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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她们的老朋友的亡灵。
因此,她们这样给我的上海姐姐们写着:“最最亲爱的女儿们,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你们,我从不放弃一丝努力,为了让我们能团聚。遗憾的只是,我们彼此等候得太长久了。现在,我把与你们失散后的我的经历,详尽地跟你们说一说。……”她们签上我母亲的名字。
待她们把一切都安排好,才跟我说起,我在上海还有两个姐姐。
“可她们还以为,来的是她们的妈妈!”我喃喃自语着。在我想象中,她们还是一对蹦蹦跳跳的十一二岁的女孩子,她们正满怀激情地等待着与母亲的重逢,然而事实上,母亲已经去世了。
“但是,你忍心在信上就跟她们说,她不能来了,她死了?”琳达姨说,“她既是她们的母亲,也是你的母亲。应该由你,把事实真相告诉她们。要知道,这么多年来,她们一直梦想着与她重逢呀!”我想她讲得是对的。
是的,我不知道,如果是母亲回去看她们,那一切会是怎样的一个场景。我也无法想象,当我与她们相遇时,一切又会怎样!她们会踞着脚尖在机场上焦虑地观望着每一个下飞机的黑头发,可我,一下子就会认出她们的。
“姐姐,姐姐!”我会用蹩脚的中国话向她们招呼着。
“妈妈呢?”她们会笑着四下寻觅着,“她藏在哪儿了?”我便只能摇摇头,告诉她们妈妈并没有藏起来。
这时,她们会指着我身边一个矮小的中国老太太——她几乎被淹没在一大堆行李之中,行李里塞满了食品、玩具、礼物……“喔,那是妈妈吧!”
我就会对她们说:“姐姐们,对不起,我是一个人来的……”然后无需我多说,她们就会明了实情了。她们会恸哭,痛苦不已,然后把我一个人扔在机场上回头走了,我只得怏怏独自一人又登机飞回旧金山。
每逢这样的幻觉一出现——她们的失望和沮丧,我总觉得受不了。我多次恳求琳达姨另外再给她们写封信告之实情。起先她不肯。
“我怎能跟她们说你母亲已死了?我不能这样写。”琳达固执己见地说。
“但我这样欺骗她们太残忍了,她们会恨死我的。”
“恨你?才不会呢,”她说,“你是她们的妹妹,她们唯一的家人,怎么会恨你呢?”
“你根本不懂。”我说。
“不懂什么?”她问。
我嗫嚅着:“她们会认为这全是我的过错,我对她的去世毫不在心。”
琳达姨被我说动了。她神情凄然地沉吟一下,就坐下花了一个小时写了长长两页的信纸,我觉得我最惧怕的事,她已替我做了,因此,当她把这封用英文写好的信交给我时,我连读一遍的心绪都没有了,只是轻声向她道了声谢。
二
窗外暮色浓了,沿铁路路轨挤满了低矮的水泥建筑物:老旧的厂房,随后,轨道像蛛网一样密集起来,只见窗外月台上,挤满了身穿灰色斜纹布西式外套的人群,偶尔点缀着几个鲜艳的身影,那多为小孩子,他们身穿粉红色、黄色、大红或桃红的衣服,另外,就是士兵身上的橄榄绿。最后火车到广州站了。
火车还没刹车,人们已迫不及待地往行李架上取行李。顿时,我头顶上沉甸甸的行李,晃来晃去,真怕给砸一下。这些行李箱,有的只是一只用绳子捆扎好几道的破纸箱,或者是塞满毛线的塑料袋,也有装满蔬菜、干菇的。然后在你推我挤之中,我们脚不沾地地随着人流移动,奇迹般地被送到海关的十二道队伍之一中,这景象令我觉得自己似乎还在旧金山三十路公共汽车上。我立时就提醒自己:这是在中国。
我拿出护照和申报单,姓上面写着“吴”,名字一栏上写着“精美”,出生地在美国加州,1951年生。我曾怀疑海关人员会承认我与护照上是同一人。照片上,我戴着假睫毛,涂着眼膏和唇膏,双颊涂着弗洛杰的腮红。可现在的我,头发汗涔涔地耷拉在额上,而且也没化妆。我没料到十月份的气温还会这样酷热。
即便没有化妆,这里的人们也永不会将我作为中国人接纳。我身高五英尺六英寸,比一般人要高出半头,母亲说过,这像我外祖父。他是北方人,可能还有蒙古血统。“那是你外祖母亲口对我说的,但现在也无法核实,他们早死了。日本人打进来时,一个炸弹掉在屋顶上,外祖父母、舅舅、舅母,全变成炮灰了。”
“可能在炸弹掉下之前,他们已离开了。”我说。
“不会的,”我妈说,“我们全家人都没能逃出这场炮火,除了你我。”
“可你怎么知道?他们中也可能有人逃出去呢。”
“不可能,”妈几乎生气了,“待我回到上海家,连房子都没有了,只剩下砖木的框架……”
在海关的小房间里,一位女办事员查看了我的文件后,扫了我一眼,飞快地往文件上盖好印,严肃地对我点点头,放我过去了。我父亲和我,走进一个挤满了人和行李的大厅,四周乱哄哄的。
“对不起!”我对一个美国人模样的旅客说,“能告诉我,哪儿能叫到出租车?”他只是咕噜了几句,听上去他像是瑞典或荷兰这一带人的口音。
突然,有人在我们身后叫着:“小雁,小雁!”只见一个老太太,提着只粉红色的塑料袋,冲着我们大声叫唤着。我父亲盯着她看了半天,然后猛地像个小男孩样蹦了起来:
“姑妈,姑妈!”
