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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究《中国人的生活与时尚》文本，可以发现其中不乏许地山旧作《近三百年来底中国女装》的吉光片羽；连张爱玲所绘10多幅插图，也与许文配图形式相仿。虽然当年《近三百年来底中国女装》发表时，张爱玲还是上海圣玛利亚女校的一名中学生。
许地山在燕京大学任副教授多年，后因与燕大教务长司徒雷登等人不合，而不被校方续聘，最终在胡适的引荐下，接受香港大学汉文学院教授的聘书，随即主持该院工作。他将汉文学院改为中文系，将课程设置分为文学、史学、哲学三组：文学课有诗文、词曲、小说、文学史及文学批评；史学课有朝代兴革以及政治史、文化史、宗教史；哲学课则包括中国古典经书中涉及哲学的部分，加上九流十家、道教佛教以及印度哲学。从他的新课程设置来看，大部分他都可以胜任。
就在这一年，张爱玲以远东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伦敦大学，可因当时英国正忙着与法国联合起来向德国开战，暂停接受留学生，而转由它的殖民地香港代为接受。是这样张爱玲由上海来到香港，入香港大学就读，做了许地山的学生。
许地山是我国第一个新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的12个发起人之一，在张爱玲出生的第二年便发表了短篇小说处女作《命命鸟》而引人瞩目。同年他又接连发表数篇小说，成为新文学初期颇有影响的作家。其后他连年写作不辍，计有小说、散文、诗歌、剧作、文艺评论及史传等。虽然到张爱玲入校时，许地山的文学创作已经很少，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几乎都已发表，足以令酷爱文学的张爱玲仰慕了。何况有创作经验的许地山，上起文学课来，当然要比一般无此经历的教师更有切身体会。此外还有他的丰富有趣的经历，比如在印度的所见所闻，课堂上说起来一定是非常引人入胜的。
张爱玲进入香港大学后，写了一篇《我的天才梦》，应征上海《西风》杂志创刊三周年纪念征文赛并获得荣誉奖。这篇后来成为张爱玲散文中名篇的作品的写作与投稿不知曾否受到过许地山的鼓励，但其中所显现出的文才与文采，也几乎可以表明这“文学学生”不可能不受到那“作家先生”的影响。而1941年8月许地山的突然病逝，又会使这“影响”变成一种刺激。
许地山的《近三百年来底中国女装》在天津《大公报艺术周刊》上连载时，张爱玲未必见到过。但许地山对中国服装的变迁情有独钟，而且兴趣多年不减。早在张爱玲出生的那一年就在《新社会》杂志第8号上发表了《女子底服饰》一文；10年后他收集了不少古画的影印本和照片，制作了许多卡片，打算编一部《中国服装史》；5年后又有《近三百年来底中国女装》见诸报端，也可使人对未曾面世的《中国服装史》一窥豹斑。由此深入的研究与长久不衰的兴趣，不可能不用于授课，或于授课中流露，而所开设的文化史也正合用。事实上，有材料说，许地山在港大曾以英语讲授《中国服饰史》；另据《星岛日报》报道，1939年11月（正是张爱玲入学港大不久）10日，许地山在中英文化协会发表题为《三百年来中国妇女服装》的演讲。
《中国人的生活与时尚》刊出之后数月，张爱玲接连发表了两篇小说，第二篇名叫《茉莉香片》，它的主题被认为是“寻找父亲”。而这“父亲”就有几分许地山的影子。
许地山早年受他笃信佛教的母亲的影响，后来成了一位基督徒；他曾留学美国、英国研究宗教史，归国途中又留印度研究梵文和佛学，成为一名宗教学者。在他一些文学作品中，也弥漫着浓厚的宗教气息。1944年夏秋，张爱玲在《天地》月刊上发表《中国人的宗教》一文，笔走之处，涉及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等，几乎所有的知识点都在“许氏辞典”之内，可见其师承。
许地山诙谐，在印度发现过很多有趣的事情。张爱玲与炎樱即写了许多印度人的事情，看似源于朋友炎樱，也难保不是源于许地山上课时说的故事。
俗话说“留心处处皆学问”，张爱玲甚至从童谣与文学作品中获取着装知识。她在《私语》里回忆她小时候，夏天中午穿着白地小红桃子纱短衫，红裤子，坐在板凳上，喝完六一散，唱谜语书，又读儿歌选。在她读的儿歌里，有一首就是讲穿衣颜色搭配的：“红配绿，看不足；红配紫，一泡屎。”与此相映证，她留心到《金瓶梅》里宋蕙莲的衣裙先是“屎配”：大红袄下是紫裙子。西门庆看着不顺眼，开箱找了一匹蓝绸给她做裙子。
张恨水是张爱玲喜爱的作家，她也注意到他的小说中人物的着装：“人喜欢一个女人清清爽爽穿件蓝布罩衫，于罩衫下微微露出红绸旗袍，天真老实之中带点诱惑性”。对于这一般人心目中的理想审美，张爱玲却不取，她说：“我没有资格进他的小说，也没有这志愿。”
张爱玲在《更衣记》的开头写道：“一年一度六月里晒衣裳，该是一件辉煌热闹的事吧。你在竹竿与竹竿之间走过，两边拦着绫罗绸缎的墙——那是埋在地底下的古代宫室里发掘出来的甬道。”可以想见，晒衣裳的日子正是她张爱玲的节日。她接着写道：“你把额角贴在织金的花绣上。太阳在这边的时候，将金线晒得滚烫，然而现在已经冷了。”张爱玲陶醉于衣裳的样子，宛在眼前。
后记
这本书，原本仗着自己对张爱玲作品及生平的熟悉，以为可以一蹴而就的，可是实际操作起来，花的工夫却并不少。单是为配合她的文字而收集那些绘画作品，竟比撰文还要耗费时间与脑筋。一是难寻张爱玲当年所见画册版本；二是张爱玲的眼光与常人有异，那些每种画册必选的画作往往不入她的法眼，能有幸被她点评的作品又常常为一般选集所不选。加上她之点评十分随意，有的是凭记忆事后评论，所以原画作者、题名常常不详，所以要找到张爱玲提及的画作，如同参加一场没有一道题目可以直接得出答案的考试，真的是比较费力。尽管我依恃的是一所有着徐悲鸿血统的著名高校的美术学院的藏书，可是仍不能搜收齐全。因此我不禁会想，我们或许应当庆幸张爱玲选择小说而不是教师为职业，否则她一定是位被学生骂死的老师，因为她是出偏题的高手。
王一心
2006年4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