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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将“大鼓书”归入中国通俗音乐，她对它不大喜欢：“中国的通俗音乐里，大鼓书我嫌它太像赌气，名手一口气贯串奇长的句子，脸不红，筋不爆，听众就专门要看他的脸红不红，筋爆不爆。《大西厢》费了大气力描写莺莺的思春，总觉得是京油子的耍贫嘴。”
大鼓书是过去北方比较常见的一种曲艺形式，清朝末年开始在东北地区流行。民国年间形成了奉天大鼓（也称奉调大鼓、东北大鼓）、吉林大鼓（也称东城调，流行于吉林市一带）、江北大鼓（流行于松花江以北地区，又称屯大鼓）、乐亭大鼓等几个具有地域特色的流派，一度相当盛行。
大鼓书的服装、道具、伴奏都很简单。演员的服装和说评书、相声一样，外罩一件长衫即可，早期演出也不用化妆，后来的女演员（俗称“女大鼓”）也不画浓妆，而只略施淡彩，外穿旗袍而已。道具有鼓，梨花板，弦。鼓不大，扁圆形，直径约25公分，是用牛皮或其他皮子蒙的；梨花板是一对半月形状的铜板（有的用竹板）；弦是三弦。演出时，将鼓支在几根竹棍组成的鼓架子上，演员一手击鼓、一手打板，三弦伴奏。也有的鼓也不用，一人自弹自唱，用脚打板击节，类似“单弦”的形式。其实东北大鼓书就是由“弦子书”发展而来的。
大鼓书、评书等等可以归入说唱表演艺术一类，张爱玲的小说《茉莉香片》开头的一段，就像极了说唱艺术的开篇：
我给您沏的这一壶茉莉香片，也许是太苦了一点。我将要说给您听的一段香港传奇，恐怕也是一样的苦——香港是一个华美的但是悲哀的城。
您先倒上一杯茶——当心烫！您尖着嘴轻轻吹着它。在茶烟缭绕中，您可以看见香港的公共汽车顺着柏油出道徐徐地驰下山来。开车的身后站了一个人，抱着一大捆杜鹃花。人倚在窗口，那枝枝丫丫的杜鹃花便伸到后面的一个玻璃窗外，红成一片。后面那一个座位上坐着聂传庆……
张爱玲在《谈音乐》里谈到中国的流行音乐：“从前因为大家有‘小妹妹’狂，歌星都把喉咙逼得尖而扁，无线电播音机里的《桃花江》听上去只是‘价啊价，叽价价叽家啊价……’外国人常常骇异地问中国女人的声音怎么是这样的。”
说起流行歌曲中的“小妹妹”，首先使人想到电影《马路天使》中周璇唱的插曲：“小妹妹想郎，直到今……”当然“小妹妹”这股狂风，未必是自此开始刮起的。《桃花江》由黎锦晖作词作曲，于1929年创作，被称之为“新式爱情歌曲”，由王人美、黎莉莉首唱，严华、周璇也唱过，风靡一时。歌词大意为，桃花江是美人窝，胖的也美，瘦的也俏。形式是由男女两人对唱，活泼俏皮，但不免低级趣味。其中并无“价啊价，叽价价叽家啊价”的歌词，只是由于曲调和歌者咬字的缘故才听来如此，而显然张爱玲对此不耐烦。
由中西歌唱的发音方法不同而导致欣赏习惯有异，如同中国人开始不能接受西洋唱法，看他们的歌唱家仿佛要让牙医找出龋齿似的拼命张大嘴、嘴巴张得几乎要掀到后脑勺去那样扯着脖子嘶喊觉得揪心一样，对中国的女声，外国人也一时难以接受。不只是流行歌曲，他们对京剧旦角的唱腔也觉得声音都是从肺部挣扎吐出来的，他们形容那声音听起来就像是遭到惨杀时发出的痛苦尖叫，而且那尖锐的声音如同一只坏了喉咙的猫叫。
除了民歌发声法的缘故外，“歌星都把喉咙逼得尖而扁”，当然是当时听众的趣味造成的。周璇被誉为金嗓子，可见尖而扁的嗓音真的是社会的需要。大概当时大众都喜欢“小”和“嗲”，尖细的声音近于童音，也才能嗲得起来。不光是声音，《马路天使》周璇所饰一角看上去简直就是未成年少女。而过分追求嗓音的尖而扁，已经失掉了民歌唱法甜美自然的本质，难怪使张爱玲生厌。
虽然同样是尖细的嗓子唱的《蔷薇处处开》，张爱玲对它似乎印象并不坏，说它调子悦耳，以至于怀疑是不是抄袭西洋或东洋的。《蔷薇处处开》是1942年摄制的同名影片的主题歌，由陈歌辛作词作曲，龚秋霞演唱。