“小雁!”我的姑婆慈祥地一遍又一遍地呼唤着我父亲。
他们互相紧紧握着手——并不拥抱——只是紧紧地握着手:“看你!你都这么老了!”他们毫不掩饰自己的眼泪,哭哭笑笑的。我咬着嘴唇努力不让自己哭出声。他们的那份真挚的激动让我害怕,我不知道明天抵达上海时,会出现怎样的一幕?
姑婆笑着举起一张快照与父亲本人作着比较。出发前,父亲给她寄了张自己的照片去,她就凭着这张照片认出了父亲。本来父亲在信上就跟她讲好,我们一到广州,就会从旅馆给她打电话,可想不到,他们还是赶来接我们,我不知道,我的姐姐们会来机场接我吗。
我立时拿起一次性成像相机,给他们抢了个镜头。我抽出快照给他们,爸爸和站婆俩神色虔诚地,一人扯着张相片的一角,耐心地等着照片成像。姑婆只比爸爸大五岁,约七十七岁,却显得很苍老、干瘪,稀疏的白发,牙齿都掉光了。可我本来听好多人说过,中国女人都比实际年龄年轻。
姑婆仰头看着我,低声自语着:“长大了。”随后她往自个手肘里的塑料袋搜觅了一眼,看得出,她想着该给我一份怎样的礼物,她没料到,我已是这样大了。一对五十来岁的男女,冲上来一把握住爸爸的手,大家只是激动地“呵!呵!”再也讲不出一句话。他们是姑婆的儿子和儿媳,而他们边上另外的四个人,年龄与我不相上下,其中还有一个小女孩,约十岁左右。他们很快地一一介绍给我们,我几乎还没弄清究竟谁是谁。
姑婆与我父亲自小就讲国语,但其他人则是一口咭咭呱呱的广东话。我只听得懂国语,但却讲不好。因此只听见姑婆和我爸俩,滔滔地讲个没完。
“喔,果然如我所料,”我爸对我说,“李刚去年夏天去世了。”我不知道李刚是谁。我一下只觉得自己是个离开翻译就寸步难行的美国人。可眼下这个翻译把我甩在一边只管自己讲得痛快。
“嗨,”我对那个小女孩打了个招呼,“我是精美。”但那个女孩子只是忸怩着。我开始搜尽枯肠寻觅着可以用的广东话,但唐人街里我的中国朋友教我的广东话,尽是些骂人的粗话或者简单的用语:“好吃!”“吃起来就像扫垃圾一样。”或者“她是一个丑八怪”之类。真不管用。忽地我有了主意:我拿起这只一次成像相机对着那小姑娘扬了扬,她立时领会了,摆出一副时装模特儿的姿势,突起臀部,抬着胸部,嫣然一笑。闪光灯一亮,她就跳过来咯咯地笑着,等相片显出。
这时我们叫到了一辆出租车。在驾车去旅馆的路上,莉莉——那个女孩子,一直紧挽着我的手,始终与我在一起。
一路上,姑婆就不停地讲话,我插不上一句嘴。
“你写信说你只在这里呆一天,”姑婆正在喋喋地责怪着父亲,“一天!亏你说得出口。一天你怎么来得及去探亲访友?台山离开广州还有好几个小时的车路呢。你还说什么,到了旅馆会给我们打电话的。这简直是废话,我们家里根本没有电话。”
我的心里“咯噎”一下。我不知道,琳达姨是否也跟我的姐姐们说,我们会从旅馆给她们挂电话的?
