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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不容易啊。她的心肠好，自己蛮困难的了，但是她还能够帮助比她更困难的人。”
我离开上海后，任佑春老人叫她女儿打电话给我：“我妈妈还有一句话没说，徐悲鸿的娘有一只眼睛是坏的，那是个好人啊。”
遗憾的是，徐悲鸿生前自述中没有母亲鲁氏的只言片语。我找不到鲁氏的照片，也找不到她的画像。似乎可以隐约感觉到，徐悲鸿的早期成长中，父亲的影响超过了母亲，而徐悲鸿不甘作为长子彻底牺牲的叛逆心态，与父母的希望值都是相冲突的。然而识字会画的父亲，让徐悲鸿感到了改变命运的可能，这是母亲做不到的。
但徐悲鸿很孝顺，他成名之后在上海安家，曾把母亲鲁氏接到上海住，只是鲁氏不习惯楼上楼下的都市生活，又回到屺亭镇老宅，直至去世。
一九○一年，徐悲鸿六岁，已经可以摇头晃脑地背几句诗文了。清廷推行新政，宣布废除科举、兴办学堂。徐达章没把长子送进新式学堂，而让他跟自己读私塾，先习文，后习画。显然，徐达章坚信天生我才必有用，要把他的一身“武艺”传给儿子。
徐悲鸿的弟媳任佑春向我叙说了许多有关徐悲鸿的趣事：
“有一次，悲鸿父亲对他讲，我要出去一趟，谁来找我，叫他留一个名。父亲出去后，有个人来了。问悲鸿，你父亲呢？悲鸿说，他不在。这个人就走了。等悲鸿父亲回来，问他有人来吗？悲鸿答：有人来的。他姓什么叫什么，悲鸿都答不出来。父亲就骂他，你这个孩子，一点不懂事。悲鸿笑笑，把手摊开。手心里画的人与来访父亲的人一模一样。
“悲鸿家隔壁邻居的老太太死掉了，家人在哭。为什么哭呢？生前没有给老太太拍个照片。悲鸿听见了，他说，不要紧，我来我来。他就画了一个老太太在河边洗衣裳。一看悲鸿画的老太太的样子，老太太的儿子说，这是我的母亲嘛，你怎么画出来的呢？悲鸿说，我经常看到她在河边洗衣服，我看见过她的样子，我就画了送过来了。
“还有一次，悲鸿父亲出去，关照悲鸿要好好读书。他等父亲一走，马上就叫许多学生来让他画，将这些学生的面孔画成小生、老生。悲鸿叫一个学生看门，当心他父亲回来。他父亲回来了，这个小孩子回来说，来了，先生来了！大家吓得不得了。大家脸上都画着大花脸。悲鸿父亲很生气，我走了，你就这种样子。回头一看，悲鸿把这些人画得真好，小生、老生都画得很好。
“悲鸿父亲知道自己的儿子有天才。从此以后，就教他画画。”
可见，像天下所有望子成龙的父亲一样，徐达章，这位普通的私塾先生，想让自己心爱的儿子有一个说得过去的前程，而这几件小事，最早让父亲看到了儿子潜藏的慧根。徐达章无疑是徐悲鸿的第一个启蒙老师。
一九○五年，十岁的徐悲鸿跟着父亲走江湖，乘船到附近的乡镇。父亲画画，儿子诗兴大发，写下一首五言绝句：“春水绿弥漫，春山秀色含，一帆风信好，舟过万重峦。”这诗出自一个少年之口，叫乡里乡亲们刮目相看。
二○○五年三月的一个上午，在南京徐悲鸿侄女徐泳雪家，她拿出不轻易示人的一卷画轴给我看。上面是徐悲鸿抄录的这首十岁诗。徐悲鸿写道：“先君率我过西至溧阳舟中小诗，忽忽三十余年 录此安弟丙子元月 悲鸿”
时隔三十二年，徐悲鸿之所以偏爱他的十岁诗，记得一字不漏，这是他对于少年生活的一种怀念，也是他给父亲交的一篇作业。
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辛亥革命推翻中国最后的封建王朝，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
徐悲鸿时年十七岁，虽然剪掉了头上的辫子，但他消瘦的肩头却是沉重的。支撑全家生计的徐达章积劳成疾，病倒在床。徐悲鸿接过了养家的担子，他到宜兴县初级女子师范、始齐小学、彭城中学应聘国画教师，都被录取了。他同时兼职，谋得三份薪水补贴家用。他的一技之长，在徐家最无奈的关头，又撑起一片天。
人生的第一个机遇也就出现在这一年。
