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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福会-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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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早已不读书了,”我说,“我离开学校已有十几年了。” 
  琳达姨的眉毛扬成了弓形:“可能我把其他朋友的女儿与你搞混了。”她说。但我马上觉得她在撒谎。我知道,妈肯定已跟她说过,我打算回大学读完我的学位。因为约半年前,我与妈又争辩了一次,她认为我是个失败者,一个大学的流生,坚持要我回校去把学位读到手。 
  我又一次哄了她:“你讲得对,我得考虑一下。” 
  我一直假定,我们母女间,持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即她并不真的认为我是个一事无成的失败者,而我,确也从心里觉得,要多多尊重她的见解。但今晚琳达姨又一次提醒我:我们母女俩,从来没有互相了解过。我们只是在注释着彼此的见解。可我听人耳已打了很大折扣,而母亲听入耳的,却比我说的内容要多得多……所以,她才会跟琳达姨说,我打算回学校去读个博士学位。 
  琳达姨与我妈,既是好朋友,又在明争暗斗。她们花了整整一生,拿各自的孩子攀比着。我比琳达姨的宝贝女儿薇弗莱大一个月,打从我们襁褓时代起,我们的母亲们就开始比较我们肚脐的折痕,耳垂的形状,跌破的膝盖愈合时间的长短,头发的密疏与深浅,穿破鞋子的多少……后来,就是薇弗莱的棋下得有多好,又捧回了多少奖品,多少报纸刊出了她的名字,她游览过多少城市…… 
  我妈一听琳达姨提到薇弗莱,心里就不舒坦,自觉无法与她攀比。起先,妈是挺想培养我的。她替楼下一个退休教师做清洁工,而请他做我的免费钢琴教师,并借用他的钢琴让我练琴。然而我还是成不了独奏钢琴家,哪怕在教堂的青年唱诗班上伴奏也没有资格。她将此解释为,我是个大器晚成者。比如爱因斯坦,在他发明原子弹前,大家都以为他智力迟钝。 
  这圈麻将是映姨赢了,各自数好“段头”后,又开始新的一圈。 
  “知道吗,丽娜搬到树林区了?”映姨以一种大明星的自负口气说,一边看着她的牌,似乎不过随便说说的样子,一边迅速地收敛起那副得意的笑容力图作出谦虚的姿态:“当然,这还谈不上是一流的住宅区,也不属百万级的宅第,但这总归是一笔上算的投资,好过付房租,免得不意中被某人用手指弹出去。” 
  我这下明白了,映姨的女儿丽娜,一定已把我在俄罗斯公寓——一个层次较低的宅第,被房东赶出来的事告诉她妈了。不管怎么说,丽娜和我还是朋友。我们都长大成人了,相互说了太多的悄悄话,而且,同一件事,颠来倒去要讲上好几遍。 
  “时间不早了。”当这一圈完了后,我起身说。但琳达姨却把我按四座上。 
  “再坐一会,我们再聊聊,让大家重新认识一下你。”她说,“我们已有好久没有接触了。” 
  我清楚喜福会的阿姨们的这些客套:比如心里明明希望你可以告辞了,嘴上却还一个劲地挽留你,就像现在对我这样。“不,我真的要走了,谢谢。”我说,并且很高兴自己还记得应付这种客套的惯用托词。 
  “不,一定要再坐一会,我们有要紧事要跟你说,这与你妈妈有关。”映姨的大嗓门叫住了我,其他人的神情看上去也有点尴尬,好像这并非她们的本意,要在这里,触及一个多少令人伤感的话题。 
  我坐了下来。安梅姨旋身出去一会,端来一碗花生米,随手掩上门在桌边坐下。霎时众人鸦雀无声,似乎不知该怎么打开一个话题。半天,映姨开口了:“我想,你母亲的死,是因为她冒出一个强烈的欲望。”她以不连贯的英文说着,渐渐改用中文娓娓地说开了。 
  “你妈,是个非常要强的女人。她很爱你,更甚于爱自己的生命。所以你就该明白,这样的母亲,是怎么也忘不了她另外两个孩子。她知道她们还在人世,还活着,在她去世前,她就打定主意去中国找她们。” 
  我立时想到,桂林的那对婴孩!我不是她们中之一。她们被她用吊带吊在双肩。她的另外两个女儿!瞬时我觉得自己仿佛就置身在硝烟弥漫的桂林空袭之中,我看见,两个婴孩躺在路边嗷嗷啼哭,她们吮得通红的拇指,在我眼前晃动。她们的哭声感动了路人,她们被抱走了,她们得救了。然而现在,妈妈已永远离开了我,她回中国去照看这两个孩子了!在我神情恍惚之际,远远飘来映姨的声音: 
