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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一点不笨，”有次妈对我说，“就是没胆魄。上礼拜我帮她出了个主意，我说，我们去领事馆替你兄弟申请个身份证吧。她一听，便火烧眉毛般立时三刻就要去办。过后，却又听到她对别人抱怨着：‘谁知道人家的底细？’当时那人就跟她说，她这样做，会给她在中国的兄弟惹麻烦的。他还说，美国工业联邦政府会因此把她列入某种名册里，令她以后在美国也会遭到某种麻烦。比如，他们不会让你享受房屋贷款，因为你兄弟是个共产党员。我就对她说：你怕啥。你已经有了一幢自己的房子了。但她还是胆小。”
“别看安梅阿姨整日价这般忙忙碌碌，”我妈说，“但她自己都不明白究竟在忙点啥。”
我现在看到的安梅阿姨，是个七十多岁、矮个头怄背的老太太了。她郁郁寡欢，迈着瘦骨伶仃的双腿忙碌着。她有老年妇人那种平坦而柔软的指尖。我百思不得其解，究竟安梅阿姨做了些什么，以至引起我妈对她如此苛求。其实岂止安梅阿姨，其他朋友，乃至对我爸、妈都觉得有种种的不够、缺陷和失调。她向来以“五行”的缺损来衡量周围的人。
对“五行”的理解，则是据她自己对有机化学的理解。她跟我说：
“火”太盛，则脾气大，比如我爸。妈常常要指责他抽烟的陋习，为此，常惹得爸暴跳如雷。我想现在他之所以常对妈觉得内疚，一定是自觉当时，从来没有好好听听妈憋在肚里的话。
“木”少了的人，就不大会有主见，耳朵皮太软，比如安梅阿姨。
“水”太多的人，流向也多，不易集中精力，比如像我：学了半拉子的生物，又转向艺术，随后，当上个小小的广告代理商的秘书，这时无论是我的生物课还是艺术课，都只是半途而废。而现在，又当上个自由撰稿人。
从前我从不在意她那一套，将此作为是中国人的迷信，那一套只是适合中国的社会环境。二十多岁时，我选读了心理学，我便试图说服她，不要对人太苛求，这不是一种好的教育方法。
“有一所专门研究人的心理的学校说过，”我说，“父母不要老是批评孩子，相反，却应多多鼓励他们。要知道，人们之所以起而奋之，就是为了要迎合世人的托付和期望，而当你只是一味地批评，似乎就意味着，你希望的只是失败。”
“毛病就是出在这里，”妈这样说，“你从来就起不来，懒得起而奋之，那怎么能迎合别人的托付和期望呢？”
“吃饭了。”安梅阿姨端出一锅热气腾腾的馄饨，快乐地吆喝着。桌上堆着大量的吃食，晚餐是自助餐的形式，就像桂林故事里的聚会一样。爸正在替自己夹炒面。炒面盛在一只大号的铝锅内，四围搁着小塑料包酱油，那一定是安梅阿姨从克莱门街买来的。馄饨散发着诱人的香味，面上飘着一层葱花。还有一大碟炒杂烩，带甜味的烤猪被切成硬币般大小，还有那种被我称为“手指”的好东西，一卷一卷的，面粉制的皮子很薄，里面的馅子是各不相同：有猪肉糜、牛肉糜、虾仁，还有些我叫不出名字，那是我妈常常加工的“营养口口。
这些人的吃相，可真是不大雅观！好像人人都处在饥饿状态，一个个狼吞虎咽。那烤猪肉，被他们一块接一块地送入肚中。他们与桂林的那些女人们到底不一样，他们的食品，要可口美味多了。
他们吃得很快，完了，男人们便起身离座。于是，似约法三章般，女人们留在桌子边，斯斯文文地把所剩下的佳肴吃完，然后，把碗碟端进厨房堆在水槽内，再依次洗手，她们用力地搓擦着双手。也不知是谁发起这样的仪式。我也跟着把盆碟放入水槽内，然后洗手。女人们正在谈论著龚家的这次中国之行，她们边谈边向公寓后面走去。另一间房里，喜福会的叔叔们早已在扑克桌边就座。那里原是许家四个儿子的卧室，那些寝具箱和油漆剥落的梯子至今还放在里面。乔治叔叔正在发牌，手势之熟练，就像在赌场里混迹过似的。父亲拿出黑猫牌香烟待客，自己嘴上自然也叼上一支。