当时，传播新思想的报刊在上海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临近上海的江南地区得风气之先，人们手中居然有了报纸。一天，少年徐悲鸿在一份《时事新报》上读到一则征稿启事，性情之下，斗胆给报社寄去一幅新近完成的大作。画题有趣，描绘了《水浒传》的一个角色，也是一出乡村舞台的戏剧画面：《时迁偷鸡》。
《时事新报》是中国最早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主办的。主持人张元济，清末秀才，一位开创中国出版业的元勋。老先生在一大堆画作来稿中，偶尔翻到了《时迁偷鸡》，觉得这幅画蛮有趣，画中的人物仿佛从《水浒传》跳到了农家的门前，乡土气息浓郁，姿态夸张而鲜活生动，竟然爱不释手，大笔一挥，给了二等奖。
这个小小奖项，在徐悲鸿一生诸多荣誉中微不足道，但它却似残夜的一道光，点亮了无名者的才华，给了这位乡村少年征服天下的极大自信。
尽管民国了，剪了辫子，父母包办的婚俗并没变。十七岁的徐悲鸿也订婚了，对方是一个未曾见面的农家女。他曾逃离家乡，徐达章抱病外出寻找，硬把他拽回家完婚。徐悲鸿婚后生有一子，取名劫生，似乎饱含着他的痛苦与愤懑。
不过，在家境贫寒的徐家看来，男大当婚，女大当嫁，长子能娶上媳妇，善莫大焉。而徐悲鸿的儿子出生，使得徐家有了第一个孙子，传宗接代有望。徐悲鸿父母做了爷爷奶奶，自然非常满足。徐达章给孙子改名吉生。
一个劫生，一个吉生，一字之别，差之千里。
对徐悲鸿的第一次婚姻，最了解的莫过于徐悲鸿弟媳任佑春，老人道出当年那对怨偶毫无感情的原因所在：“徐悲鸿十七岁那年，家里给他娶了一个姓周的老婆，徐悲鸿为什么嫌她呢？嫌她小脚，不识字，不懂事。”
徐悲鸿反抗旧式婚姻的尝试失败了。而他对父亲的不满，似乎随着两年后父亲的病逝，一起消散了。徐达章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他带着人生遗憾撒手人寰，惟一安慰就是他的儿子。儿子是父亲最好的作品。
父亲教给他的不只是画技，还有中国人历代承传的道德与人品。尽管他后来求学西方，但他尊奉的私塾教诲，就像他晚年喜欢穿的中式长袍，言谈举止间无处不在，甚至影响到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直至后来的人生轨迹。
他要带着父亲的灵魂，外出闯荡。
二 千里良驹
一九一三年深秋，十八岁的徐悲鸿毅然离开宜兴故乡，再次投奔他心目中的福地——大上海。他在内心里感到了那座中国最大都市对他的召唤。尤其是《申报》多次登出广告，上海图画美术院成立并正式招生：“专授各种西法图画及西法摄影、照相、铜板等美术，并附属英文课。讲义明显，范本精良，无论已习未习，均可报名。”
在此之前的一天，在上海美租界乍浦路的一家日本料理店，三个闯荡上海的年轻人在聚餐，摩拳擦掌地谋划生存大计。挑头的人叫邬始光，二十七岁，另外两个小兄弟，是十七岁的刘海粟与十九岁的汪亚尘。刘海粟原名刘，取意苏轼《前赤壁赋》“渺沧海之一粟”，更名海粟。汪亚尘原名汪松年，以“亚洲之尘”自诩，改名亚尘。
此时，一改中国画拜师求艺的传统做法，集体授课的美术学校已草创多处。官办的，有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国画手工科，教师是赴日习画回国的郑锦。私立的，有上海布景画传习所，主持人是学过英文与西洋画的周湘。而邬始光与刘海粟就是周湘的门徒，而汪亚尘早年喜爱绘画，后跟随浙江同乡邬始光学画。
这三个美术青年从日本料理店的后窗看出去时，不约而同地看到一张出租告示，贴在对面弄堂的墙上。他们兴奋地嚷嚷，吃过饭，就去租那间房子。因为他们谈论如何在上海立足，不如筹办一所传授绘画技艺的学校。于是，那间房子就成了上海图画美术院地址：上海美租界乍浦路８号洋房。
