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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厚厚的垫衬,以使麻将牌倒上去时,只听见象牙块互相碰撞的闷闷的‘噗噗’声。
“打麻将时,大家都聚精会神的,没有人讲话。除了吃牌时发出的一声短促的‘碰’或‘吃’,大家都鸦雀无声,人人都想争当赢家。但打了十六圈后,我们又要饱口福了,以讨点好口彩,沾点牌运。吃完了,我们便开始天南地北地谈天,直到天亮。我们讲故事,怀恋着那过去的好时光,憧憬着将来的好时光。
“哦,那些瞎聊也真有趣,天下竟有那么多千奇百怪的事,把我们都笑个半死、一只雄鸡闯到房里,跳在一只碗顶上喔喔啼叫,然而第二天它再进屋时,已是静静地躺在那只碗里了,还有一个小姐,给两个朋友发了情书,其实,那两封信都是写给一个人的;此外,有个傻乎乎的外国婆娘在上厕所时,被一声爆竹声吓得昏了过去。
“人们指责我们每周一次的聚会。当城里众多百姓以老鼠充饥的时候——到后来,连老鼠自己都无处觅食,只能吞食垃圾——人们认为我们都中了邪了,甚至在我们自己都面临着家庭崩溃,妻离子散的阴影时,竟还有心思谈笑自若。
“其实,并不是我们对痛苦视而不见,麻木不仁。我们也在担惊受怕,我们也都有各自的痛苦。但什么叫失望?所谓失望,是对那早已不存在的东西,还期待着它回归,或者说,不过是延长着那些难以忍受的折磨。当你家的房子被烧了,连同你的父母亲,都一起烧死了,你还会想念一件挂在房子壁橱里的,你十分心爱的大衣吗?当电线杆上挂着残存的人手和人腿,饿狗满街出没,到处乱窜,它们爪子里,还拖着一只啃了一半的人手,这时,你的头脑还能保持清醒多久呢?我们扪心自问,与其悲悲切切地等死,不如快快乐乐地迎接灭亡,这又有什么错呢?
“因此,我们决定把每周一次的聚会,变成过年一样的节日,令每一周都有一个机会可以忘记过去。我们不让自己想到任何不快与忧愁,就是要吃喝玩乐,自寻快乐。我们赌钱,讲最美好的故事。每个星期,我们都期待着一次欢悦,这种期待,成了我们唯一的快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将自己的聚会命名为‘喜福会’了。”
我母亲,通常总是以乐观的口气来结束这个故事。她老爱炫耀自己的牌艺是如何高超。“我手气好,总是赢家。人家开玩笑地称我为‘贼门槛’,”她说,“我赢到手好几万呢。但我并未发财。那个时候,钞票不值钱,连草纸都不如。我曾说过,一张票面为干数的钞票,还不够揩一次屁股呢!”
我从来只认为,母亲的桂林故事,不过是个中国神话而已。故事的结局,也常常是多变的。比如那张票面上千的钞票,她说,用它买来半杯米,将米煮成一锅粥,然后用这锅粥与别人换来两只猪蹄,又再将两只猪蹄换成六只鸡蛋,六只鸡蛋后来又孵出六只小鸡……她的故事也因此不断得到发展和补充。
有天晚上,我向她要求买架半导体收音机,她没同意,于是我就生了一个钟头的闷气,一声不吭。她便说了:“你为什么总要惦记一些你从不曾拥有过的东西呢?”于是,她将桂林故事的另一个结尾给我讲开了。
“一天早上我家来了个军官,”她说,“他是来通知我立即去重庆我丈夫处。我明白他是要我离开桂林。一旦日本人打到桂林,我们这些军人家属可是没好果子吃的。可叫我怎么去重庆呢?桂林根本已不再往外地发车了。亏得那位南京小姐,她通过一个熟人,为我搞到一辆运煤的独轮小板车。
“我把行李,还有那对双胞胎孩子,都放在独轮车上。就在我推车离开桂林的第四天,桂林失守了。一路上,逃难的人群中,不时传来日本人在血洗桂林的消息,那真是太可怕了。直到桂林失守的最后一天,国民党词严义正地表示,桂林是安全的,是受国军保护的。就在当天日本兵入侵桂林后,满街还散乱地丢弃着关于报告国军大捷的号外,而它们上边,则躺满着无辜者的尸体,就像砧板上的鱼一样,横七竖八的。他们多为女人、老人和小孩,真叫人惨不忍睹。毛病就出在他们一直对国军怀着希望。结果你看,连命都丢了。听到这样的惨闻,我只是咬牙赶路,步子越迈越急。每跨一步,我就们心自问:他们是不是很笨?他们这算不算有勇气?
