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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的祖父或曾祖父得过这种病吧？”
“你的外祖父就是我的丈夫，他睡得好极了。我不认识你爷爷，但从你爸爸来看……”
“是呀……当然……他睡得很香。可是我已经第三夜睡不着觉了。”
“不能合眼吗？”
“能合眼，但时间不长……”
“嗯，明白了。不过对你来说，这来得太早了？”
“我知道……一般是老年人才睡不着觉，对吗？”
“关于老人们你可别瞎说！我指的是另外的事……你爱上谁了吧？可不，我记得你前几天还问过关于初恋的事儿呢。”
“我就是因为这个睡不着觉吗？……根本没影的事！我觉得有点儿不舒服……想去找医生，有人告诉我，有一位大夫，好像是位女大夫……她会给人治失眠症。我得去找她一趟。”
“近来你老是出去，”姥姥说。我倒不想限制你的自由，但是自由一般给人带来的是进步，给你却好像只会带来两分。”
“我没得过两分。”
“会得的，”姥姥说。
“由于失眠我还可能会留级！可这位女大夫的医术高极了。她在家里给人看病……而且完全免费！只要你给她写封信，哪怕就写几行字：‘感谢您救了我的外孙子！……’或者类似的话，她就会感到很高兴的。”
“你是在引诱我去冒险。但我的身子太虚了……”姥姥说着，立时在我的面前显出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 “我身体不好，没劲儿跟你扯皮。你可以去找大夫，找教授……找催眠专家！你去治病吧！恢复吧！只是别妨碍我睡觉就行，我刚吃下两片安眠药。”
“哈，也许就是你遗传给我的这个倒霉的毛病吧？”我高兴地喊了起来。
“对不起，你已经惹我讨厌了。”
姥姥像往常一样不但不打算妨碍我，还打算帮我的忙。可我还是翻来覆去，哼哼了好半天。我从床上爬起来两次，大声地喝水，好让姥姥听见，我是多么受罪。
第二天放学以后我决定去找大夫。在去汽车站的路上，我把要同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进行的谈话预先演习了一下。我在冒充某个人之前总要作一番演习。我需要事先对一切可能产生的惊奇、疑问和困惑准备好答案。
但这一次，演习明显地没有搞成功。平日我说得非常娴熟、流畅，显得特别自信的话现在听来不能令人信服，甚至显得十分荒唐。我在心里也代表谈话的对方发言。她的话越来越不客气，越来越刻薄。她已经不像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了。这场谈话还在继续。我似乎是在一旁听着这场对话——我对两个谈话人中的一位很反感：这个谈话人就是我。
“您上车吗？”我听到身后有人焦急地催促我，因为该轮到我上公共汽车了。
“不，我不上……”我说。
我勉强拖着两腿走回家去，心里是一团乱麻。我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了。为什么我不能去完成那个不久前我还认为十分成功和颇为机智的计划呢？
只是现在，过了若干年之后，我才懂得：我的童年已经逝去了，虽然儿时那固有的一套仍愿为我效劳，但我已经不能利用它了。
10
我不能欺骗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
但我还是应该向她证明，我确实信任她这个大夫，而且她能够给孩子们治病！……
过去我可能会说：“我应该豁出去一切！”现在我觉得豁出去一切的说法已经不合适了，因为正如有人说的，我的办法极为有限。在这种情况下，行动起来是比较困难的。
怎样才能既不耍花招又不骗人而达到自己的目的呢？突然间，我自己也感到吃惊：我是一个多笨的傻瓜呀！既然有一个安东在，我干吗还要在夜间去吵醒可怜的姥姥呢？确实应该把安东的害羞、优柔寡断，以至口吃都治好！而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的本行又正好是神经科大夫。她能解救我最要好的朋友！然后我们以全班的名义写信感谢她。她马上就会相信自己的力量……而这一切又都是诚实而又高尚的！