一身乡土味的徐悲鸿，走进上海美租界乍浦路８号洋房。他交了半年学费十八元，外加膳宿费三十元。这笔钱对于他，绝对是个大数字。然而，他失望了。虽然名称好听，却不过几间租的房子，空空如也。仅有几位敢上讲台的，只是略知一二的初学者。他气愤的是，他画的几幅画竟被拿去，当了学校教材。
于是，他在一个夜晚不告而别。如果说，他有什么收获，那就是懂得绝不能误人子弟，老师就得善待学生，这成为他的终生信条。
若干年后，徐悲鸿已是画坛翘楚，一个名叫曾今可的评论家在《刘海粟欧游作品展会序》中提到“刘海粟和徐悲鸿这对师生”，徐悲鸿当即在《申报》发表启事，说当年上海图画美术院“纯粹野鸡学校”：“今有曾某为一文，指吾为刘某之徒，不识刘某亦此野鸡学校中人否？鄙人于此野鸡学校，固不认一切人为师也。”
刘海粟在《申报》反唇相讥：“美专二十一年生徒遍海内外，影响所及，已成时代思潮，亦非一二人能以爱恶生死之。”他嘲讽徐悲鸿自命“艺术绅士”。
但刘海粟的回击，激起徐悲鸿的更大反感。《申报》新发《徐悲鸿启事》毫不客气：“汝乃不及（除非撒谎），绘画之事，容有可为，先洗俗骨，除骄气，亲有道，用苦功，待汝十年，我不诬过。（乞阅报诸公恕我放肆，罪过，罪过）”
这是徐悲鸿一生中极为罕见的勃然大怒。
对于轰动沪宁的这一场笔墨官司，拥护徐悲鸿与拥护刘海粟的人，各执一词，有不同解读。其实很简单，这两位大师立身为人的个性不同。在徐悲鸿看来，对于一个学校而言，学生有没有教材之类，并不是什么大事。而对于一个学生，尤其是家境困苦的学生，根本学不到东西，等于一次被骗的经历。
作为一个富甲一方的世家子弟，刘海粟则是另一种心态。后来邬始光退出，由刘海粟接手，继续主办上海图画美术院，又改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徐悲鸿的定语是“野鸡学校”，刘海粟却看作是以后上海美专的起点。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主教水彩画与函授的汪亚尘深感愧疚，“误人误己，两不相宜”。他在《四十自述》中说，“那时自己瞎画，还要用现在望平街一带还留着的擦笔画做范本，去教学生，连讲义都写不清楚，真是害人！”他不愿“莫名其妙地干下去”，自己赴日学画，还写信劝刘海粟也出国看看。他回国后在上海美专任教，又创办新华师范学校，亦为著名画家，培育人才无数，也是徐悲鸿终生挚友。
一九一五年，回到宜兴的徐悲鸿并没有放弃做一个画家的理想，他还得走出去。一个在上海当教授的同乡回来探亲，看到他的绘画出众大为赞叹，一口答应帮他找份工作，他便再次辞职，去上海寻找人生出路。
徜徉在黄浦江边的徐悲鸿，少年老成，踌躇满志。他的背囊里揣着砚台、毛笔和他的书画之作，长衫口袋里叮当作响的，除了几枚借来的银元，还有两枚自己亲手篆刻的方章，一枚曰“神州少年”，另一枚为“江南贫侠”。
怀抱幻想的青年贫侠，很快感受到了生活的苍凉。那个当教授的同乡虽然答应帮他找份工作，而且给当时复旦大学李登辉校长写了介绍信，李校长也答应可以考虑，谁知考虑的结果却是拒绝。其他的出路没个头绪，宜兴老家又来人捎信，说他媳妇得了病，叫他赶快回去探望。他匆匆赶回老家一趟，但并不打算就此作罢。
徐悲鸿弟媳任佑春说：“徐悲鸿回到家，他的妈妈陪媳妇到外面去看病了，不在家里。徐悲鸿买了一件皮背心带回去，和三十块钱摆在一起，他关照家里人说：我实在不能够等，有急事得到上海，我马上回去了，皮背心给老婆暖暖心，三十块钱给她去看病吧。以后徐悲鸿就回到上海，没有多少时候，他媳妇就病死了。”
乡村妻子病故不久，儿子劫生也因天花而去世。一年之间，徐悲鸿失去了他最亲近的父亲，也失去了虽然没有任何感情，却能给母亲带来安慰的妻子，还有年幼的儿子。尤其是失去父亲在艺术上的指教，让这位年轻人尝到了孤独的滋味。
无尽的痛苦之中，他将自己的名字徐寿康改名为徐悲鸿，浪漫地将自己比喻成一只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