“我急急地往重庆方向赶路,直到车轮终于报废了,我不得不扔掉那张华丽的红木麻将台。那时连哭都顾不上了。到后来,我就将围巾结成两个吊袋环搭在肩头,两边各兜着一个孩子,两只手各提一只口袋,一边是衣服,另一边是吃食。我提着它们徒步赶路。走呀走呀,手腕处被勒得血肉模糊,鲜血顺着手腕淌到掌心,滑腻腻的令手指直打滑,我再也握不住任何东西了,于是,我松开了左手,又松开了右手……
“沿途,人人都是这样,放弃了手里最后的希望。路面犹如是珍宝砌成,价值连城。成匹成匹精美的锦缎、古书、祖宗尊像、木器家具……还有整笼的小鸭。它们起先还呷呷地叫个不休,后来,终于安静下来,最后,竟是纹丝不动了。一路上还有人们扔下的银器。但精疲力竭的人们,对这些眼睛都不扫一下,绝望的人们对什么都不会动心。最后,待抵达重庆时,我已是子然一身,两手空空然,除了套在身上的三件漂亮的绸衣。”
“子然一身?”我紧张地喘着气,怀疑着这个故事的真实性。“那……两个孩子呢?”
母亲头也不抬,干干脆脆地表示这个故事已经没有“以后”了。“你的父亲不是我的前夫,你也不是那两个孩子中的一个。”
话再说回来,今晚的喜福会活动在许家。我一进门,第一个见到的,却是我爸。“她来了,从来是不守时的。”他对众人宣布似地说。这话倒也不假,其他各位都早已到齐了。七家人家的成员,大多已七老八十了。他们缓缓地把视线转到我身上,在他们眼中,我是一个三十六岁的大孩子。
我极力让自己镇静自若。上次见到他们,还是在我母亲的葬礼上。那时我悲痛欲绝,几近不能自持。他们必定会嘀咕,我这样的一个人,怎能取代我的母亲呢?一个朋友曾跟我说过:我长得很像母亲,举止文雅,有着小姑娘般的清脆悦耳的笑声及娇嗔的睇视。有一次我羞答答地把这话告诉母亲,她却似受了侮辱般申辩着:“你与我差远了,你对我了解多少?怕百分之一都没有!那怎么可能像我呢?”她说得对。因此在喜福会,我怎能胜任做我母亲的替身呢?
“阿姨、伯伯。”我向在座的一一颔首招呼过后,并径自过去站在父亲身边。通常对这些家庭的朋友们,我都是以“叔伯姨”①相称。
爸正在看龚家最近在中国旅游的照片。“看看吧。”说着,他指着旅游团站在宽阔的石台阶上的团体照。这张相片一点也没显出什么中国的背景,倒像是在旧金山或其他什么城市照的。但父亲似只是心不在焉地粗粗浏览着这些照片。其实他从前并不是这样,他以前是很仔细很顶真的。但不知什么时候起,他变得不一样了。我想,那是因为母亲故世的缘故吧。
“看这一张。”他说着,手指着一张说明不了什么的照片。
①西方人通称先生太太。——译者注
许家的居室里,总是弥漫着一股浓重的油腻味。在小小的厨房里烹饪太多的中国菜,油气就很容易积淀起来。我至今记得,每每母亲上别人家或餐馆时,总会皱着鼻子轻声地,却又说得人人都听见:“我都觉得鼻子给油气黏住了!”