姑婆继续责怪着我爸:“我简直急得六神无主了,拼命要我儿子给想个办法,绞尽脑汁之后,我们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从台山乘长途车到广州来接你。”
当我们的出租车在大卡车、公共汽车间左闪右躲时,我吓得气也不敢透。司机一个劲地猛揪着喇叭。只见沿路一排房屋的阳台上,晾满了衣服等物,公共汽车里人挤得满满的,连乘客的脸都紧贴在玻璃窗上了。再过去就是一群高层建筑,我想那必是广州的市中心了,远远看去,它挺像美国一般的城市,四处高楼鳞次栉比。待车速慢下来时,我才发现,沿街还有许多小店铺,里面的店堂黑魆魆的。前方有一座尚未竣工的大楼,它的脚手架仅是用竹竿和塑料绳扎成的,男女工人们就站在这样的脚手架上操作,既没戴安全帽,也没系安全带。
耳边又响起姑婆的尖叫声:“不行,如果你不回去看看我们的村子、我们的房子,那将是很失我们面子的。你不知道如今我儿子有多成功,他在自由市场上作蔬菜买卖,挣了好多钱。最近,我们造了一座三层楼房,都用的新砖,宽宽绰绰的住得很舒服,房间多得还住不过来。我们的钱越挣越多,并不是只有你们美国人才会赚钱的。”
出租车在一幢豪华的、比希尔顿还要华贵的建筑前停下。“这里是共产党中国吗?”我惊奇地差点叫了出来,随后对爸爸摇摇头,说:“一定搞错了,一定不是这家旅馆。”我连。忙拿出我们的旅游日程表和定单核对了一下,我们曾再三向举办代理人声明,我们不要住太讲究太贵的旅馆,一般三十到四十美金一晚上就很可以了。查对下来,没错,这家旅馆正是我们日程计划中预定的那一家:花园大厦。
真阔气!只见一个穿着笔挺制服的侍应生,奔过来把我们的行李搬进大厅里,只见大厅四周都是花岗岩和亮晃晃的镜子,金碧辉煌。我既担心这样豪华的旅馆的房价太高,又总想给姑婆他们显示一点美国式的阔气,因此很有点矛盾。
可待我快步走到登记处,才发现这确是我们预定好的房间,每晚三十四元。好便宜,便宜得让我不安。这时,姑婆和她的家人,则是东张西望,很为这个富丽堂皇环境惊羡。
我们的房间在十八楼。待我们全家都挤进电梯间时,连最爱讲话的姑婆都安静下来了。直等电梯到十八楼,门又启开时,她又开始讲话了。这让我感觉到,姑婆他们似还从未乘过这样长时间的电梯。
我与父亲的两间房间相邻,内部陈设也是相同:一样的地毯、窗帘和床罩,两张单人床之间是一张装有遥控板的茶几。浴室里砌着大理石墙面和地面。小冰箱里有海因坎啤酒、可口可乐和七喜,还有小瓶装的红牌威士忌和卡地朗姆,小包装的MM’S巧克力,蜜汁腰果和卡特伯雷巧克力排。我不禁又一次呼出:“这是共产党中国吗?”
这时父亲踱到我房里来,说:“姑婆他们认为我们该在这里多逗留几天,”他耸耸肩,“他们认为在这里团聚最合适,可以有更多时间谈天,而且少很多麻烦。”
“那吃饭怎么办?”我问。好久以来,我一直梦想着我的第一个纯粹中国式的宴会:雕花的冬瓜盅、叫化鸡、北京烤鸭……
父亲则拿起一本房间服务小册子,翻到菜单这一页上,点点它们,说:“喏,他们就想吃这个。”
我一看:汉堡包、法式油煎饼、苹果攀和冰激凌。
趁着姑婆他们在兜商场时,我抓紧时间淋了个热水浴。旅馆供应小包装的洗发香波。打开后,我发现它们的香味太浓,我认为,大约中国人喜欢这样。我在头发上抹了少许。
站在淋浴池里,我第一次感觉到,我似是自管自地度日,奇怪的是,我一点不觉得轻松,却感到孤独凄凉。我想到母亲所说的,如何要令我的基因复苏成中国人,对此,我仍然无法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