  “……她找了多少年啦,写了一大堆信……”映姨说,“去年,她终于打听到了她们的消息,她打算马上跟你爸说……哎呀,真说不过去,哎呀,真不好受,把自己孩子活生生地扔了,难为情呀!” 
  安梅激动地打断了她:“因此,我们就按这个地址发了封信,”她说,“我们就说,你母亲,想要见见她们,现在,对方,你的姐姐们,回信来了,是你的姐姐呀,精美!” 
  我的姐姐!我机械地重复了一下。这两个字音在我,还是第一次发出。 
  安梅拿出一张薄薄的纸笺,上面整齐地由上至下,用蓝墨水写着一行中国字,中间一个字的墨水洞开来了,是眼泪吧?我用颤抖的手接过这张纸片,奇怪我的姐姐们,竟能书写如此流利的中国字,她们还能读中国字。 
  阿姨们对着我嘻嘻笑着,就像我是个死而复活的人一样。映姨又递给我另一只信封,里面是一张一千二百美元票面的支票,接受者是我。我弄糊涂了。 
  “我的姐姐给我的?”我问。 
  “哪里。”琳达姨嗔怒地说,“每年,我们将赢来的钱积起来,然后去一流的餐馆享用一顿。你母亲赢得最多,所以这里的钱多半是她赢来的,我们只添进了些许零头。这样你就可以用它作为去香港的费用,再乘火车去上海看望你的姐姐们。至于我们,实在已经吃得太多了,要减肥节食了。” 
  “去看我的姐姐。”我漠然地重复了一遍。我有点害怕这样的会面,想象不出,这将是怎样的一个场面?阿姨们编造的那个有关年终宴会的谎话,令我窘迫不已,我哭了,哭着哭着,又笑了。我见到了母亲那颗拳拳之心,但又实在对她一点也不了解。 
  “你必须去看看你的姐姐,把你母亲的死讯告诉她们。”映姨说,“然而最要紧的是,你必须告诉她们你妈的身世。对这个母亲,她们是一无所知的,但她们必须知道。” 
  “去看望她们,跟她们讲讲妈妈。”我连连点头答应,“但是……我该怎么说呢?关于妈妈,我能对她们说些什么呢?对她,我一丁点也不了解。” 
  阿姨们面面相觑了半天,好像我说了什么神志不清的话语。 
  “你,竟然一点都不了解自己的母亲?”安梅姨怀疑地嚷起来,“亏你说得出口。你必须了解自己的妈妈!” 
  “跟她们讲讲,你在这里的家,讲讲你妈,是怎么撑起这份家业的。”琳达姨给我出了个主意。 
  “还有,跟她们讲讲,你妈给你讲的那些故事,她教你的那些做人的道理,她的一部分思想,已经钻入你的脑子里了,”映姨说,“你妈,真是个能干的女人。” 
  刹那间,“跟她们说……”“跟她们讲”,就像一曲多声部合唱,直冲我的耳膜。 
  “她的能干。” 
  “她的活络。” 
  “她那能干的持家之道。” 
  “她的希望。” 
  “她烧的那一手好菜。” 
  “想想看,女儿竟然不了解自己母亲!” 
  细细想想,她们的种种叮嘱,她们对我的吃惊,其实只是,由我联想到她们自己的女儿。她们的女儿们,也像我这样,对自己母亲带至美国的准则和企望一无所知,而且漠不关心。她们发现,自己的女儿们不耐烦母亲们的汉语交谈,而当母亲们用结结巴巴的英语向她们解释,或注释某种意图时,女儿们则耻笑她们的英语,认为她们脑子不大灵活。母亲们认为是快乐和幸福的,在女儿眼中却不一定。对这些根本没见过世面的美国出生的脑袋瓜,“喜福会”三个字是空空然,毫无意义。她们无奈地看着这些女儿们长大成人,生儿育女,将来还会儿孙满堂,繁衍下去,却看不到将母亲们的准则和期待代代相传的可能和希望。 
  “我会把一切都告诉她们。”我一口答应着,然而阿姨们却以疑惑的目光看着我。 
  “我会把我所知的一切,都告诉她们。”我十分肯定地重复了一遍。 
  终于,她们渐渐漾起微笑,一边轻轻拍着我的手。虽说她们的神情看着还有点怅然,若有所失,但目光充满了期待和希望,她们相信我会兑现我所说过的话。她们还能再要求些什么?我还能再允诺些什么呢? 
  于是,又重番开始吃那酥烂的煮花生,一边开始讲述她们自己的故事;她们又变成一群年轻的姑娘,怀旧,梦想,憧憬着未来;那个宁波弟弟虽说很伤了姐姐的心,但或许他会把那九千美元连本带利还给姐姐的,这多少令她有点欣慰。某人的儿子,对立体声音响和电视机有浓烈兴趣,一旦他改邪归正,他可索性从事修理电器的事业,说不定,他还可以把这生意做到中国去。某人的女儿,她会生下个健康的婴儿……不论现实是如何千疮百孔,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则端坐在麻将桌上我母亲的位置上,那是东首,万物起源之处。 