课后，我让安东留在教室里。
我对他说：“咱俩正经地谈一谈。”
“发生了什么事吗？”我的朋友关心地问。
“还没有，不过很快就会发生的！我想出了一个帮助你妈妈的办法。”
“我妈妈吗？”
我知道，安东会拒绝执行我的计划，所以我就搬出了他的妈妈。
安东坐在我们那张“应急”课桌旁，而我坐在老师的位子上。我觉得我坐在这个位子上说话会更有说服力。安东很激动，他的头发根渐渐变成了粉红色。我不打算再折磨他了，便直截了当地说：
“有一个女人能给你治病。从明天就开始治。她是一位出色的大夫。神—经—科—大—夫！你懂吗？这正是你所需要的。你会成为一个勇敢而自豪的人！往后你给妈妈带来的都会是五分。”
“我得好好想一想。这是件大事。”
“没有什么可想的。我再也不想听你结结巴巴地讲话了！我也见不得你在黑板旁边那副难为情的样子！”
“谢廖沙，谢谢你……”安东说，由于这意外的建议，他口吃得非常厉害。“但我天生就是这样的性格，大夫是治不好的……”
“你就忘了咱们的动物课老师是怎么说的了吗？！”我喊道。“有一回他说过，你的难为情是病态的。既是病态的，那就是说可以治好。这位大夫准能给你治好！然后我们就以全班的名义，用书面的形式向她表示感谢。”
“让全班的人都知道我在治病吗？……”
“好吧……要是你不愿意，就只有我知道。还有你妈妈……我们两人用书面的形式对她表示感谢！”
“一定要用书面的形式吗？”
“一定要！为了好留个纪念。”
“对不起，谢廖沙……可如果她的药不管用又怎么办呢？”
“我求你去治病……你能为我做这件事吗？”
“谢廖沙……你真要我这么做吗？你真的是在为我犯愁吗？我过去还真不知道……”
我感到有点不自在，因为我对自己最要好的朋友还不够真诚。
像往常我耍滑头那样，我的话讲得既流畅，又显得特别自信。看来，这事我办得又有些“差错”。
“可是安东确实会给治好的！”我在心中激励着自己。“那么一切都会是诚实而又高尚的了！关键是要使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也同意……”
“我有要紧事找您！”我一进门就对她说，像是请她原谅我的到来。
她没有注意到这句话，甚至对我的来意究竟是什么也没问。但是进了房间以后，她似乎是要使我抛开我那件要紧事，开口便问道：
“你是直接从学校来的吗？”
“我回了一趟家。”
“你大概想吃午饭了吧？”
“我已经吃过了……在小吃店吃的。”我不知为什么又加了一句：“这是真的！”
“在小吃店？”她惊异地说。“怎么，家里只剩下你一个人了？”
“不，我同姥姥在一起。”
“跟妈妈的妈妈吗？”
我点了点头……无论在这以前或是以后，我和她一次也没有提到过我的妈妈。我们好像是忌讳这个题目，从来没提过一次……
记得在那一刹那间，我突然希望我们以后也不要再谈父亲了。我决意把那个使我不安的问题最后弄清楚，也就是要搞清她信中那几句我所不理解的话的含义。而且我似乎也想稍微晚一点再谈自己的来意。
“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我说。“您在信里写着，爸爸不愿来就可以不来您这儿，‘像上次那样。’”
“你把那封信背下来了吗？”
“没有……我只是记住了这句话。您以前也给他写过信吗？”
她沉默了许久，仿佛下不了决心是否要回答我的问题。后来她沉思般地说道：
