台大第一宿舍与陆啸钊同挤一张床,虽然有时斗嘴气得不讲话,但在不讲话中,陆啸钊还是送水果给老朋友吃。陆啸钊与我交情长达四十四年,深知我为人。一九九一年十月二日他对陈良矩说:“李敖为人,绝不先向你开枪。但你先向他开枪,他就用机关枪打死你。打死以后,还要补上一阵枪。”真知我之言也。
  二、后来我分到第七宿舍,与张京育同房。张京育人还可以,但其貌不扬,像个拉三轮车的,并且愈老愈像。四十年后,他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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