 ——龚琳达的故事 

                  一 

  我牺牲了自己的一生,只为了履行父母许下的一个诺言。这在你,是会不以为然的。因为对你,许诺算不了什么。女儿应诺来吃饭,但如果她头疼,或者因为车塞,也或许电视正在播放一部她不愿错过的影片,这时在她,应诺,就不存在了。 
  那天你没能来,因为不愿错过那部影片,于是我也顺便看了看那影片。影片中那个美国兵,答应将来回来与那女孩子结婚的。当时她感动得哭了,他则一个劲地说:“我起誓,我起誓!亲爱的。我的诺言就是金子呀!”然后,他把她推倒在床上。但是,他却一去不复返了,他的金子,就像你吊在脖子上的那种——只有十四K。 
  对中国人说来,十四K金算不得真金。摸摸我的镯子,它们肯定是廿四K的,足赤的纯金。 
  现在再跟你讲这些,似已太迟了,已来不及再改变你,但我还是要跟你唠叨几句。因为我着实为你的孩子担心。我一直害怕著有一天,你的女儿会对我说:“外婆,谢谢你的金手镯,我会永远记住你的。”但是后来,她会把自己讲过的忘个精光,她会忘记,她曾有过一个外婆。 

                  二 

  后来,那个美国兵回家乡,向另一个女孩子求婚。那个女孩凤眼低回,满脸羞怯,因为她以前还未想到过呢。最后,她垂下双目,她明白,自己钟情他了。她答应了,于是,他们就再也不分离了。 
  但我的婚姻,却完全是另一回事。村里的媒人上门来提亲时,我还只有两岁。从来没人跟我提过这,但我却能清清楚楚记得当时的情景。那是一个炎炎的夏日,烈日烤得路面坚实干裂,尘埃滚滚。连知了都热得一个劲地疲叫。我们在果园里树阴下坐着,佣人们和哥哥们,正在忙活着摘梨子。我被抱在妈妈汗津津的怀里。这时,来了两个女人。其中一个女人的声音很奇怪,讲话时就像嘴里含着一口水似的。我长大了后才明白,这是北京口音。 
  那两个女人端详了我一番。那个北京口音的女人,淡淡地化过妆,显得很温和。然而另一个女人脸庞粗糙得就像开裂的树皮,她看看我,又看看那个北京口音的女人。 
  当然,我现在知道,那个长着树皮样脸庞的女人,是村里的媒婆。而另一位女人,就是洪太太,是那个男孩,我将受媒的之言必得嫁的那个男孩的母亲。中国人所谓的女孩子是赔钱货,其实也未必一概如此,那得取决于是怎样的女孩子。像我这样的女孩子,却是个名副其实的“千金”,犹如一块诱人的喷香的可口的甜点心那样遭人馋呢。 
  那媒婆不住地向洪太太夸耀着我:“看呀,就好比骏马配上金马鞍,多般配,真个应着门当户对这句话了。”她说着,捏着我的小手轻轻地拍着逗我,我却把她的手推开。洪太太则在一边操着浓浓的卷舌音低声咕哝了一句,认为我的脾气兴许比较倔,然而媒婆却笑着说:“哪里,哪里!看小姑娘长得多壮实,将来可就能派大用处啦,待您年老事高了,她会把你侍候得周周到到的。” 
  洪太太只是沉着脸,俯首凑着我左右端详着,似在掂估着,一旦联上这份姻亲,将是福是祸?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她当时那副神情,一对骨碌碌的睁得滚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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