“假如那时谢尔盖来了，事情又会怎么样呢？也许舒里克会变成另一种样子吧？……当然，也未必。但我当时是这么认为的。这是舒里克上四年级时候的事。我记得那一天是二月十二日。几个同班同学把舒里克关了‘禁闭’。我没有追问出来，究竟是为了什么。他觉得受了委屈，一心想报仇！我们就坐在这张桌子旁吃晚饭……他向我泄露了他那些同学的一些秘密。当然罗，是一些非常可笑的男孩子的秘密。但他深信，这是一些‘可怕的秘密’。他是悄悄讲的，边讲边东张西望。……他希望我去向校长告发，好让他的朋友们受到惩罚。我那时已经在这个学校工作了，并且同校长的关系很好。现在这位校长已经不在了，他死了……但我没有答应，于是舒里克就又哭又喊，一个劲儿地央求。我心里有点害怕……我对他解释不通，也说服不了他。所以我认为，需要跟他作一次严厉的男子式的谈话。既不是同校长，也不是同老师，而只是同一个长辈，同一个男子汉谈谈。我给谢尔盖写了封信，因为我再电没有别人可写。我向他说明了全部情况。可是他没有来……我想，他大概是关心我，怕我又会像他所说的那样，让自己‘不痛快’。这是可以理解的。”
自然罗，爸爸认为到这座房子里来是不明智的，也许是对妈妈，对我的一种不诚实。
可是我上这儿来，是不是对我一家人的不诚实呢？我答不出这个问题。
我看到对面墙上挂着的爸爸的和舒里克的照片。他们并列在一起。说不定，在爸爸身上也有舒克里所说的那种禀性吧？这些想法使我感到不快，我很快把它们赶开了……
我开始想另外一些叫人高兴的事：一个人往往只会对亲近的人至少是可以信赖的人谈论他亲人的秘密。那么，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看来已开始信赖我了？……
“你就是想了解这件事吗？”她又问。“这就是你说的要紧事吗？”
“不……不是的！不是的！”我急忙说。“跟这毫不相干……我的同学安东急需治疗。正好需要找神经科大夫！他非常腼腆，谦虚……还结巴。老是得三分。虽然他功课全都会！全都会，可是一站在黑板旁边就什么也说不出来了。您懂吗？什么也答不出来！可是他妈妈对他说，要是他也不成材，她就去投河。他是个非常好的小伙子！那么谦虚……假如您能把他治好就好了！我想说的就是这么件事……”
在讲安东的时候，我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她也站起来，并且走到离我很近的地方。但她不是像眼睛近视的人平素的那样，是为了仔细看我。她走近我是为了使我能听见她说的话，因为她的声音突然变得很小，几乎像耳语一般：
“为了要离开一个人……”她不知是向爸爸，还是向舒里克点了点头——他们的照片并排挂在墙上。“为了要离开一个人，有时需要找一些虚假的借口。因为真实的理由往往太残酷了。可是为了要来，什么借口也不需要。只要来就行了……”
“哪里！哪里！安东确实非常神经质。我希望他能治好。您不相信吗？这是真的！”
“那个自然，”她轻声说道。“我们将尽力治好他……”
三年半过去了。
我对家里的人从来没说过我认识她。她也一次没问过我，是否向家里人谈起过她，谈了些什么……甚至我们家在回忆往事时我也不曾提到过她，因为我害怕会搞乱什么，害怕使妈妈难过。妈妈是幸福的，我珍视这种幸福。
我准备自己去做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所需要的一切。为爸爸做，替爸爸做……
是受责任感的驱使吗？最初是如此，后来却不是这样……“受责任感的驱使”是很响亮的词句，比“被迫”要漂亮得多，但它们的意思是差不多的。也许，一心想去保护和解救别人，这正是我已成长为男子汉的第一个征兆。一个人往往不会忘记第一个需要他帮助的人……
可是前不久……大约六个月以前，我们迁到了另一个城市，离爸爸和妈妈设计的工程更近了一些。
当我同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告别的时候，我答应每年夏天都到她那儿去。有时候，你为了要安慰一个人，会向他保证一些你后来做不到，或者几乎做不到的事……
临别时我还不知道我的新地址，于是我们商定，尼娜·格奥尔基耶芙娜把信寄到那个城市的邮政总局，作为存局待领。到了冬天，爸爸说，等我放暑假时，他和妈妈将带着我一起上南方去，去高加索，去黑海。
爸爸说：“这是你最后一个夏天。明年就该上大学了。应该养精蓄锐，把身体锻炼好！”
“最后一个夏天”——在我们家里经常重复着这几个字，以致我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