我们来到后房，这以前是许家三个女孩子的卧室。我们自小一起玩耍，现在她们已各自成家，而我，又重番回到她们房里来玩耍。一切似乎都没改变，除了有一股浓重的樟脑味。我觉得，似乎罗丝、露丝和盖丽丝，立时会走进来。白色的线织床罩磨损得几乎成半透明状。那阵，罗丝和我两人常爱躺在上面边谈论著男孩子，边拨着上面的小穗子。什么都保持着原状，除了房间中央多了一只桃花心木的麻将桌。桌边是一盏黑杆落地灯。杆上挑起三盏蛋形的聚光灯泡，犹如一棵宽叶橡皮树。
并没任何人指点我：“喏，这就是你妈的位置。”然而，甚至在大家还未各就各位前，我就有一种感觉，这张靠门口的座位，就是我妈的。那是桌子的东首。
东方，是万物起始之源。我妈说过，这是太阳升起的地方，是风向的起源。
安梅阿姨在我左侧入座，然后把麻将牌往绿呢桌面上一倒，说：“洗牌。”大家伸手抹着牌，骨牌互相撞击着，发出闷闷的哗哗声。
“你的牌艺有你妈好吗？”坐在我对面的琳达阿姨，绷着脸问我。
“念大学时，我曾和几个犹太人稍稍玩过。”
“噢，犹太麻将！”她不屑地拉长着声音。“那完全不一样。”我妈也常这么说，但她从不解释为什么。
“或许今晚我不应该就上桌子，我应先在一边看看熟。”我提出来。
琳达阿姨生气了，觉得我像小孩子般不懂事：“我们总共只三个人，怎么搓？就像只台子只有三只脚，三缺一。映姨的丈夫去世了，她就叫来了她的兄弟。你父亲把你叫来，也是因为同样的道理。”
我曾问过母亲，犹太麻将和中国麻将究竟有什么不同。然而她的回答，却令我弄不清，她所指的是麻将玩法的不同，还是对中国人和犹太人本身的看法不同？
“那完全是两码事，”她用英语作着解释，“犹太麻将只需记自己手里的牌，玩犹太麻将只要用眼睛就行了。”
“至于玩中国麻将，”她说，“你必须好好动脑筋，这里非常讲究技巧，你得记住别人打出的牌。如果你根本不会出牌，那就变成像在打犹太麻将，这有啥劲？脑筋也不用动，只须冷眼看着人家出洋相。”
她这样解释，使我觉得，正像我们经常各人讲各人的，我讲我的英文，她则以她的中文作答。
我问琳达姨：“犹太麻将与中国麻将到底不一样在哪里？”
“天呀，”她做作地嗔怪着，“难道你妈从没跟你讲过？”
映姨拍拍我的手：“来，好姑娘，学着我们，喏，把牌堆成四块墙。”
我跟着映姨把牌堆起来，同时不住地偷眼注意着琳达姨，她手脚最快。我的手脚也不比别人慢。映姨开始掷骰子，琳达姨是东风，我则是北风，最下家，映姨则是南，而安梅姨是西。然后再掷骰子，根据骰子上的点数，来决定麻将列上抓牌的切割处。我开始整理我的牌：一串索子和筒子，还有好几对万子，其他零星的杂牌，是不能配上去的。
“你妈的麻将打得真好，都成专家了。”安梅姨一边笃悠悠地理着牌，一边说。每排列一张牌，她都慎重地掂量过。
现在开始了。大家一边从容地抓着牌，一边开始聊天，有一搭无一搭的。她们用她们自己特殊的语言谈天：一半是洋不洋腔不腔的英文，一半是她们自己的中国方言。映姨讲起她买了半价的毛线，好像就是街上挑来的便宜货。安梅姨则夸耀着自己给女儿露丝的小毛头织了一件这般好的小外套，“大家都以为，这是在店里买的。”她得意地说。
琳达姨则讲到，她怎样对一位售货员大光其人，因为他竟不让她退一条拉练已坏的裙子。“吃！”她一边捞进牌，一边还余怒未息地说：“我都给气死了。”
“哦，琳达，你并没有死，你还好端端地坐在麻将台边呢。”映姨挪揄着她，一边咯咯地笑着。琳达姨突的一声“碰！”然后啪啦一声，她把牌往台上一摊，“和啦！”她一边数着自己的“段头”，一边讪笑着瞥了一眼映姨。大家重番洗牌，瞬时没人讲话，一片静默，我不禁觉得有点厌烦，而且也累了。
“呵，告诉你们一件事，”映姨冷不丁开口，她的嗓门很大，把大家都吓了一跳。映姨常常就是这样让人捉摸不透，有点自说自话。妈就常这么说她：“映姨倒不是听不到什么，而是她根本难得倾听什么。”