有一天深夜，远处飘来跳舞厅的音乐，女人尖细的喉咙唱着：“蔷薇蔷薇处处开！”诺大的上海，没有几家人家点着灯，更显得夜的空旷。我房间里倒还没熄灯，一长排窗户，拉上了暗蓝的旧丝绒帘子，像文艺滥调里的“沉沉夜幕”。丝绒败了色的边缘被灯光喷上了灰扑扑的淡金色，帘子在大风里蓬飘，街上急急驶过一辆奇异的车，不知是不是捉强盗，“哗！哗！”锐叫，像轮船的汽笛，凄长地，“哗！哗！……哗！哗！”大海就在窗外，海船上的别离，命运性的决裂，冷到人心里去。“哗！哗！”渐渐远了。在这样凶残的，大而破的夜晚，给它到处开起蔷薇花来，是不能想象的事，然而这女人还是细声细气很乐观地说是开着的。即使不过是绸绢的蔷薇，缀在帐顶、灯罩、帽檐、袖口、鞋尖、阳伞上，那幼小的圆满也有它的可爱可亲。
这一段描写仍是《谈音乐》里的。《谈音乐》发表于1944年11月，《苦竹》的创刊号上。《苦竹》的封面是炎樱画的：满幅浓密的竹枝竹叶，一根粗壮的竹干留白，斜过画面，留白处写着一首小诗。张爱玲在《诗与胡说》中提到过这首诗：“周作人翻译的有一首著名的日本诗：‘夏日之夜，有如苦竹，竹细节密，顷刻之间，随即天明。’我劝我姑姑看一遍，我姑姑是‘轻性智识分子’的典型，她看过之后，摇摇头说不懂，随即又寻思，说：‘既然这么出名，想必总有点什么东西吧？可是也说不定。’”
就在《苦竹》创刊面世的同时，汪精卫死在日本医院里，汪伪政府破败之相凸显。而早在一年前，日本的两个欧洲盟国——德国与意大利，在欧洲战争中遭到了惨重的失败，国际法西斯联盟的败局就已经定了。原作者创作这首小诗未必是为日本投降准备的，张爱玲与姑姑谈它也显然并不是先眺到了抗战胜利的曙光。此后不久写的“蔷薇处处开”这一段，却是黎明前最黑暗的社会现实及其下的作者绝望心境的写照，但张爱玲的心情又是复杂的：黑冷的深夜与到处盛开的蔷薇构成巨大的反差，使她不禁要挖苦歌者几句；同时又因为夜太黑，心太冷，更需要慰藉，哪怕它是“幼小的”、没有生命的图案。
张爱玲在《谈音乐》里提到弹词《描金凤》：“弹词我只听见过一次，一个瘦长脸的年轻人唱《描金凤》，每隔两句，句尾就加上极其肯定的‘嗯，嗯，嗯’，每‘嗯’一下，把头摇一摇，像是咬着人的肉不放似的。对于有些听众这大约是软性刺激。”
《描金凤》是传统经典长篇弹词作品，名字又叫《错姻缘》，不知作者是谁。书成于清朝光绪之前，共有12卷，46回。有人计算过，如果按书每天演唱两小时，得70天才能唱完。
八个音符穿戴了鲜艳衣帽的个性舞蹈（2）
《描金凤》写姑苏书生徐惠兰因家贫向叔父借贷，受辱自尽。江湖术士钱志节将他救起，又将女儿钱玉翠许配给他。玉翠以家传御赐描金凤相赠，作为定情之物。后惠兰被姑母接去读书，途中救了重病的书生金继春，二人义结金兰。惠兰的表兄王云卿被人害死，惠兰被冤枉为凶手而处极刑。临刑前，继春以自己的外貌与惠兰相像，设法换出惠兰而代他去死，临刑时被绿林好汉劫走。京中大旱，钱志节应诏求雨成功，得封高官，为惠兰申冤，终于抓住真凶马寿。其后，惠兰应试，连中三元，因而得以授官，并与玉翠成婚。作品情节一波三折，十分感人。
《描金凤》演唱者的“咬肉不放”，虽然给张爱玲带来不快，但“描金凤”这个名字，却使她产生了好感。抗战胜利后，她将“描金凤”作了她在写的一部长篇小说的名字。但不知当时她有没有坚持把“咬肉”看完，不知她《描金凤》的灵感有无受弹词《描金凤》情节的启发？
张爱玲在她的两篇散文里，都提到了“苏三不要哭”，一是《中国人的宗教》：“中国人虽然考究怎样死，有些地方却又很随便，棺材头上刻着生动美丽的‘吕布戏貂婵’，大出丧的音乐队吹打着‘苏三不要哭’”；二是在《私语》里写她出生的老房子：“在阴暗交界的边缘，看得见阳光，听得见电车的铃与大减价的布店里一遍又一遍吹打着‘苏三不要哭’，在那阳光里只有昏睡。”
“苏三不要哭”是首外国歌曲，名字叫Susanna，现今通译为“苏姗娜”，早年在中国被译为“苏三不要哭”，系取歌词中的一句。这首歌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即文革结束以来，一度十分流行，而显然早在三四十年前就已经流行过。