我已有好几年没上许家了。但那间起居室还是与我记忆中的一样,丝毫没有变动。自从安梅阿姨和乔治叔叔,在甘五年前从唐人街搬到这落日区后,他们便置买了一套新家具。还是那套奶黄塑料贴面,保养得还有几成新的家具。也还是那张青绿色的苏格兰布的转角长沙发,和富有殖民时期风格的桌子,是槭木质的,吊灯还是那盏有裂缝的赝品瓷器,只有那卷广东银行赠送的挂历,是每年调换的。
这些家具我都记忆犹新。因为在我们小时候,安梅阿姨从来不让我们触摸一下她的所有家具,除非上面盖着塑料布。每逢喜福会的活动日,我的父母便带我一起去许家。因为我是客人,因此我也必得看住其他的小孩子,这里有这么多的小孩子,似乎每次都会发生诸如撞疼头跌痛脚的事。
“你得管住他们,”我母亲这样对我说,其含义就是,如果有谁摔破皮,或者烫伤啦,不见了,打碎什么了,把什么给弄脏了,不管是谁,反正都是我的过失。那时,她和安梅阿姨都穿著有趣的硬邦邦的立领中国式衣衫,前胸绣着花卉,这样的衣服对真正的中国人来说,是太时髦了,而在美国的聚会上穿,又显得太古怪。那时,在母亲还未与我讲述过桂林故事时,我想象中的喜福会,是一个有着特殊仪式的社团,好比三K党的集会及电视片中印第安人出征前的典礼,反正有着一套神秘古怪的仪式。
然而今天晚上,一切都显得很平常。喜福会的阿姨都穿着长裤,配着色泽鲜艳的花衬衫和式样各异的、结实的跑鞋。我们围桌而坐,餐桌上端,垂着一盏西班牙式的枝形大吊灯。乔治叔叔戴上双光眼镜,开始宣读会议记录:
“我们账面上资金为24,825元,约每对夫妇为6206元,每人约3133元,卖出隆巴罗股票损蚀其中的6又3/4,买进一百股斯密史国际股票,这里要感谢琳达和丁童为我们吃进这批股票。喷,赤豆汤很好吃。三月份的喜福会聚会,我们不得不暂停一次。很遗憾,我们亲爱的朋友素云离开了我们,向坎宁·吴全家表示慰问。喜福会主席、书记乔治·许谨告。”
我原以为,大家会谈及一阵我母亲,念叨着她的种种好处。正因为这样,他们才让我在麻将台上替代母亲,以作为众人的一种寄托,继续母亲的得之于桂林那个暑夜的启迪。
不料,众人只是冷淡地点点头表示对合约的赞同,这其中也包括我父亲。在我,却似觉得,某些新鲜事,已填塞了母亲所留下的空缺。
这时,安梅阿姨缓缓起身去厨房准备吃食,而琳达姨,母亲最要好的朋友,则踱到那青绿色的沙发前坐下,交叠着手,看着那些还围坐在餐桌边的男人们。映映阿姨——几乎每见着她一次,就发现她增加了几条皱纹,则从编结袋里拿出一件小小的蓝衣服开始忙活了。
喜福会的叔伯们开始谈论著他们感兴趣的股票。杰克,即映姨的弟弟,颇为热衷加拿大某金矿公司发行的股票。
“这是对付通货膨胀的最好手法:刀切豆腐两面光。”他挺有权威性地说。在这些人中他的英语最好,听不出什么生硬做作之处。这些人中要数我妈的英语最糟糕,而她总强调,她的中文是众人中最好的。她会讲一口标准的国语。
“今晚还打麻将不?”我凑着映姨的耳朵大声问,她有点耳背。
“再过一会,”她说,“待午夜以后。”
“太太们,请过来一会好不好?”乔治叔叔招呼着大伙。
当大家一致同意认购加拿大金矿的股票后,我便去厨房问安梅阿姨,为什么喜福会要做股票生意。
“我们一直打麻将,赢家将钱拿进,可赢的,却总是这几个人,而输家,也老是那几个。”安梅姨说着,一边包着馄饨。她夹了一筷拌着姜丝的肉馅放在薄薄的皮子上,手指简单地一阵拨弄,这张皮子就被捏成一顶护士帽般的形状。“当有几个叉麻将的高手在场时,你就不会有好运气了。因为早在好多年以前,我们就决定投资股票市场,那可不管什么技巧,只讲运气。这一着,你妈也赞同的。”
安梅阿姨数了数堆着馄饨的盘子。她已经做了五行,每行八只。“五八得四十,八个人每人吃十只,还得做五行。”她自言自语一番后,又开始包了。“大家都变聪明了。如今,我们都能公平地平摊输赢。我们去股票市场寻觅福气,在麻将牌里寻觅乐趣。麻将台上的输赢数目很小,赢家拿进钞票,输家则拿餐桌上余下的菜肴,皆大欢喜。聪明吗?哈哈。”
安梅阿姨手下的馄饨越来越多,她做得飞快熟练,似乎根本不用费什么心思。我妈过去一直就是这样数落安梅阿姨:她从不认真思考她正在着手做的事。
“她一点不笨,”有次妈对我说,“就是没胆魄。上礼拜我帮她出了个主意,我说,我们去领事馆替你兄弟申请个身份证吧。她一听,便火烧眉毛般立时三刻就要去办。过后,却又听到她对别人抱怨着:‘谁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