“上礼拜六，埃默森太太的儿子给抓进去了。”映姨的口气，颇有点为自己的消息灵通而得意。“那是张太太在教堂里对我说的。说人家发现，他汽车里藏着大量电视机。”
琳达姨接口道：“哎呀，埃默森太太可是个好人呢！”言下之意，可惜摊上这么个不肖之子。现在想起来，她讲这话，也是为着顾全安梅姨的面子，不至令其大难堪。两年前，安梅姨的儿子因盗卖汽车音响而被捕。此刻安梅姨似乎正在认真琢磨什么牌，看上去挺不好受的。
“在中国，现在几乎人人都有电视机。”琳达姨换了个话题。“我们在大陆的亲戚，家家都有电视机——不单是黑白机，还有彩色和遥控的。他们什么都有，因此当我们问，需要带些什么回去时，他们则说什么都不要，只要回去看看他们就足够了。但不管怎么总得带点什么回去，比如录像机和索尼的‘行路人’，给小孩子们玩玩嘛。尽管他们说不用啦，但我想他们会喜欢的。”
可怜的安梅姨，这时更似在苦思冥想着她的牌，一个劲地挨次捏摸着她的牌。我还记得妈跟我谈起过许家三年前的中国之行，那次安梅姨几年来好容易积攒下来的两干美元，全在她娘家兄弟身上花了个精打光。我妈见识过她那沉甸甸的行李：一只箱子里塞满了各种干果和口香糖，糖衣腰果，速溶咖啡和果汁软糖。而另一只箱子则塞满了可笑的衣物，全是崭新的。有色彩鲜艳的加尼福尼亚式的海滩装，垒球帽，宽紧腰的棉布短裤，投弹手外套，斯丹福T恤和水手袜。
我妈曾劝告她：“谁要这种华而不实的玩意？他们只需要钱。”但安梅姨却说她的兄弟很穷，相比之下，她却富有多了。因此，她还是坚持带着这么一堆东西及省吃俭用攒下的两千块钱去中国了。当他们所在的旅行团最后抵达杭州时，她在宁波的全部亲友，都拥至杭州去接他们，这里不只包括安梅姨的小弟，还有弟妇的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一个远房的堂妹及堂妹夫及那妹夫的叔父，他们各自还带了岳母和孩于，甚至他们村里的那些没运气有海外关系的朋友，一大群人都拥到杭州。
正如我妈说：“安梅姨在没到中国前，曾以为她将给她弟弟带去财富和幸福，将让她弟弟在中国过上生活水平中等的好日子。然而待她回来后，则哭丧着脸说：人人都伸手向她要这要那，她是旅游团里唯一给洗劫一空而离开的一个成员。”
我母亲的估计给证实了：不会有人要那种T恤和花哨的衣服，那些糖果给抛在空中不及落下就不见了。当箱子给掏空时，那些亲戚还在一个劲问：“还有什么？还有什么？”
安梅姨和乔治叔叔被敲诈掉的不仅仅只是价值两千美元的电视机和冰箱，还有计六个人在环湖宾馆一夜的房钱，在餐厅的三桌外宾规格的筵席，以及给每位亲戚的三份特殊礼物，最后，还把五千元外汇券“借”给一个堂妹的“小叔”，他说要买一辆摩托，然而这人最后连钱带人都不见了。待第二天他们坐火车离开杭州时，许家夫妇发现，他们竟花了九千美元来应付这些亲戚。几个月后，在第一中国浸礼会的一个心情激荡的圣诞礼拜上，安梅姨作见证说：“施较之得，更令人感到幸福。”她只是以此来平衡自己受伤的内心。我妈对此也颇赞同。反正，她的老朋友安梅姨所作的施舍，已够修好几个来世了。
现在，琳达姨在麻将台上如此津津乐道地称赞着她的大陆亲友的种种通情达理之处，我想，她应该明白，这会伤了安梅姨的心的。琳达姨是在使小心眼？也许，我妈只跟我一个人讲过，有关安梅阿姨夫妇在大陆被敲竹杠的倒霉事。其他人对此，或者还蒙在鼓里呢？
“精美，你还在读书吗？”琳姨问我。
“她叫琼。她们都有美国名字。”映姨说。
“叫琼也好。”我说。我倒宁可叫琼。事实上，如今在美国出生的华裔用中国名字，倒变成时髦之举了。
“我早已不读书了，”我说，“我离开学校已有十几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