《苏姗娜》的曲调简短，音域很窄，节奏又较快，歌词却有3段，而又有一段副歌，这些因素导致这首歌给听者以明显的重复的印象。歌曲的本身即有许多重复，若再一遍又一遍地播放，那重复就更以乘积的倍数折磨人的耳朵了。
《苏姗娜》歌词的内容，是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叙述一个来自故乡亚拉巴马的人，带着五弦琴，到路易西安那，到奥尔良，四处寻找心上的姑娘苏姗娜。他一边弹着琴，一边向路人絮絮念叨着他如何冒着夜雨上路，如何梦见含泪吃着荞麦饼的心上人，如何红日当空心却冰冷，如何为了爱情愿奉生命。歌词是伤感的，又带着为情所炙的固执。大出丧时奏它，自然是取它的伤感，布店则是取它的流行。但显然这首歌在张爱玲听来，却都是悲哀，尽管那布店的大减价也许只是促销的手段而并非生意不好。
除了散文，张爱玲在她的小说中，也不时提到音乐。比如《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一段：
“薇龙一夜也不曾合眼，才合眼便恍惚在那里试衣服，试了一件又一件，毛织品，毛茸茸的像富于挑拨性的爵士乐；厚沉沉的丝绒，像忧郁的古典化的歌剧主题歌；柔滑的软缎，像《蓝色的多瑙河》，凉阴阴地匝着人，流遍了全身。”
《创世纪》中：“……留声机就放在桌上，非常响亮地唱起了《蓝色的多瑙河》。……华尔兹的调子，摇摆着出来了，震震的大声，惊心动魄，几乎不能忍受的，感情上的蹂躏。尤其是现在，黄昏的房间，渐渐暗了下来，唱片的华美里有一点凄凉，像是酒阑人散了。……嘹亮无比的音乐只是回旋，回旋如意，有一种黑暗的热闹，简直不像人间。”
由奥地利作曲家约翰施特劳斯创作于1867年的《蓝色的多瑙河》，全称是《美丽的蓝色的多瑙河旁圆舞曲》，最初是一首声乐舞曲，后抽掉合唱，单以管弦乐器演奏获得成功。在140年的漫长岁月里，逐渐风靡全球，并且长盛不衰，成为最经典的世界名曲之一，赢得了不同国度、不同民族人民广泛的喜爱，更被本国人民引以为豪。
在维也纳，《蓝色的多瑙河》甚至被誉为“非正式的第二国歌”，显然其中不仅包含喜爱，还怀有尊敬，这与它的来历有关。1866年，普奥战争爆发，奥地利在7月中的萨多瓦战役中大败，敌人一度兵临首都维也纳城下。奥兵士气低落，维也纳人也几乎丧失了信心。曾任维也纳男声合唱协会指挥的约翰冯赫贝克深知音乐的力量，他希望用音乐来振奋人心，于是委托约翰施特劳斯，一首给人以美感与力量的伟大乐曲由此诞生。
张爱玲所说“摇摆着出来”的曲调，那是黎明的脚步，可能因挟带着的能量太过巨大而显得不稳；继而那惊心动魄的“震震的大声”，那令人“几乎不能忍受的，感情上的蹂躏”，正是力量的爆发，振聋发聩、摧枯拉朽要冲破一切的力量。
在《连环套》的开头，有一段戏院音乐会的描写，与《谈音乐》里所写交响乐似而不同，对照来看颇有意思：
“……下午的音乐会还没散场，里面金鼓齐鸣，冗长繁重的交响乐正到了最后的高潮，只听得风狂雨骤，一阵紧似一阵，天昏地暗压将下来。仿佛有百十辆火车，呜呜放着汽，开足了马力，齐齐向这边冲过来，车上满载摇旗呐喊的人，空中大放焰火，地上花炮乱飞，也不知庆祝些什么，欢喜些什么。欢喜到了极处，又有一种凶犷的悲哀，凡哑林的弦子紧紧绞着，绞着，绞得扭麻花似的，许多凡哑林出力交缠，挤榨，哗哗流下千古的哀愁；流入音乐的总汇中，便乱了头绪——作曲子的人编到末了，想是发疯了，全然没有曲调可言，只把一个个单独的小音符叮铃当啷倾倒在巨桶里，下死劲搅动着，只搅得天崩地塌，震耳欲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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